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观念的传承与变异

文学研究观念指的是文学研究者对文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功能等的基本看法，它实际上是研究者的文学观念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投影。就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整体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四种最基本的文学研究观念：一曰思想本位观，二曰历史本位观，三曰文化本位观，四曰文学本位观。这四种基本的文学研究观念，既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根源，也有其变化多端的时代社会因素。它们各自独特的发展变化与相互之间的交叉渗透，构成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观念丰富多彩的整体状貌，这在明代文学研究中也得到了突出的表现。

(一)思想本位观

思想本位观，指的是文学研究者从特定思想表现方式的角度来描述、阐释和评价各种文学现象，进而确认文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功能。大而别之，人们的思想本位观可以分为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相互对立的两极。从总体来看，随着19世纪末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社会思想的变迁，明代文学研究中的思想本位观在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两极中出现过几轮较大的摆动。

19世纪末，中国社会上变法改革的思潮汹涌澎湃，席卷文坛，“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等一浪高似一浪，因此社会本位成为当时人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观念。人们借助于古代文学研究，一方面发掘古代文学中的“改良”或“革命”的思想因素;一方面批判古代文学中“保守”与“专制”的陈习惰性。于是文学被定位于改造社会、宣传思想的特殊工具，文学研究成为传播思想、倡导改良的重要方式。在明代文学研究中，这种社会本位观特别表现在小说研究领域。如阿阁老人《论小说》认为，阅读《西游记》可以“精器械”、“致富强”，“保种在是，保教亦在是”^①;定一《小说丛话》认为，“《水浒》诸豪，尚不拘于世俗，而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②。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三题》把《水浒传》说成是“祖国之第一小说”，因为它是“社会小说”、“政治小说”、“伦理小说”。这一时期人们对明代小说的研究，大多包含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明确地为政治改良或政治革新服务。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个性自由、思想解放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思潮。于是个人本位一度取代社会本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新兴观念。出于“打倒孔家店”、“改造国民性”的需要，人们格外瞩目古代文学中的真性灵、真性情，格外关注古代文学中非主流的作家和作品。例如对李贽和公安派的研究就成为一时热点，发表了大批论文，嵇文甫的《左派王学》(1934)和《晚明思想史论》(1943)、容肇祖的《李卓吾评传》(1937)等著作也先后问世。这些论著创造性地提出，王阳明心学因其严厉地质疑程朱理学，体现了“自由解放的精神”，尤其是以王畿与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更将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发展到极端，形成以李贽为核心的晚明思想解放思潮，具有进步的意义。这种对晚明时期个性自由、思想解放的强调，同时波及对晚明通俗小说如《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等的研究，以及对晚明小曲、民歌的研究。如郑振铎曾撰《明代的小曲》一文，顾颉刚等曾整理出版冯梦龙的《挂枝儿》《山歌》等民歌集，力图在明代的正统诗文之外，标举民间文学独特的文化价值。

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降，先是由于救亡图存的社会危机的强大刺激，随后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输入并在50年代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于是社会本位观又重新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观念，影响极为深广。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明代思想和晚明文学研究中，思想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判断几乎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标准。如研究者有意淡化晚明思想解放思潮与王阳明心学的联系，更突出泰州学派的人民性与平民色彩，更强调李贽反封建压迫、反对道学思想的战斗精神。而以李贽、汤显祖、公安派为代表的文学革新思潮与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思潮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则或者被描述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对立与冲突，或者被描述为浪漫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对立与冲突，并追根溯源于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僵死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对立与冲突。

