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概述
《诗》，或称《诗经》《诗三百》，是一部诗歌选集。《史记·孔子世家》认为相传有3000篇，经孔子删订以后，只保留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题无诗，通称《诗三百》。实际上，根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的记载，其中乐诗《国风》排序与今本同。当时是公元前544年，孔子也就七八岁的样子，《论语》中也多有“诗三百”的说法。孔子虽将《诗》作为“造士”的教材，但他并不是《诗经》的编选者。
关于《诗经》的内容和性质，主要有两种基本的认识，这两种认识源于对《诗经》构成的不同看法。
一认为是上古民歌或诗歌的总集，如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等。郑振铎认为“《诗经》大约是公元前第三四世纪至公元前第六世纪的中国北部的民间诗歌的总集”；陆侃如、冯沅君则明确表达为“民间男女所歌，公卿列士所献，而经鲁国师工谱为乐章的总集《诗经》”。
一认为是上古民歌或诗歌的选集（以这种意见为胜），夏传才认为《诗经》是“最古的一部诗歌选集”。
传统社会将《诗经》按表现手法和风格的不同分为《风》《雅》《颂》有人将《二南》独立出来为《南》。也有不同意见，“其实‘二南’中的诗与邶、卫、郑、陈诸风中的诗其性质极近，并无所谓‘教化’与‘讥刺’的区别在里面的”（郑振铎编：《文学大纲》，第272页）。三类，现当代则以题材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差异划分得更细致。
郑振铎将《诗经》诗篇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诗人的创作”，如《正月》《十月》《节南山》《嵩高》《蒸一般作“烝”，郑先生写作此，当据三家《诗》。民》等；第二类是“民间歌谣”，包括恋歌（如《静女》《中谷》《将仲子》等）、结婚歌（如《关雎》《桃夭》《鹊巢》等）、悼歌及颂贺歌（如《蓼莪》《麟之趾》《螽斯》等）、农歌（如《七月》《甫田》《大田》《行苇》《既醉》等）及其他；第三类是“贵族乐歌”，包括宗庙乐歌（如《下武》《文王》等）、颂神乐歌或祷歌（如《思文》《云汉》《访落》等）、宴会歌（如《庭燎》《鹿鸣》《伐木》等）、田猎歌（如《车攻》《吉日》等）、战事歌（如《常武》等）以及其他。费振刚先生主持的《诗经诗传》费振刚、赵长征、廉萍、檀作文：《诗经诗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的分类与此比较接近，只是多出男歌、女歌及政治诗等栏目，一些栏目做了调整，可视作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
《诗经》诗篇产生的时代，也就是上限和下限，现在也还存在不同的看法。《诗经》的产生时代至今依然有争议，下限主要在春秋中叶，争议在陈灵公或秦襄公时；上限集中在《商颂》的认定上，历史上有“商诗说”与“宋诗说”，时代早晚大相径庭，前者如《毛诗序》、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十八）、马瑞辰《诗经传笺通释》（卷三十二）、胡承珙《毛诗后笺》（卷三十，陈奂补），后者的依据多为《国语·鲁语》《史记·宋世家》《后汉书·曹褒传》注引薛君《韩诗章句》、魏源《诗古微》（卷六）、王国维《说商颂》（《观堂集林》卷二）等。现在多根据王国维证成的“宋诗说”，但郑振铎认为“《商颂》中的五篇，为商代（公元前一千七百年以后，公元前一千二百年以前）的产物”，陈子展与郑振铎的看法相同，认为属于商诗，今天赞同者亦不乏其人。
《诗经》诗歌来源比较复杂，历来有采诗、献诗、作诗、颂诗等说。认为《诗经》诗歌属公卿大夫献诗或陈诗的，多根据《国语·周语上》“邵公谏厉王”语、《国语·晋语六》“范文子”语；认为属听诗以观民风的采诗说，多据《礼记·王制》《汉书·食货志》和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等说法；认为二者兼有，多据《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语等。
《诗经》的影响很深远，除过文学影响外，在2000余年的古代社会，由《诗》而演变为《诗经》，现当代又剥离掉经学面目而恢复其文学属性，《诗经》的性质、功能与研究方法皆发生了重大变化。《诗经》的名称见于《庄子·天运篇》与《礼记·经解》，一般以后者为最早，其经学地位由西汉绵延至清末，并伴有多次的“宗经辨骚”活动，将《诗经》与《楚辞》对立起来，因此就古代传统社会而言，《诗经》主要体现出浓郁的思想文化价值，与儒家文化发展紧密相伴。
现当代《诗经》学研究对《诗经》文本的特点和属性有基本一致的判断，即多重性和多元性，包括文学性、经学性、历史性、民俗性、文化性、博物性等方面。这也体现了《诗经》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诗经》文本具有多重属性，在古代传统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诗经》的经学属性和文化属性，在阐发和建构中国传统文化、塑造民族精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历来《诗》《骚》并称，不排除历史上有以文学眼光看待它，以及在《诗经》学中触及《诗经》文学性的现象。“五四”以后，《诗经》研究逐渐与经学脱离，并获得独立，学者们开始以文学性作为《诗经》的基本属性，展开丰富的《诗经》文学研究。但是《诗经》的多角度研究依然没有中断。
现当代不少学者很重视《诗经》及《诗经》的史学价值和文化意义。日本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明确认为，不能完全断定《诗经》充分具有文学的性质，因为它不纯粹以美的感动为目的。关于《诗经》文本的历史价值，在今天依然被人重视和讨论。“从历史价值角度言，《诗经》305篇整体，实际上就是一部全面反映西周、春秋历史的极好材料，它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亦包括商代）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全部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后世史学家的史书叙述这一历史阶段状况时，相当部分依据了《诗经》的记载”。夏传才认为《诗经》的特质“是用先秦汉语记录的中国上古时代的一部诗歌集，是出自各阶级阶层的作者而比较全面地反映周代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具有文学的、语言学的、历史和文化学的多重价值”，“多元的、多学科、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全方位、多层面、多种模式的研究，是《诗经》研究转型期的特征。”
闻一多在《风诗类钞·序例提纲》中提及的四种读法，包括“三种旧的读法”，即“经学的、历史的、文学的”方法，一种新的读法，即“社会学”的方法。不同方法和学科的研究可以相互补充促进，不必厚此而薄彼，洪湛侯《诗经学史》介绍现当代《诗经》研究的多向展开也能体现这个特点。关注《诗经》文本自身与其所反映的时代、生活及精神等，是一“过去时”的研究，属于“历史的方法”；如果由关注《诗经》文本进而转至《诗经》研究者的思想，则情形更加复杂、生动、深刻，在思想的流动脉络中把握《诗经》学的实质，则是另一个立足点，属于“思想史的方法”；如果着重关注诗篇作者的情思、诗歌文本的形式特点及其阅读效果，则是“文学的方法”。但是在《诗经》学史上，最具有突出地位的方法不是第三种，尽管在明清以后逐渐被人们所强调，而主要是前两种，特别是第二种。这个问题很重要，有助于把握某种方法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础。
一句话，《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也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文化典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