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沈德潜

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官至礼部侍郎。著有《归愚诗文钞》五十八卷，论诗专著《说诗晬语》。曾编选《古诗源》、《唐诗别裁》等，以《古诗源》影响最大。

沈德潜的诗歌创作和他的论诗的思想基础都是强调诗的政治功利作用，他认为“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是“诗道之尊”。他在《说诗晬语》的开篇就说：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这种思想贯穿在他的一切论著中。沈德潜论诗的言论虽然并不系统，但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很高，其思想又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利益，所以很得皇帝的赏识。乾隆时代，他的诗论和创作曾风靡一时。与上述思想联系的，是他极力提倡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认为这是“诗教之本原”，他说：“诗之为教，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鱼数言，而其立言一归于温柔敦厚，无古今一也。”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主张诗歌创作要婉而不露，对封建统治者要忠厚悱恻，不宜讽刺直诘。他不仅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也以此作为审美评价的标准，评诗、选诗均体现这种指导思想。 “厚人伦，匡政治”和“温柔敦厚”的主张，其文艺美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温柔敦厚”是实现为政治目的服务的途径。象沈德潜这样把文艺只作为封建政治附庸的观点，对艺术的发展显然是有害的，实际上是在抹煞文艺的特殊性。

沈德潜论诗对文坛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格调”说。所谓格，其实是指作诗表现思想的一种模式;所谓调，是指诗的外部形式，即语言的音调。他把格调看作诗的关键。他说： “诗中韵脚，如大厦之柱石，此处不牢，倾折立见。”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总之，他把形式看成是诗歌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暴露出他的文艺思想中的形式主义倾向。

沈德潜少年受师于叶燮，他继承了叶氏关于“沿流讨源”的说法，重视诗歌发展的渊源关系。一方面他强调师古， 认为“诗不学古，谓之野体”，另一方面又象他的老师那样讲究通变。他说： “然泥古而不能通变，犹学书者但讲临摹，分寸不失……”单从理论上看，他的这种主张不无道理，但从他的学古的内容以及通变的指归来说，终不能摆脱明代七子以唐为宗的窠臼。他说：“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之复古也”。他崇奉盛唐诗，对明代前后七子的作品也大加赞扬，这些都是从他的关于文学源流得失的理论观点出发来评价的。

作为封建时代一位具有审美创作实践经验的诗人，而且身居高位，他的思想和文艺主张常常有许多矛盾之处，因此不能说沈德潜的文艺美学思想一无是处。在对待具体艺术问题上，他有许多颇为精辟的见解。比如他反对“以理语成诗”，然而又反对所谓“不涉理语”，关键是诗歌中表现的“理”应该附丽情感，使“言外有余味”，“托物连类以形之”，这样的理语也是诗的语言。此外象他的“以意运法”，重视创作主体感情活动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