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楚辞》
《诗经》和《楚辞》分别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辉煌结晶，各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和鲜明特色，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两大经典。后世诗人，或受《诗经》影响，或受《楚辞》影响，使诗歌创作沿着“风”、“骚”两条道路不断前进。
一、《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自西周初期（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大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不含《小雅》中有目无辞的6篇“笙诗”）。在先秦时代，《诗经》称为“诗”或“诗三百”。西汉初年立于学官，被奉为经典，从此尊为《诗经》。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也称《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等十五“国风”，诗160篇；《雅》包括《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包括《周颂》31篇、《商颂》5篇、《鲁颂》4篇。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说的是《诗经》三百余篇，都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风》《雅》《颂》就是根据不同的音乐来划分的。“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歌谣；“雅”有“正”的意思，是西周王畿的乐调，指朝廷正乐；“颂”是宗庙祭祀之乐，在重大典祭时，载歌载舞，赞颂祖德，娱乐神灵。
关于《诗经》的编者，在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影响较大的有三种说法。一是“献诗”说，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二是“采诗”说，汉代人认为周代设采诗之官到民间采诗，献于朝廷以了解民情。周王朝是否实行过采诗制度，虽不能确定，但如果没有周王朝和各诸侯国乐官的参与，民间之诗很难汇集于王廷。三是“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之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定本。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然而孔子对《诗经》下过很大的工夫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正乐，雅、颂各得其所”即可证明。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后来，《诗经》成为贵族普遍学习的教材，贵族士人在政治、外交场合，常常称引《诗经》诗句，或言志论证，或讽谏劝诫，或表情达意，或酬酢应对，形成了一种“引诗论断”、“赋诗断章”的用诗现象。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易于记诵、便于口耳相传，因此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共有四家，即齐之辕固、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与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晚出，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东汉以后，“毛诗”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流传至今。今本《诗经》，就是“毛诗”。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失传了。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历史面貌。“三颂”和《大雅》中的祭祀诗，大多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緜》《皇矣》《大明》，是周部族的史诗，记载了从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的历史，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季王、文王、武王的业绩，反映了西周开国的历史。《诗经》中的农事诗，真实地记录了与周人农业生产相关的宗教活动和风俗礼制，反映了周代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和农业经济的繁荣，如《七月》《芣苢》《无羊》等。《诗经》中的燕飨诗，以君臣、亲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反映上层社会宴饮的欢乐融洽，体现了周代的礼乐文化，如《鹿鸣》《宾之初筵》。《诗经》中的怨刺诗，抒写了士大夫对政治的批评，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命运和民众生活的关心。如《瞻卬》《正月》《硕鼠》《伐檀》等诗篇。《诗经》中的战争徭役诗，有的从正面歌颂了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如《江汉》《常武》《出车》《六月》《无衣》等；有的反映了周代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如《何草不黄》《东山》《鸨羽》《采薇》《君子于役》《伯兮》等。《诗经》中的婚恋诗，表现了周人的婚姻爱情生活，如《蒹葭》《溱洧》《静女》《采葛》《木瓜》《柏舟》《将仲子》《谷风》《氓》等。
《诗经》是一部以抒情诗为主体的诗歌总集，在形式体裁、表现手法、语言技巧等方面均有鲜明的特点。从形式体裁上看，《诗经》以四言为主，节奏感强，韵律整齐，但亦富于变化，其中亦有二言至九言句式，显得灵活多样，错落有致。诗篇多采用重章叠句，读来回环往复，舒卷徐缓。重章如《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诗共三章仅改动六个字，而相思之情却层层递进，愈演愈浓，诚挚深厚，淳朴感人。《诗经》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葛覃》前两章都用“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开头；有的在同一诗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上引《采葛》“一日不见”和“如三月兮”“如三秋兮”“如三岁兮”。从表现手法上看，《诗经》大量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即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赋的主要特点是“直”，把要表达的内容有层次地叙述出来，给人以整体感，如《氓》按弃妇与氓的婚姻进展，依次记叙了婚前、婚后、被弃后的生活，谴责了氓的负心。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采葛》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比喻男女离别相思一天，就像离别“三秋”那样煎熬难耐。“赋”和“比”是《诗经》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寓意没有那么明白确定而已。从语言技巧看，《诗经》大量使用了叠字、双声、叠韵词语，如《关雎》篇中的叠字“关关”、双声词“参差”、叠韵词“窈窕”；《诗经》也讲究押韵，如《关雎》第一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第一、二、四句的末一个字押韵；《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句中押韵；《蒹葭》第一章“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一韵到底；《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章中换韵；《硕鼠》第一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逐句押韵。大量运用叠字、双声、叠韵词和讲究用韵，加强了《诗经》语言的形象性和音乐性。
二、《楚辞》
