颓城百战后，荒宅四邻通。将军树已折，步兵途转穷。吹台有山鸟，歌庭聒野虫。草深斜径没，水尽曲池空。林中满明月，是处来春风。唯余一废井，尚夹两株桐。

此诗作者元行恭是北齐大臣元文遥之子，在北齐时为中书舍人，待诏文林馆。齐亡，西入关，仕于北周，稍迁司勋下大夫。入隋，为尚书郎，坐事徙瓜州卒。其简传附见于《北齐书》。文遥，河南洛阳人。早年微贱时，自洛阳移家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相州总管尉迟迥起兵讨杨坚，兵败，杨坚焚毁邺城(时为相州魏郡的治所)，千年名都，化为废墟。此诗的作年，当是在邺城被焚以后，或即作于作者以待罪之身迁谪瓜州、途经邺城时。诗写兵乱后故宅的残破荒凉，虽是一家一户的变化，但在战争频仍的北朝时期却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从中不难看出战争对社会带来的严重破坏。

诗中所写，时间从入夜之前至明月升起之后；空间由远而近，自外而内，从大门外一直写到后花园。

一二句从“颓城”的背景上推出“荒宅”。首句作全景，展示全城的颓败，次句镜头推近，映出荒圮的故宅。“百战后”揭出城颓的原因，同时也暗示出宅荒的所以然。北朝自北魏分裂成东西魏之后，征战频繁，攻城略地，生灵涂炭。邺城经战火，劫后余灰自然更加触目惊心。故一开篇，诗人即感慨系之，长声唱叹，以富于历史纵深感的“百战后”说城颓，并由此过渡到对荒宅的描写。“荒”，这是诗人见到故宅的第一个印象；“四邻通”写墙倒门坏，是诗人所见的第一眼，是“荒”的一个具体表征。

三四句写故宅门外景象：门口的大树已经折断，通向大门的道路已经壅塞。但并不直说，而是借冯异与阮籍的典故说出。后汉冯异，每当诸将争论功劳时，态度谦让，独倚大树下，军中号“大树将军”。事见《后汉书》。后来庾信在《哀江南赋序》中说：“将军一去，大树飘零。”这样看来，“将军树已折”句，不只写树折，亦且隐喻人去。曹魏后期诗人阮籍，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世说新语》注引《魏氏春秋》：“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诗中所谓·“步兵途转穷”，则是指向故宅走去，先还有路可走，后来就走不通了。这两句写故宅门外的荒凉，由于借用典故，不仅丰富了诗歌形象，发人想象，而且形成巧妙的对仗，感情反复回荡，使叹息之意与伤悼之情显得愈益凝重深广了。

五六句写宅中见闻。宅中厅堂房屋虽多，一概略去不写，只写其中的“吹台”与“歌庭”。想来这两处连着诗人美好的记忆，因而最为他所关心，其间的变化也最容易触动他的感情之故吧？“吹台”，歌吹用的楼台，当年“歌管楼台声细细”之处，如今却成了山鸟活跃的场所；“歌庭”，演出歌舞的庭院，旧时轻歌曼舞之地，眼下竟变为野虫聒噪的地方。诗中不说吹台与歌庭如何颓败，而其颓败之严重程度，已都包含在“有山鸟”、“聒野虫”的景象之中。吹台、歌庭如此，整个住宅的荒凉也就不言而喻了。

七八句，诗人已穿过住宅，进入后园。后园中，昔日曲折幽深的小径与碧水漾漾的池塘，尚清晰地留在诗人的记忆之中。此刻见到的却是小径被茂草所淹没，池塘也已经干涸。由此不难想见整个后园的变化，定是荒凉已极、不堪言状了。

最后四句仍写园中景象。其时已经入夜，抬起头来，见到林木上洒满明月的清光，可人的春风正从四面吹来。这明月，这春风，诗人是熟悉的，他还熟悉月下风前后园中幽美的景色，便情不自禁地重又将目光转向园中。留在他记忆里的花草木石已荡然无存，映入他眼帘的，只是一口当年灌园用的废井，以及井台两旁的两株梧桐树。“唯余”、“尚夹”，以有写无，愈见后园之空旷荒凉与诗人心头的寂寞怅惘。从后六句可知，园中的布局是：一条小径通向曲池，经过池塘前行是一处井台，台边长着梧桐，远处是一片树林。原来还有各种花草木石匀称地点缀于其间。

全诗以“荒”字为根，门前、庭中、后园，无一不荒。树折、途穷、有鸟、有虫，径没、池空，废井、双桐，一个又一个颓败荒凉的意象汇成一幅荒宅的长轴。以暗中对比写出故宅的变化，是此诗的基本写法。诗中所写，无一不是在昔盛今衰的比较中变化至巨的事物。在用字上，“已”、“转”、“唯余”、“尚夹”等词语，也都无一不关合今昔两面。从结构上看，九十两句所写的明月清风，是诗中写到的唯一不变的自然现象，是冷色的阴暗的荒宅画面上的一处亮点，但行文上的这一正转，其作用在于反跌出废井台的描写，是以不变加强对变的反衬。在春风吹拂之中、明月清晰映照之下的废井与井旁的梧桐，似在凭吊这繁华消歇的后园以至整个故宅，将诗人的无限感慨之情表现得更为深沉也更富于情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