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何绍基

字子贞，号东洲，晚年自号猨叟，湖南道县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曾负责福建、贵州、广东乡试;咸丰二年，为四川学政。对经史、 《说文》考订很有研究，曾校订《十三经注疏》，著有《说文段注驳正》;工于书法，得力于颜真卿，参以北魏《张玄墓志》及唐欧阳通、李邕笔法，遒劲峻拔，别具风格。文学及文学理论著作有《东洲草堂诗文集》等，是晚清宋诗运动的有力倡导者之一;诗歌主要学习苏轼、黄庭坚，进而追踪杜甫、韩愈。

他的美学标准是传统儒家的“温柔敦厚”。他说： “温柔敦厚，诗教也。此语将三百篇根柢说明，将千古做诗人用心之法道尽”。又说： “温柔敦厚乃宗旨”。他自己的写诗态度，就严格遵守这一标准。 《东洲草堂诗集·自序》说：“一切豪诞语、牢骚语、绮艳语、疵贬语，皆所不喜，亦不敢也”。在文学和诗歌理论上，他提出的中心问题是所谓诗要自得，诗贵自得。他说： “诗为心声，偶遇佳句，不是余心所欲出，或从它处听来看来的，便与我无涉”。又说：“诗是自家做的，便要说自家的话，凡可以彼此公共通融的话，都与自己无涉”。怎样获得个人的这种独特感受呢?他提出了“人与文一”的命题，即想要使自己的诗歌有自己的特点，就要使自己的诗品和人品相一致。所谓“诗文不成家，不如其已也;然家之所以成，非可于诗求之也，先学为人而已矣”。把问题归到了做人和人品，即作家的主观修养上。作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人品和修养呢?他说：“就吾性情，充以古籍，阅历事物，真我自立，绝去摹拟，大小偏正，不枉厥材，人可成矣”。提出了性情、学问、阅历三个条件，但实际上他重视性情学问而轻视阅历。他说： “作诗文必须胸有积轴，气味始能深厚，然亦须读书。看书时须从性情上体会，从古今事理上打算”。 “凡学诗者，无不知要有真性情，却不知真性情者，非到做诗时方去打算也。……若平时不知持养，临提笔时要它有性情，何尝没得几句惊心动魄的，可知道这性情不是暂时支撑门面的，就是从人借来的，算不得自己真性情也”。这里须注意，何氏的“性情”说与袁枚的“性灵”说不同：一是前者强调周、孔、程、朱的道学修养和学问功夫，后者则重视个人的性灵;二是前者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 而后者则多少继承了明代一些进步文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有反叛儒家道统的成分。

总之，何氏理论中“贵自得”和“人与文一”的命题有可取之处，但“性情”、 “学问”说又走向心性人品的修养，导致了他个人创作实践及宋诗派诗歌创作中远离社会现实，仅仅描写个人身边生活的悲欢，或者在诗歌中堆砌学问，卖弄知识这两种不好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