远古时代的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出璀璨的文化。楚兴起以后，成为长江流域文化的代表。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在其发展过程中，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也在不断蓬勃开展。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记楚人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不少。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鲜明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楚辞便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诞生的诗歌体裁。
“楚辞”的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词，后有两种含义：一是歌的体裁，二是诗歌总集名称。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由于屈原《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如《史记》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从诗歌总集名称来说，它是我国继《诗经》之后又一部诗歌总集，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将屈原的作品和战国楚人宋玉以及汉人东方朔、淮南小山、严忌、王褒等人“代屈原设言”的作品编为一集，题名为《楚辞》。
“楚辞”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张汤传》，《楚辞》之所以称为“楚”，是因为它的声韵、歌调、思想乃至精神风貌，都带有鲜明的楚地特点，诚如宋人黄伯思所云：“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从体式上看，楚辞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类似《诗经》而有所改造的样式，如《橘颂》和《天问》，基本是四言体；另一种就是以《离骚》《九歌》为代表的“骚体”，是楚辞的典型样式。从形式上看，《楚辞》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而代之以五、六言乃至七、八言的长句句式。从体制上看，《楚辞》突破了《诗经》以短章、复叠为主的局限，发展成为有节有章的长篇巨幅，更适合表现繁复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抒写在较大时段跨度中经历的复杂情感，表现楚人迥异于北方人的桀骜不驯、富于幻想的个体意识。从音乐上看，《楚辞》与楚地音乐仍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至今还保存众多楚地乐曲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阳春》《白雪》等。从语言上看，楚辞多用楚语楚声，楚地的方言词语大量涌现，“兮”、“些”字作为虚词叹语，极其频繁地写入楚辞，成为楚辞的一个鲜明标志。此外，《楚辞》还深受楚地浓重巫风的影响，故其作品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驱使鬼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是《楚辞》的最早注本，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篇章内容上承《楚辞章句》。按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共17篇，分别为《离骚》（屈原）、《九歌》（屈原）、《天问》（屈原）、《九章》（屈原）、《远游》（屈原）、《卜居》（屈原）、《渔父》（屈原）、《九辩》（宋玉）、《招魂》（宋玉）、《大招》（屈原或景差）、《惜誓》（佚名或贾谊）、《招隐士》（淮南小山）、《七谏》（东方朔）、《哀时命》（严忌）、《九怀》（王褒）、《九叹》（刘向）、《九思》（王逸）。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前278年），名平，字原。他出身楚国贵族，年轻时就表现出杰出的才能，做了楚怀王的左徒，深受怀王信任，内则发布政令，外则处理外交事务。他的政敌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造谣，怀王愤怒而疏远屈原。在“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是秦、齐、楚三国，“合纵”、“连横”的斗争非常激烈。屈原在内政上主张选贤任能，励精图治，建立强大的楚国；在外交上则主张联齐合纵，对抗强秦的连横。因怀王疏远，屈原这些正确的主张都未能实行。昏庸的怀王在秦惠王的离间和诱惑下，接连上当，断绝了和齐国的联盟关系，结果损兵折将，丢失土地，国势渐渐衰弱下来。秦昭王继位后，提出和楚通婚，约怀王相会，屈原极力劝阻。但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的怂恿下还是去了，结果遭到秦国武力劫持，客死秦国。怀王的长子顷襄王继位，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等人又在顷襄王面前构陷屈原，顷襄王一怒之下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屈原晚年在沅水、湘水流域长期过着流放生活，眼看祖国日益衰弱，即将被秦灭亡，自己的抱负不得施展，忧心如焚，写了大量抒发忧愤的诗作，最后在绝望中投汨罗江自尽。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全诗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离骚”二字，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离骚》者，犹离忧也。”汉代班固在《离骚赞序》里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解释为离别的忧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离骚》的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离骚》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首先自叙家世生平，认为自己出身高贵，又出生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因此具有“内美”。他勤勉不懈地坚持自我修养，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宗国，实现“美政”理想。但由于“党人”的谗害和君王的动摇多变，使自己蒙冤受屈。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之下，屈原表示“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显示了坚贞的情操。后一部分极其幻漫诡奇，在向重华（舜）陈述心中愤懑之后，屈原开始“周流上下”，“浮游求女”，但这些行动都以不遂其愿而告终。在最后一次的飞翔中，由于眷念楚国而再次流连不行。这些象征性的行为，显示了屈原在苦闷彷徨中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突出了屈原对楚国的挚爱之情。总之，《离骚》通过对自己大半生政治斗争生涯的历史回顾和对未来的探索追求，表达了诗人“举贤授能”、“修明法度”以振兴楚国的“美政”理想，揭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腐败黑暗及相互之间的尖锐斗争，反映了作者刚正不阿、清正廉明、为理想与正义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抒发了作者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忧国忧民之情。可以说，屈原的伟大理想、高尚纯洁的品格、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离骚》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且《离骚》篇幅之长、文采之美、想象之丰富与象征比兴手法之运用都极具创意，使其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杰作而光辉永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