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政，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人物。
贾政作为封建贵族地主阶级正统派的唯一男性代表，他不像贾敬那样超脱尘世，神往天国;不像贾赦那样奢侈淫荡，为非作歹;也不像贾雨村那样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他“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后来也仍有清高洒脱的一面。他“性素潇洒，不以俗物为要。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他忠于皇事，居官勤谨，迎宾会客，善于应对。为人“谦恭厚道”， “非膏梁轻薄仕宦之流”。有时他也流连风雅。他与众清客游潇湘馆，即笑道： “若能月下坐此窗下读书，不枉虚生一世。”旋至稻香村，又感叹“未免勾起我归农之意”。而“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他在“登楼步阁，涉水缘山”的游览过程中，在与宝玉的冲突中，论古道今，谈诗论文，对宝玉与清客们所作联对评头品足，以及后来他就宝玉作《姽婳词》对长篇歌行所发的议论，都表明他是一个当行的文学鉴赏家：没有足够的文学修养，是不可能对人“试才”和作出确当的批评的。
《红楼梦》中写了贾府的五代人。在这五代男性贵族之中，一、二两代人已经作古，他们开创的事业要靠第三代去继承;四、五两代，要靠第三代去教育、引导。因此，第三代具有着承前启后的决定作用。但在第三代的三人里面，贾敬妄想成仙， “烧胀而殁”;贾赦沉湎酒色，腐烂不堪。于是，贾府继往开来的重任就落到了唯一的正统派人物贾政的肩上。因此，他克制了早年“诗酒放诞”的“天性”，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严厉面孔，行事处世都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方正”，企图以孔孟之道、程朱之理，治贵族之家，并为子侄们做出榜样。他以威严的面貌出现，结果使清客们见了就阿谀奉承，奴仆们见了就打千下跪，儿孙辈们或是早就远远躲开，或是他一进来就哑然无声，举座肃然。除此之外，他没有能获得任何其他有益的效果。贾珍、贾琏、贾蓉们依然我行我素，偷鸡戏狗，恣意妄为，王熙凤们明捞暗盗，坏事干绝。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贾府已临末世，腐败之风弥漫，孔孟程朱所规定的一套封建伦理道德已成为陈旧的古董，被世家子弟们踩在脚下，谁也不再信奉。贾政想把子侄们“规以正路”的愿望是不得不落空的。
面对如此“颓运”，贾政无可奈何，只有摆出更加冷峻的面孔，皱着眉头踱方步了。这位承担着贾家继往开来重任的“精神支柱”，已经完全失去了他应有的自信。他不可能再有开创基业的祖先们那种磅礴恢宏的气度，挥洒自如的气概和洒脱灵活的作风，他只是一味的迂执、古板，几至于不近人情的地步。他那迂腐味十足的外在的故作尊严，正表明了他内心的虚弱和缺乏自信。一个人一旦丧失自信心，就会变态、扭曲，甚至变得虚伪而又专横。贾政的这一性格特征典型地表现在他与儿子贾宝玉的关系上。
在贾府子侄辈中，贾珍、贾琏、贾蓉等腐化堕落，不可救药，贾环“人物委琐，举止荒疏”，不堪培养。只有宝玉“聪明灵秀，略可望成”。于是贾政便把振兴祖业的厚望寄托在了宝玉身上。他要儿子“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以封建伦理道德对他严加管束，连《诗经》也叫他不必“虚应故事”，只责成他把“四书”讲明背熟，以便科场高中，平步青云，光宗耀祖。他还屡屡要宝玉与来访的贾雨村会晤，以便学些官场应对的本领。可是宝玉憎厌功名，嫌恶八股，鄙弃仕途经济，早就把贾政宣传、崇尚的那一套视为破烂，甚至把贾雨村那样的官场人物斥为“国贼禄蠹”。不管贾政如何挖空心思，千方百计，软硬兼施，企图使之走上封建阶级的正道，也是枉然。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使贾政对贾家的前途感到丧气，而且大大挫伤了他作为贵族世家家长的尊严和自信，因此他对宝玉总是显得专横和残暴。宝玉之于贾政，简直是避猫的老鼠，平素总是绕着道儿走;一闻贾政传见，就如同听到一声焦雷。而贾政为了制服宝玉的性格，无所不用其极。当初他为念书的事训斥宝玉，挖苦道： “你如果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话，你竟玩你的去是正理。仔细站脏了我这地，靠脏了我的门!”然而，无论贾政如何严厉管束，宝玉依然“杂学旁搜”、“毁僧谤道”;依然斥八股为“沽名钓誉”，骂官僚为“国贼禄蠹”;依然优游于脂粉群中，懒于“峨冠礼服”与诸士大夫男人接谈。于是，贾政亲抡大板，把宝玉打得皮开肉绽，还扬言“要绳来勒死”， “以绝将来之患”。他已到了气急败坏的程度。
但他终于连这个本来“略可望成”的儿子都没有能“规以正道”，他的教育失败了，他的理想破灭了，他成了贾府中最忧虑、最神经质的一个人。那次观赏儿女们所制作的春灯谜，其中竟有这样的谜语， “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 “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梧桐叶落伤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他心里独自体味着这些预示不祥的语句，感叹下一代儿孙“皆非福寿之辈”，预感到贾家家运要从此衰亡了。别人面对着行将到来的噩运，索性加倍享乐，不求甚解，自速其亡;可是作为一个肩负中兴重任的贵族世家家长的贾政，就只有忧虑和叹息了。
人无回天之力，贾家既然已临末世， “运数已尽”，那就不可能由一两个人来挽狂澜于既倒。贾政后来似乎终于看破了些。痛打宝玉之后不久即点了学差，在外做了三、四年官。与在京城做个工部员外郎相比，那种背井离乡的宦海生涯，更是暗礁四伏，不免时有难于与家人“宴然相聚于庭室”的忧虑。且他终于发现，他历来恪守那套封建道德伦理，事实上已经寸步难行。家庭、社会、官场的腐化衰颓之势，加之年景渐老，事重体衰，终于使他“名利大灰”，而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归到“诗酒放诞”的“天性”上来了，这使他对宝玉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贾政回京复命之后，庆幸家人又得以团聚，这“庆幸”二字蕴含了几年来的多少人事之感，沧桑之叹，心境之变!而回到家里， “一应大小事物，一概益发付于度外”;特别是连宝玉几年来的功课如何，也不闻不问，只字不提;“只是看书闷了，便与清客下棋吃酒，或日间在里面母子夫妻共叙天伦庭闱之乐”。更重要的是，贾政一次又一次地叫宝玉做诗，一次又一次地夸奖他的诗才，并以两把从海南带回的扇子作为奖励。一次贾政应邀出外赏菊，特意带上宝玉环兰叔侄，并说： “论题联和诗这种聪明，你们皆不及他(宝玉)。今日此去，未免叫你们做诗，宝玉须随助他们两个。”这种爱怜之意、赞美之词，连王夫人也感到自来不曾有过。而这实际上意味着贾政在宝玉面前的失败。
作为地主阶级正统派人物，贾政既不像赦、珍、琏、蓉那样腐化堕落，也不能容忍贾宝玉那样走上叛逆的道路;但他终于既没有能将腐败的子侄们“规引入正”，也没有能阻止贾宝玉在叛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八十回后续书对贾政的描写与前面贾政性格发展变化的脉络不相吻合。)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一个地主阶级统治阶层的悲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