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这时，中国正处在一个激烈变动、新旧交替，并充满着尖锐矛盾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由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社会内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化，而且在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自1840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先后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入侵等，帝国主义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深，1850年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运动；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这些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思想领域里，就产生了新学与旧学的斗争，也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的斗争。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7页)资产阶级文化与封建文化的斗争，表现在哲学战线上，就是资产阶级哲学反对封建哲学的斗争。斗争的中心，就是围绕着关于“变”或“不变”的问题而展开的。从具体内容和涉及的主要问题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以及自然科学知识，这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形态的最显著的特点。魏源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注意研究外国情况，以达到“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共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海国图志》)康有为反对旧学，提倡新学，“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于时欲辑万国文献通考，并及乐律、韵学、地图学，是时绝意试事，专精问学，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俛读仰思，日新大进。”(《康南海自编年谱》)尤其是《诸天讲》一书，受到西方自然科学的深刻影响。它不仅探讨了宇宙的生成问题，而且还介绍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和牛顿的天体力学，即“万有引力”学说。严复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认为宋明理学为“无用”之学，一方面批判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另一方面又大量翻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哲学和自然科学等著作，较系统地介绍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对当时思想界有很大影响。第二，以“变”的思想反对“不变”的观点。为了救亡图存，很多进步的思想家都主张“变”。龚自珍在发挥《周易》的“变易”思想时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龚自珍全集》第6页)梁启超认为，“凡在天地者，莫不变。”“变亦变，不变亦变”(《变法通议》)。康有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没有什么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他说：“盖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成田，历阳成湖，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进呈《俄罗斯大彼得政变记》序)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展了“变”的思想，不仅强调“变”，而且还提出“迅变”和革命，主张“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从理论上阐述了革命的必要性，对于资产阶级革命起了积极作用。第三，近代哲学还提出进化唯物论的思想，认为“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物质进化过程。孙中山根据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理论，提出世界进化经过三个时期，其一为物质进化之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之时期，其三则为人类进化之时期。“据最近科学家所考得者，则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孙中山选集第109－110页)肯定生命起源于细胞(生元)，细胞是“生物之元子”，“人身结构之精妙神奇者，生元为之也；人性之聪明知觉者，生元发之也；动植物状态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议者，生元之构造物也。”(同上)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述了地球的起源，物种的进化，以及人类的产生和发展，这是唯物主义进化的自然观。第四，提出进化论的历史观。魏源认为“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变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默觚下·治篇五》)这种今胜于古的观点，是进步的。洪秀全提出“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原道醒世训》)认为封建社会是一个“乱极”、“暗极”的社会，“乱”发展到“治”，“暗”转化为“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谭嗣同反对当时顽固派宣扬的“好古”思想，说“彼方诩于人曰‘好古’，是又大惑也已”，“古而可好，又何必为今之人哉?”(《上欧阳瓣师书》)同时提出“好新”的主张，认为只有“好新”才能兴盛，“好古”则必然衰亡。康有为依据“通三统”、“张三世”的理论，提出“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就是按照“三世说”的顺序发展，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从升平世到太平世，这是对历史进化的肯定。还把公羊“三世说”和《礼运》篇的小康大同思想结合起来，认为“三世说”的升平世正是《礼运》中所说的小康，而太平世，即是大同。这种进化论的历史观，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

近代哲学是中国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斗争的理论基础。它在继承古代哲学优秀遗产的基础上，又超出了传统古代哲学形态，成为中国哲学史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具有资产阶级哲学的性质。这种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创造了条件。在研究近代哲学时，要注意哲学思想与政治主张的紧密结合。还要注意资产阶级哲学的局限性。它的局限性，正是中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