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兴起了波涛汹涌的改革开放思潮，个人本位观念又一度流行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在明代文学研究中，晚明主情文学思潮的流变受到了人们格外的青睐。李泽厚的 《美的历程》(1981)《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985) 两部著作，首先突出强调王阳明心学“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包含有血肉之心与个体个性，从而使之更重情感与欲望，因而“王学在历史上却成了通向思想解放的进步之道。它成为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的巨大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①。他认为，这种人文思潮在以李贽、公安派、《西游记》《金瓶梅》“三言”等为代表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中，发展成为浪漫思潮和市民文艺相结合的文艺新思潮，成为中国社会趋向近代的审美表征。受到李泽厚的影响，在明代文学研究中，人们更多地从强调个人主观、高扬人的精神力量、追求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摆脱社会伦理束缚的角度，来重新论定晚明主情文学思潮以及《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才子佳人小说戏曲等作品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可以说，古代文学研究界对晚明主情文艺思潮的热烈称扬与深入思考，成为80年代中国大陆“思想解放运动”的象征。这股思潮也波及台湾，如王鸿泰的《“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1994)，即受李泽厚观点的影响，以“天理——人欲”的辨证为内在纲领，来把握“三言二拍”所反映的思想观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对19世纪末以来的文学研究思想本位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于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两种观念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局面。如周育德《汤显祖论稿》(1991)、徐朔方新版《汤显祖年谱》(收入《晚明曲家年谱》1993)及《汤显祖评传》(1993)、郭英德《明清传奇史》(1999)等论著，都注意到汤显祖不仅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也与东林学派关系密切，因此应从个人指向与社会指向两方面来全面考察汤显祖的思想趋向及其文化追求。郭英德的《明清文学随想录》(1992)、龚鹏程的《晚明思潮》(1994)、左东岭的《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1997)和《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2000)等论著，对单纯运用社会本位观或个人本位观来阐释晚明思潮的思想走向与文化价值均感不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要在张扬情感与经世致用两个层面，同时观照晚明文学思潮的文化功能及其历史走向，并重新衡定其当代价值。

总括而言，一百多年来的明代文学研究实践告诉我们：首先，某一时期的文学研究中流行何种思想本位观，这是与特定的社会文化思潮密切相关的，文学研究观念原本就是社会文化思潮的组成部分，因此总是与社会文化思潮的其他组成部分相辅相成，相互生发。其次，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是社会本位观还是个人本位观，都有助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尤其是发掘文学作品的现实思想价值，而这种现实思想价值又往往是与当时研究者个人与研究者群体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的。第三，就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在社会本位观与个人本位观的交替抗衡中，社会本位观最终总是占据上风的，这与中国文化历来坚持以社会为本位而非以个人为本位的深远传统不无关系。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任何文学研究只有当其坚定不移地回应社会问题、奉献社会价值、发挥社会功能的时候，才能真正保证其价值含量。因此，在文学研究中，研究者即使是倡导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两种观念的渗透与融合，其内在的皈依仍然是社会本位而不是个人本位。

(二)历史本位观

历史本位观，指的是文学研究者从具体历史构成方式的角度，来描述、阐释和评价各种文学现象，进而确认文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功能。文学史首先是历史，文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历史上的文学现象，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历史本位观又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历史上的文学现象等同于其他历史现象，不仅要求从文学作品中发掘历史史料，甚至将文学作品等同于历史史料，而且倡导以历史研究的规范、准则、兴趣等来研究文学。

自从孟子首倡“知人论世”以后，经过后人的附会、阐释与运用，“知人论世”的历史读解方式，就成为研究文学的一种基本的传统范式。这一传统范式在20世纪初又由梁启超、胡适等人发展出实际的“史传批评”方法，并进而由茅盾、李长之等人凝固为特定的批评程式，即“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特征”的三步论证法^①。这不仅构成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以来许多中国古代文学史著作固定的写作模式，而且“其人其诗”或“其人其文”之类的研究也成为许多著作或论文习用的惯常路数。古代文学研究者习惯于从研究作者的“生平背景”与“思想人格”入手，认为作家的生活背景、生平经历或思想人格会直接构成或影响作品的表现及其价值，因此他们往往采用了“循环阐释”的方法，以文论人、以人解文，力图还原历史的“人”和历史的“文”。

在历史本位观的指导下，20世纪以来，考证、叙述作家生平、交游、著述等方面的论文、评传、年谱等，在明代文学研究中极为流行。在最近20年的明代文学研究著作中，如任访秋《袁中郎研究》(1983)、朱东润《陈子龙及其时代》(1984)、吴金娥《唐荆川先生研究》(1986)、许建崑《李攀龙文学研究》(1987)、周育德《汤显祖论稿》(1991)、黄芝冈《汤显祖编年评传》(1992)、陆树仑《冯梦龙散论》(1993)、周群《袁宏道评传》(1999)、沈新林《归有光评传·年谱》(2000)、张梦新《茅坤研究》(2001)、冯保善《凌濛初论》(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2)、聂付生《冯梦龙研究》(2002)、郑利华《王世贞研究》(2002)、胡益民《张岱研究》(2002)等，基本上都体现出这种历史本位观。而大多数中国文学史著作，在论及明代文学时，也都不约而同地采用这种历史本位观，从时代背景的论述切入，勾勒作家的生平事迹和思想特征，进而分析其文学作品。

