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的主要内容,《通典》导读

《通典》是我国古代第1部记载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政书。唐杜佑撰。是书约在大历元年(766)至六年(771)完成初稿，经长期反复修订，于贞元十七年(801) 定稿，呈献朝廷。北宋时就有刊本，以后各代刻本较多，其中以清乾隆武英殿刻“九通本”最为流行。现存最古版本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的北宋刻本。1980年汲古书院据以影印出版。朝鲜有活字刊本。国内有明嘉靖本、清武英殿《三通》合刻附考证本。现通行的是商务印书馆1939年据乾隆重刻本影印的《十通》合刻附索引本、中华书局1988年排印点校本。

杜佑 (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 (今陕西西安)人，政治家、史学家。杜佑十八岁以父荫补济南参军，自此踏上仕途，历事六朝。曾任岭南、淮南节度使，遍历刑、工、金、户及度支各部，累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元和初年 (806)封岐国公。史载杜佑“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为己任”。他少时适值开元、天宝盛世，但其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渐始衰落之时。因久任内外要职，特别是水陆转运、度支、盐铁等理财大员，杜佑对唐王朝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了解，每思有所变革。他曾为杨炎所引，赞襄两税法的推行。杜佑治学，在于经世致治，他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以为施政的张本。此外，他还撰有《理道要诀》、《管氏指略》、《宾佐记》 等。

本书计200卷，所记内容，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之末，附注兼及肃、代二朝，晚唐有些材料系后人增补。是书分9门; 1、食货 (12卷); 2、选举 (6卷); 3、职官 (22卷); 4、礼 (100卷); 5、乐 (7卷); 6、兵 (15卷); 7、刑 (8卷); 8、州郡 (14卷);9、边防(16卷)。每门之后又分若干子目，共1500余条。如“食货”门下，分田制(上、下)，水利田，屯田，乡党，土断，版籍，赋税 (上、中、下)，历代盛衰户口，丁中，钱币 (上、下)，漕运，盐铁，鬻爵，榷酤，算缗，杂税，平准，轻重等子目。每一子目皆立为事类中心，以便于查阅;资料按朝代顺序排纂，以溯源明流，疏通原委。正文之外，有作者夹注，或释音义，举故典，或补史事，明互见，翔实可证。

《通典》卷帙浩繁，纲领宏大。然纵观其内容，但见层次分明，有较强的逻辑性与内在联系。杜佑认为：“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意为百姓不能温饱，四散流亡，则教化既失去了对象，国家也失掉赋役来源。故而一反历代史家轻视经济史的传统，将 《食货》 作为全书之首，而又以 《田制》 作为《食货》首篇，将经济结构，特别是土地关系的变革提到典章制度研究的首要地位。在《食货》门中，杜佑用大量的户口统计数字，粮价及其他社会经济繁荣景象，生动具体地刻画出开元、天宝年间的盛况。经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即由盛转衰，杜佑由此更深刻地认识到务农安民的重要性，提出了以“使民地著”为核心的重农思想。《食货》之后是《选举》、《职官》。杜佑认为“行教化在乎设职官，审官才在乎精选举”，故将此二项列于《礼》、《乐》之先。他提出了从实践中考察和选拔人才的一系列主张，如久任官员，以求熟民情、见政绩;精减官职，简化选法，不专以文章、书判取人等等。《礼》典占了全书近二分之一，详细搜录了魏晋六朝及开元年间仪礼之文，对“礼”的沿革解说尤为繁冗，但内含不少进化论思想。《兵》共有130多个条目，每条先引《孙子》原文一段，再引《李靖兵法》等书，保存了二书中的一些佚文。杜佑论兵，强调内重外轻、强本弱枝，反对轻重倒置，尾大不掉;主张慎选将帅，不求远略，惟求安边。《兵》对兵法的记载颇详，但于兵制沿革很少涉及。杜佑论刑罚，颂轻刑而责苛暴。他认为：“历代盖治时少，罕遇轻刑，乱时多，常遭重典。”他颂扬用轻刑，泽被人心。虽经大乱亦不覆灭; 从而驳斥“治乱世用重典”之论。《州郡》篇依据历代正史等资料，追溯各地区行政建置之演变，避免了断代史偏重本朝的局限性。另外，鉴于历朝大行政区的演变无常，杜佑采用了《禹贡》的九州而稍加变通，作为基本的分区。《边防》篇从历代史书的四裔传采辑资料，按各地区位置编次，内容着重边防作用。

历代史家对 《通典》的评价很高，认为它义例严整，考订该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包罗丰富，是史学上的一座丰碑。今日观之，《通典》的价值似可从如下几方面来认识。首先，它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自 《史记》创八书以记典章制度，历代沿袭。然志书均断代为之，缺乏古今会通之意，故欲纵观各种制度的沿革损益甚不便利。杜佑适应时势之需，在纪传体志书的基础上，借鉴刘秩《政典》的经验，撰成《通典》一书，创典志体史书之先例，为史学开辟了新途径，诚如梁启超所言： “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缺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 《通典》也。”另一方面，杜佑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它不但可补正文之不足，且指出了材料出处，极便稽考。其次，《通典》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便于学者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考唐以前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据粗略统计，《通典》引书至少有248种，在其所引典籍中，有些已失传，故是书向为辑佚家所推崇。第三，杜佑在《通典》中所体现出的史学思想，具有相当的深度，对以后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作为一部首创的巨作，难免有失当、偏颇之处。从编纂形式上说，马端临《文献通考 ·自序》批评它“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如 《礼》典过于繁冗，从全书体例看，其占据百卷显属失当。《兵》篇，单言兵法，少谈兵制，看不出兵制的变化。另外，《通典》 文采稍逊，与 《史记》相较，更是瞠乎其后。

《通典》问世后，学人纷纷踵作，编撰了不少类似的典章史专书。宋白有 《续通典》、魏了翁有 《国朝(宋) 通典》，惜已亡佚。马端临的 《文献通考》 即依《通典》体例，增广门类而成。郑樵 《通志》“二十略”亦依 《通典》而作。到清朝，形成了以 《十通》为核心的典志体群书。《通典》的文字标点、校勘工作，近年已由王文锦等完成，书已获出版。

参考文献

• 1. 郑鹤声: 《杜佑年谱》,商务印书馆,1932。
• 2. 后晋刘煦: 《旧唐书》卷147,中华书局,1975。
• 3. 宋宋祁、欧阳修: 《新唐书》卷166,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