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思想观点
前人说到《资治通鉴》的成就，大多集中在史料价值、历史文学、编撰体例方面。其实，收集、考辨大量史料，耗费心力，是多位史学家集体之力，还不足以体现司马光的史学功力；叙事完备、条理清楚，如《史记》《汉书》等著作，也不足以让《资治通鉴》专美；仿《左传》作编年体通史，魏晋以来已经有人尝试，如习凿齿之《汉晋春秋》，可见编年体通史的体例不是此书的首创。虽是以《左传》为榜样，但春秋笔法也不是本书的重点。陈垣在《胡注通鉴表微》中指出：“《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
此书的独特魅力究竟在哪里？
（一）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宋神宗为《资治通鉴》赐名时所说“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揭示了该著的鲜明特色和重要价值。元初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致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资治通鉴》一书的编修，意图“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故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这反映出该书的史学功能观，即史学要为现实国家治理服务。
往事越千年，何者可资治？在司马光看来，史学著作中关于王朝盛衰兴替、社会繁荣发展的原因、规律的探索，前提是搜集辨别真实的史料，客观讲述、分析历史事件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才能从中得到正确的经验教训。王夫之《读通鉴论·释资治通鉴论》通过对“资治通鉴”四个字的解释，对司马光的史学功能论做了进一步诠释。他认为，“资治”，不仅仅要了解什么是治，什么是乱，更要从历史认识中得到如何实现治世的经验。实现治世，最大的依靠是“法之所著也”。“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鉴”的意思，就是镜子；历史借鉴，指人们不仅能从历史演变中认识到历史事件变化的原因、国家治理得失的缘故，还能从历史中找到在现实条件下如何做到有所得，面临困境时如何避免有所失。“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通”的含义，在于能倡扬君道、国是、民情、边防、臣谊、臣节、士行、为学等，会通公理、大义。历史中所包含的这些信息，可以随人自取，以治身治世，应变无穷，故名“资治通鉴”。这是此书在撰写意图和史观上与其他史书最大的不同。
（二）以礼法为纲纪
司马光没有选择以帝王将相、贤人君子等人物为叙述中心的纪传体，而是按照时间线索论述历史发展，这样可以突显历史演变过程自身的意义，避免离开历史变化过程进行历史人物评价。孔子修《春秋》是要“正名分”，作为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可以说是对《春秋左氏传》的继承和发展。因而此书的首要原则也是维护礼法。张须在《通鉴学》中说：“《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绝，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左丘明的《左传》，截止于哀公十七年赵襄子灭智伯，《资治通鉴》则接续此事，以韩、赵、魏三家分晋，周威烈王册封“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开始。为何以此事件开篇？不仅仅是出于接续《左传》的考虑。胡三省在注解中说得很准确：“三卿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此王法所必诛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诛之，又命之为诸侯，是崇奖奸名犯分之臣也。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
紧接着的“臣光曰”，是司马光在全书的首篇评论，主要是在阐明天子的权威和职责在于维护礼法名分。“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荀子是先秦礼学的集大成者，他曾有过类似的表述，“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礼教就是法纪；区分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君臣有别；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名号。始终坚持礼法名分的原则不动摇，则能贵贱相安、上下相保。
司马光认为，东周王室虽然衰微，但依然可以在诸侯交攻中维持的原因就是能谨守“天子”的名分，“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当这种名分被周威烈王自己破坏时，就代表天子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和职责，其统治必然无法继续。“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三）正统观
正统观一直以来都是古代历史观中至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涉及史学家对整个历史演变的系统反思。历史上对这一方面的争议极大，集中反映在如何处理分裂时代各个政权的关系问题上。司马光的正统观是对《三国志》的作者西晋陈寿的发展，在宋代曾引起较大争议。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期，如三国，魏有《纪》，蜀、吴无《纪》；南北朝时期，南朝有《纪》，北朝无《纪》。《通鉴》卷七二魏明帝太和五年记载：“（诸葛）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他称蜀为寇，认为曹魏政权禅让自东汉，故为正统；曹魏、司马氏西晋、东晋、南朝实为一脉相承，故为正统。这期间政权的交接形式有些是名为禅让、实为篡位，有些是武力侵夺，但至少在名分上都是符合礼法的，而且都是汉人政权，坚持了夷夏之辨，所以司马光将他们视为正统。
对此，南宋思想家朱熹批评说：“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须焚之。”（《朱子语录》卷105，《朱子二·通鉴纲目》）。他准备作一部《通鉴纲目》，改以蜀汉为刘氏宗亲，当继东汉为正统。
《资治通鉴》正统观的另一特殊之处在于所采用的纪年方式。撰写前先由天文学家刘羲叟编订正确年历，以夏历为主，作为全书的骨干，若同年有二年号以上，则以后来者为准。
全书首篇《周纪一》首句表述时间起止，“起著雍摄提格（戊寅），尽玄黓困敦（壬子），凡三十五年”。胡三省注解这一句时说，“纪，理也，统理众事而系之年月。温公系年用春秋之法，因史、汉本纪而谓之纪”。他引《尔雅·释天》解释说，“太岁在甲曰阏逢……在戊曰著雍……在壬曰玄黓……在寅曰摄提格，……在子曰困敦……”所以“起著雍摄提格”，即是起于戊寅年；“尽玄黓困敦”，即是截至壬子年，共35年。这种纪年方式不同于常用的天干地支的表述方式，其实是夏商周时期出现的以岁星运行纪年的方式，是中国最早的官方时间术语，由于误差大，到汉代就废止了。被司马光采用为历史的纪年词语，正是为了凸显自三代以来历史发展变化的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