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影响

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历来非常重视历史，同时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正因为如此，才确保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传承在王朝颠覆和兴替中不致中断，反而得以不断延伸和发展，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并通过一次次内外思想文化的融入与整合，使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北宋结束了中唐以来的长期混战，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但同时在内政外交两方面“积贫积弱”，局势不稳。司马光、范祖禹等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以求有资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

在《资治通鉴》这一编年体通史的典范之作面世后，许多学者都沿用这一体例续写后代历史。续写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有南宋李焘（1115～1184）作《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王朝长达168年的历史，史料丰富，考辨翔实，是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清代毕沅（1730～1797）等撰《续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相衔接，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共411年，是一部较完备的宋辽金元编年史。

此外，受司马光编年体通史体例启发，后代学者不断参照此书丰富中国古代史学编撰体例和内容。由于《资治通鉴》采用编年体，事件分散，阅读起来头绪纷乱，难得完貌。于是南宋朱熹（1130～1200）创作纲目体史书《资治通鉴纲目》，简化《资治通鉴》的内容，以纲记述一条史实，以目详细地阐述纲中的历史事件，即以“纲为提要，目为叙事”，纲仿《春秋》，目效《左传》，维护儒家纲常名教。南宋袁枢（1131～1205）撰《通鉴纪事本末》，书中文字全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文，只是改变撰写方式，取《通鉴》所记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每一事详书始末，并自为标题，共记239事，另附录66事，开创了以“事”为纲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先例。

在史学评论方面，明末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作《读通鉴论》，对司马光“臣光曰”所表现出的历史观、政治观等既有发展，又有批判。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借《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之间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分析历代盛衰得失，臧否人物，探求历史发展进化规律，论述精到，是中国古代史论中最精彩的著作之一。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一百《缀言》）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将二千年史家列出六人：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并评价《通鉴》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新史学·中国之旧史》，载《饮冰室文集》之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