以历史本位观为指导的作家作品研究，大多将文学家还原为历史人物进行研究，将文学作品比附成历史史料进行解析，就其实质而言，是历史研究而非文学研究;它们与其他历史研究的区别，只不过是以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为对象的历史研究。应该说，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上述这些研究著作无疑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然而，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既然是风采卓绝、个性独特的文学家，就不能简单地把他等同于一般历史人物来进行历史研究，研究目的也不在于重现历史。在考证、叙述文学家的生平、交游之后，亦即在复原文学家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之后，我们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文学方面，或重点剖析文学家的艺术独创性、文学观念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或重点挖掘文学家心灵深处、情感深处最为独特的亮点，或揭示文学家人生遭际所显示的文化意义等等。因为文学家毕竟不是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因为在文学家的艺术世界里，一定还存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影响所不及，只属于其心灵幻想世界的东西。总之，文学史研究中的作家研究不必仅仅囿于历史本位观，拘此一格。如何根据作家自身特点选取研究重点和研究范式，把历史文化环境和个人心灵心理相结合，把外在的(看得到的一面)和内在的(看不到的一面)相贯通?这应该是今后明代文学作家研究中应当迫切思考的问题。

(三)文化本位观

文化本位观，指的是文学研究者从社会文化组成部分的角度，来描述、阐释和评价各种文学现象，进而确认文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功能。持文化本位观的文学研究者，不仅倡导从广阔的文化领域研究文学，而且要求把文学作为文化的审美映象，探讨文学现象的文化内涵、文化意义，既从文化看文学，也从文学看文化。从文化本位观切入文学研究，举凡政治制度与文学、经济发展与文学、宗教与文学、学术与文学、民俗与文学、社会生活与文学、艺术与文学、地域文化与文学等等，都可以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成为文学研究的价值指向。

在明代文学研究中，持文化本位观的论著成果甚丰。仅以最近十多年里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和未出版的博士论文为例，关于文学与社会的，有陈广宏《明代福建地区城市生活与文学》(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0)、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1992)、郑利华 《明代中期文学演进与城市形态》(1995)、傅惠生《宋明之际的社会心理与小说》(1997)、金孝真《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江南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0)、张文珍《明末清初通俗小说与社会》(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1)、吴秀华《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2002)等。关于文学与政治的，有徐中伟《三国演义与封建政治》(山东大学博士论文，1990)等。关于文学与士人的，有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1988)、夏咸淳《晚明士风与文学》(1994)、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1997)、李京圭《明代文人结社运动之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博士论文，1989)、史小军《复古与新变——明代文人心态史》(2001)、费振钟《堕落时代》(2002)等。关于文学与学术的，有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1989)、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1997)、杨晋龙《明代诗经学研究》(台湾大学博士论文，1997)、安赞淳《明代理学家文学理论研究》(台湾大学博士论文，1999)、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1999)、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2000)、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2001)、雍繁星《从理学到文学： 明代理学与文学内在关系的一种考察》(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2)、宋克夫与韩晓《心学与文学论稿》(2002)等。关于文学与宗教的，有邱敏捷的 《参禅与念佛——晚明袁宏道的佛教思想》(1993)、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1997)、余岢与解庆兰《金瓶梅与佛道》(1998)、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2000)、宋珂君 《明代宗教小说中的佛教 “修行”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1)等，此外还有华裔学者廖肇亨在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撰写的博士论文《明末清初的文艺思潮与佛教》(2001)。关于文学与总体文化的，有王齐洲 《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1991、2000)、吴圣昔《明清小说与中国文化》(1991)、何香久《金瓶梅与中国文化》(1995)、郑培凯《汤显祖与晚明文化》(1995)、王宜庭《红颜祸水：<水浒传><金瓶梅> 女性形象的文化思考》(1996)、尹恭弘《<金瓶梅>与晚明文化——<金瓶梅>作为“笑”书的文化考察》(1997) 和 《小品高潮与晚明文化——晚明小品七十三家评述》(2001)等。

以李泽厚《美的历程》(1984)开其端，有的明代文学研究者还从对中国古代文化总体走向的思考出发，以审美思潮的流变为中介，描述明代文学思潮或文学体裁的发展演变状貌，并揭示其中含蕴的历史规律和文化价值。陆续出版的著作有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1992)和《明清传奇史》(1999)、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1996)、吴建国《雅俗之间的徘徊——16至18世纪文化思潮与通俗文学创作》(1999)、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2001)等。

