清代最有影响的词派。始倡于常州人张惠言，故名。词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在两宋达到极盛，然后由盛而衰，在元明两代跌入低谷。明末清初，词坛再度热闹起来，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派和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派，并峙争雄，各逞千秋。浙西派标举姜夔、张炎一派的清空醇雅，阳羡派推尊苏轼、辛弃疾一派的豪迈奔放。清朝前期，文网甚密，忌讳甚多，文人多噤若寒蝉，难以豪放，故浙西词派最为风靡，但后来逐渐流于枯寂，演为雕章琢句、审音守律的“小道”。到清代嘉庆年间，文网渐开，士气复兴，反映到词坛上，就是常州派的崛起。张惠言早年治经学，而常州经学家多以今文经学“经世致治”的主张相号召，后来逐渐形成与擅长考据的乾嘉学派分庭抗礼的常州学派。张惠言以这种学风来衡量当时的词风，就不能不思变革。张惠言首先推尊词体，认为词与诗同道，绝非“诗余”，他引用许慎《说文解字》对“词”字的解释：“意内而言外谓之词。”来证成其说。既然词是“意内言外”，这就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古训打通了，词体也就变得尊贵起来。其实，《说文解字》所谓“词”是词语之词，与歌词之词风马牛不相及，彼一“词”非此一“词”。这种思维模式和论证方式如果放在今天，自然非常可笑，不堪一击，但在张惠言的时代，却能令许多文人口服心服。然后，他主张词应该与《诗经》一样，要有“比兴寄托”，即用“风谣里巷、男女哀乐”的歌咏，“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但是，词为“艳科”，这有唐五代北宋词为证，张惠言要让人们接受他诗词同道的观念，就必须破除人们对词的成见。他于是编了一本《词选》，来印证他的看法。这本《词选》共选录唐五代宋词四十四家、一百一十六首，而以“花间派”宗师温庭筠一家最多，竟达十八首，仅此一点，就在当时及后代掀起了大波澜。温庭筠历来以“香艳”著称，要以他来抬高词的地位和品位，无异于以《金瓶梅》来抬高通俗小说的地位和品位一样，未免有些滑稽。但张惠言的“绝招”就在这里。既然“香艳”如温词尚有“比兴寄托”之意，其他就毋须再说。张惠言以经学家注释《诗经》中“男女之诗”的方式来“解读”温词，如谓《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为“感士不遇，篇法仿佛《长门赋》”。又以“花间派”韦庄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为“述蜀人劝留之辞”。这样一“解读”，温、韦的“艳词”便有了严肃的意义。用张惠言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重铸温、韦、周、辛之面目”。《国风》有“男女之词”，《离骚》有“香草美人”，这与后代的词有“香艳”，同为“寄托”。张惠言的主张通过这本《词选》流行开来，响应者甚多，彼此鼓吹，形成词派。其代表人物之一周济甚至认为：“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并提出“词史”一说，以与“诗史”并尊。直到近代，声势依旧不衰，被人称为晚清四大词家的谭献、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就是常州词派的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