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顾炎武

董子曰：“君子甚爱气而谨游于房。是故新壮者十日而一游于房，中年者倍新壮，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当新壮之日，而上与天地同节矣。”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继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浼之诊脉，云尚可得子，劝令置妾，遂于静乐买之。不一二年而众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侄议定，即出而嫁之。尝与张稷若言：青主之为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岂有劝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以为君子者乎？”愚无以应也。又少时与杨子常先生最厚，自定夫亡后，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买妾二人，三五年间目遂不能见物。得一子已成童而夭亡，究同于伯道。此在无子之人犹当以为戒，而况有子有孙，又有曾孙者乎？有曾孙而复买妾，以理言之，则当谓之不祥；以事言之，则朱子斗诗有所谓《好人叹》者，即西安府人，殷鉴不远也。伏念足下之年五十九同于弟，有目疾同于子常，有曾孙同于西安之“好人”，故举此为规，未知其有当否？

——《顾亭林诗文集》

〔注释〕　友人：指王弘撰，弘撰字山史，陕西华阴人。顾炎武好友，《清史稿》有传。　董子：董仲舒，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　游于房：指男女间交合事。　傅青主：名山，山西阳曲(今太原市)人，明清之际思想家。《清史稿》有传。 静乐：地名，在山西省。　瞿然：心惊的样子。　立侄议定：康熙十一年，顾炎武寓书潘耒，商议立族子洪瑞为嗣。　张稷若：名尔岐，山东济阳人。《清史稿》有传。　杨子常：名彝，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市)人。见汪琬《杨顾两先生传》。　定夫：名静，杨彝子。　眚：眼睛上长膜。　伯道：晋邓攸。石勒兵起，攸挈家而走，弃子以全其侄，后竟无嗣。《晋书》有传。　朱子斗：名谊，明宗室，秦愍王九世孙。曾与王弘撰交于青门。能诗，顾炎武有《朱子斗诗序》。　殷鉴：指以前朝事为鉴诫。

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特权社会里，官僚士大夫娶妾纳妓，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往往在求嗣的幌子下，满足其淫欲。一个子孙满堂的老秀才王弘撰，竟然还想纳妾，顾炎武大不以为然，便写了这封信，规劝他的好友打消纳妾的念头，以珍惜自己的名声。

王弘撰为明遗民，高隐不仕，大节并不亏，而且很有学问，称关中人文领袖。顾炎武本人就说过：“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徐鼒《小腆纪传》)对于王的纳妾之举，顾没有作直接的是非判断，而是多方面晓以情理，来表达自己的规劝之意。

为说服王弘撰，顾炎武首先抬出了西汉首儒董仲舒。董子从君子爱气惜身的信条出发，申言为人须淡于男女情欲，即所谓“谨游于房”，且随年龄增长，而愈趋寡欲，提出君子的最高行为规范，要力求合于天地的法度。而现在，王氏所求与董子所倡，显然南辕而北辙。顾炎武点到为止，并不就此生发开去，因为读书人对君子之道心里总是明白的。亭林先生的这一手，无疑是对王的当头棒喝，对方似乎也无法辩解，原因在王本人曾声称“秦汉以来，儒者之学，能出乎一世之上，而无愧于孔孟之道者五人”，其中第一位便是董仲舒(见《汉隋二子述序》)。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王山史确乎难以招架。

接着，顾炎武在这封信里现身说法，谈起了自己饱受纳妾之害的亲身经历。顾五十九岁那年，择言不慎，草率置妾，结果不但嗣子未得，反而“众疾交侵”，以此确证董子所言之不谬。顾自己最后将所纳之妾“出而嫁之”，十分洒脱地了结了这桩蠢事。信中“立嗣议定”，轻轻带过，再次透出自己纳妾事出有因，与王之纳妾有本质区别。

顾炎武在信中以董子理论开道，亲身实例继后，随之告以人言可畏的道理，进一步劝王不可小视社会舆论。与顾纳妾一事极有关系的傅山，本来称得上是位“大雅君子”，道德文章，素为世人推崇。傅本人并未纳妾，劝顾纳妾，也是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古训出发的，无碍读书人的立身之本，张尔岐尚且认为傅不配“君子”之称。如果以一己之私欲，招来众君子的非议，也是万万使不得的。

顾炎武似嫌陈说自己一人纳妾的教训还不够，再以少时挚友杨彝为例，来加强反纳妾主张的说服力量。杨彝因子亡求嗣而纳妾，弄得眼疾加剧不能见物，更可悲的是，妾所生之子也“已成童而夭亡”。其结局仍与晋邓伯道那样，未能得续一脉。顾本人纳妾不曾得子，徒伤了一二年身体；杨纳妾则得子而复失，还落得个目盲的下场。无子之人尚应引以为戒，你老兄膝下已有曾孙，又纳妾图什么呢？顾炎武正话反说，语势逼人。

在一系列的旁敲侧击后，劝者以正面开导作结：纳妾实属不明事理的行为。大凡纳妾者，均成不幸人。顾请王对号入座，三思纳妾将产生的后果，重审自己的抉择。

这是篇说理的书信体短文，作者为劝说一个有恩于自己的朋友，企图阻止他做出不怎么光彩的事来，确实花了一番心思。顾炎武巧妙地借圣人以立旨，析实事以说理，从健康角度分析道德问题，就生活常情发挥君子之道，王在信中应该体会到顾的一片苦心，即使再横生纵欲之念，也只得口水倒咽，好生想想老朋友的规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