正如龚鹏程所指出的，由于“在台湾的学科建置中，从事文学研究者，只在中国文学系……可是中国文学系实质上乃是国学系，以宏扬中华文化，为往圣继绝学为己任”。因此，“台湾的中国文学研究是与它对中华文化之关怀分不开的，并非单纯只是文学研究”。“中文系出身的学者，在研究文学时，习惯从大的文化角度看文学，会讨论作者之心志性情、价值理念、道德态度、创作之时代、社会、文化状况等，经史小学乃至诸子学理学之知识，亦对他们的文学解析颇有助益”。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所论大抵也常是 ‘诗外别有事在’，会申论到中国人文化心灵的层次”，“致力于发掘‘中国性’ ”，“刻意彰明中华文化之精神价值”^①。因此在文化背景中论述文学，或通过文学以论社会文化，在台湾的明代文学研究中也屡有所见。如在1999年台湾政治大学举办的“明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和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的“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国际学术会议，不少论文即以文士与民间、男性与女性、雅与俗、中原与异域等文化构建模式，企图透过文本分析去论述社会文化，以打通文学的内在研究与外缘研究。

日本的一些中国文学研究者也倾向于运用文化本位观研究明代文学。如中野美代子《孙悟空的诞生——猴子的民间故事学和<西游记>》(1979)《<西游记>的秘密——道士和炼丹术的象征意义》(1984)^②、内山千野《明代文人论》(1986)、小川阳一《以日用杂书为据的明清小说研究》(1995)、大木康《明末落第文人——冯梦龙和苏州文化》(1995)、入谷仙介《西游记的神话学》(1998)、田仲一成《明清戏曲——江南宗族社会的表象》(2000)、小松谦《中国历史小说研究》(2001)等论著，其研究的旨趣都在于从明代作家作品研究中，深入发掘中国文化的底蕴。

文学研究的文化本位观无疑有其合理性和适用性，因为文学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无法脱离社会文化而独立存在，因而文学研究者也无法脱离社会文化来判断文学的价值，描述文学的走向。但是，文学能为社会文化提供哪些其他意识形态所不能提供的东西?文学自身深层的文化意义何在?文学自身的文化个性何在?文学在整个社会文化场中怎样发挥它独特的磁力，又怎样与其他意识形态进行深层互动?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进行文学的文化本位研究时不可不注意的问题。

作为文化本位观的支流，近二十年来，在明代文学研究中还有一种实用文化本位观值得特别注意。这种实用文化本位观突出表现为对明代章回小说进行应用型的研究。其中以 《三国演义》尤为典型，如三国与谋略、三国与人才、三国与情商、三国与经商、三国与管理、三国与为人处世、三国与军事科学等等方面，都有著作问世，可谓洋洋大观。而且近年来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先后出版了冯子礼与宋智《三国演义启示录》(1997)、李炳彦与孙兢《<三国演义>与三十六计》(1998)、霍雨佳《三国谋略学——商用中国式计策智慧》(1999)、姜桂海 《<三国演义> 谋略艺术》(2000)、谭洛非等《三国人物智囊团队的成功集智术》(2001)、王意如《三国智谋与情商》(2002)等。《水浒传》研究中，也出现了周月亮《水浒智局》(2002)、张华松等《水浒计谋》(2002)等著作。影响所及，一些硕士论文中还出现了《张岱与都市旅游文化》之类的题目。在日本，《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早就与企业经营管理紧密结合。而中国国内的这种应用型研究，则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它立足现实，古为今用，无疑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从根本上说，这种应用研究的成果大多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因为这种研究大多是例证式的研究，为我所用，随意取舍，割裂文本，因此有着鲜明的实用主义和趋时应俗的倾向。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往往包罗万象，涵盖甚广，那么，应该怎样去实现古代文化的当代价值的转换?怎样加强应用研究的学术规范?从哪个角度出发、突出哪些重点来进行应用价值研究，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这些都是我们应当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四)文学本位观

文学本位观，指的是文学研究者从文学自身独特地位的角度来描述、阐释和评价各种文学现象，进而确认文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功能。这种文学观念着力关注文学自身的审美特征及其变迁轨迹，要么研究作家的写作方式、作品的构成方式、文体的存在方式等等，从而发掘文学的独有特征;要么研究作家写作与文学传统的关系、作品与作品之间的文本联系、文体与文体之间的交叉渗透等等，从而勾连文学发展演变链条中的一个个环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大批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文学本位观的明代文学研究的著作和博士论文，如王安祈《明代传奇之剧场及其艺术》(1986)、陈国球《胡应麟诗论研究》(1986)、《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1990)、曹萌《明代言情小说创作模式研究》(1995)、孙一珍《明代小说的艺术流变》(1996)、李福清《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97)、涂秀虹《元明小说戏曲关系史论》(山东大学博士论文，1997)、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1998)、陈慧娟《明代文士化南戏之研究》(台湾大学博士论文，1998)、许建中《明清传奇结构研究》(1999)、孙立《明末清初诗论研究》(1999)、章继光《陈白沙诗学论稿》(1999)、程芸《<玉茗堂四梦>与晚明戏曲文学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1999)、黄如焄《明代诗学精神与神韵传流》(台湾中正大学博士论文，2000)、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2001)、陶子珍《明代词选研究》(台湾东吴大学博士论文，2001)、朱万曙《明代戏曲评点研究》(2002)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文学本位观。这些论著，大多从文学自身独特地位的角度切入研究对象，或者发掘文学对象自身的构成特征，或者描述文学对象自身的变迁过程，或者勾连文学对象相互之间的渊源关系，总之，都是把文学作为文学来研究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学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中颇为兴盛，这一点也鲜明地体现在明代文学研究中。叙事学关注文学文本的内在肌理，表现出强烈的文本意识，主要研究文学文本的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话语、叙事模式等，体现的主要也是文学本位观。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凯瑟琳·卡尔利茨著《<金瓶梅>修辞学》(1986)，指出《金瓶梅》小说运用双关、隐语、嘲讽和暗示、大量引用词曲等修辞手法来实现道德说教，该书实际上讨论的就是小说的叙事手法。此外如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Ssu ta ch’ishu，1987;中译本1993)和《中国叙事学》(1996)，通过分析明代四大奇书的结构和修辞来进行叙事学的研究，进而提出四大奇书为文人小说的观点。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1995)，把文化学与叙事学相结合，对明代四大长篇章回小说、话本小说、文言小说都作了颇有特色的叙事学研究。郑铁生 《三国演义叙事艺术》(2000)，则重点研究了《三国演义》的叙事结构、人物叙事和战争叙事等。近些年的博士论文中，也有多部是关于叙事学研究的，比如王听《话本、拟话本叙事学研究》(1995年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出书题为《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宋真荣《明清世情小说的叙事特质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6)、李哲洙《<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叙事艺术——以中国古典小说评点与西方现代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系》(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8)等。日本学者铃木阳一《关于白话小说的叙事语言》、冈崎由美《明代长篇传奇小说的叙事特征》(均为1993年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等，在运用叙事学方法上也饶有新意。

在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中，包含着丰富的小说叙事思想和理论。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1999)，论述了评点学批评体系的结构论、文理章法论、修辞论等三个层次的内涵意义，认为这三个层次的阐发“构成了评点家关于‘文’即小说文本特性的理论体系”，“广义地说，小说评点学也是一种叙事理论，它一方面与现代叙事学的基本思想存在相通之处; 另一方面也有不同之点。它表现出强烈的叙事空间化的倾向，其别具一格的批评形式也是深具中国文化意蕴的”^①。另外，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2001)也提到小说评点中的叙事学。

文学首先是文学，有其自身的构成特征、历史关联和变迁轨迹，也有其自身的审美价值，是人类一种宝贵的精神产品。文学本位观体现的是一种最具有文学性、最贴近文学自身的研究观念，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文学的方方面面，包括文本、文体等，都得到研究者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探讨。但是如果研究者仅仅将研究停留在文学的层面，而未能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更为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去探究文学的奥秘，这样的研究则往往过于狭隘。因此，能否将文学本位观与思想本位观、历史本位观、文化本位观打通，构建一种多元化、多向度的文学研究观念，这是文学研究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 载《月月小说》第6号,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② 载《新小说》第2年第3号(总第15号),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①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246、25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① 参见郭英德《论“知人论世”的古典范式》,载《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载《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夏之卷。① 龚鹏程《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序》,载《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1950—2000)》卷首第4—6页。② 中华书局“世界汉学论丛”收入中野美代子论著的中译本《<西游记>的秘密(外二种)》,于2002年出版。① 林岗 《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第7—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