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无战事》外国文学作品简析

【德国】 雷马克

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1898—1970)，出生于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奥斯纳布吕克，德国现代派著名小说家。他一生写了许多长篇小说，除本篇外，还有《归来》、《三个战友》、《流亡曲》、《凯旋门》等。

《西线无战事》(1929年)是他的成名作，使他一跃成为一位世界闻名的作家。这部作品主要是根据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写的。小说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前方士兵的非人生活和后方人民的深重灾难，对这场非正义战争提出愤怒的控拆。

全书主要是通过战争场面的描写以及8个战士对战争的感受来揭示这场罪恶战争带给人民的悲惨遭遇的。

我们是昨天才换的防，现在正呆在火线后面9公里的地方。去时的一百五十多人，生还的只有八十几个。

在炊事房门前，我们同班的一伙人排在长队的最前列。长着西红柿一般的头的炊事员说，饭菜仍然按150人准备的，那我们该得双份了，似乎是生还者的一点幸运。

更了不起的是，今天甚至连邮件也送来了，差不多每人都有两三件信和报纸。眼下真是出奇地无忧无虑的时刻。头顶上是蓝天，天边是浅黄色的侦察气球，前线的沉闷的隆隆声甚至被野蜂嗡嗡的声音压住了。

克默里希住在圣约瑟夫医院里。我们决定下午一起去看他。

克默里希躺在一间很大的病房里。当我们去看他时，他正在懊恼谁在他不省人事的时候把他的那块表偷走了。我们问他的伤势怎么样，他说还可以，但脚痛得厉害。他还不知道，他的脚已经没有了，而且死神正一步一步朝他逼近。

当我再一次坐在克默里希的床边时，我发现他更加瘦弱了。他已经知道他被截掉一只腿，我还是竭力地安慰他说不久他就可以回家了。显然已经瞒不过他了，他也知道自己的处境。随后他说道：“把我那双皮靴带去给米勒。”

我想不起来能用什么词语鼓舞这个和我一块长大的垂危的病人。他才19岁，他不愿意死，别让他死吧，我想。

天逐渐暗下来了，克默里希的脸色也越来越灰暗了。“如果你找到我的表，就把它送回家去。”他吃力地抬起头，悄没声儿地说。

我还在搜寻着词句安慰他。他没有答理，泪水顺着腮帮滚落下来。忽然间克默里希呻吟起来，喉咙里发出一种咯咯的响声。

我一骨碌跳起身，直奔外面，抓住一个白罩衫，“快来，弗兰茨快要死了。”但是没有人理我，因为死人在这里是太平常了。

克默里希死了，半开的眼睛黄蜡蜡的像是用旧了的角质纽扣。

我整理好弗兰茨的东西，走了出来。在我的身后，他们早已把弗兰茨放在一张篷布上了，米勒正站在门外等那双皮靴。他试了一下，正合脚。

部队中空着的位置又被增援的人填满了。我们打量着那些新兵，仿佛觉得自己都是石器时代的老兵了。

卡特辛斯基把我们和另外一个新兵带到一旁，我们惊奇地发现这家伙怎么把这一大桶食物弄来了。

卡特辛斯基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要算最机灵的一个了，他的职业是鞋匠，但我相信，他什么手艺都懂得。我，克罗普还有海伊·韦斯特胡斯都是他的朋友，跟他交个朋友才好呢?

我们被安顿在营房前面晒到太阳的一边，卡特正和克罗普拿一瓶啤酒来打赌。这时，恰登红光满面地跑来报告我们一个好消息：“希默尔施托斯也上前线来了。”

恰登特别仇视希默尔施托斯，是因为希默尔施托斯对他的教育方法太可恶了。我们几个人都恨这个家伙，我们一直在盘算报仇，这会儿我们可以狠狠揍他一顿。

晚上，我们躺在他回营房必经之路的边上一堆石头后面，等他走过来，我轻轻地跳过去，把准备好的床单蒙住他的头，然后我们痛痛快快地报了仇。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出发了，我们得到前沿构筑工事。虽然不在战壕里，但是我们要构筑工事，我们就是在前线，每个人心里都明白。

三发炮弹落在我们旁边爆炸了，火光、轰鸣声使我们直打哆嗦。

在我们的头顶上，空气里充满着看不见的追逐、咆哮、呼吼、嘶啸。探照灯的亮光横扫着黑魆魆的天空。

构筑完工事，我们试着躺下来想睡，可是天气太冷了。敌人扔过来几个烟幕弹，几个新兵惊慌地跳了起来。

“猛烈的炮击就要开始了，”卡特说。一点不假，真正的炮击开始了，泥土掀起老高，弹片飕飕掠过，好久人们才听到大炮的轰鸣声。

在我旁边的新兵吓得半死，等他惊醒过来时，发现衬裤湿透了。我告诉他，在前线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又遭到了炮击。我们正走在一片墓地中，炮弹爆炸时的火光把整个墓地都照亮了。大地在我们面前爆裂了，泥块如雨点般地洒落下来。不一会，毒气弹那低沉的响声跟爆炸声混合在一起。

第二次炮击开始了，大地本身也怒吼起来了。“砰”的一响，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朝我们冲将过来，是一口棺材。正好打在我们坑穴里第四个人伸出来的胳膊上。

炮轰停止了，那墓地已成了一片废墟，棺材和尸体撒的遍地都是。篱笆全毁了，军用铁轨给翻出来，直挺挺地矗立在空中。

难得一点空闲，我们坐在一起聊着天。

“阿尔贝特，假如现在突然出现了和平，你打算干什么?”米勒朝克罗普刚弄来的一饭盒扁豆觑了一眼问。

“和平是不会出现的了!”阿尔贝特直截了当地说。

“哦，可是万一——”“离开这种生活。”

卡特对这个问题倒发生了兴趣。他说：“你不妨先喝个大醉，过后你就得乘下一班公共汽车回家里去。”

他往油布夹里寻找一张照片，突然把它拿出来递给大伙传看。“我的老婆!”随后把它放回去骂道：“该死的卑鄙的战争。”

在这时，希默尔施托斯出现了，他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大踏步朝我们走过来。

没说上三句话，恰登便和希默尔施托斯顶撞起来。希默尔施托斯愤愤地回到中士那儿去告了一状，最后恰登被关了禁闭，克罗普因为冲撞了那位中士也一同被关禁闭。

谣传敌人要发动进攻了。我们开往前线比往常早两天。路上我们看见一所学校那儿堆着崭新的没有漆过的棺材，至少有百来具。那都是为我们准备的。

我们随时都有被炮弹撕成碎片的危险，而且我们正面临难熬的饥饿。坑道内，饥饿的士兵像一株株腐朽的树木，坑道外是一块块血肉和一片片军服。

敌人停止了扫射，进攻又开始了。谁也不会相信在这片坑坑洼洼的荒地上还会有人，可是现在，钢盔在战壕外边四面八方露出来了，而且，一挺机关枪早已架设在适当的位置，扫射起来了。

快到中午了，我们的炮兵发射出猛烈的炮火，才把敌人的进攻给挡住了。我们又重新回到那七零八落的战壕，一直向前开上去。追击中，我们已冲到敌人的阵地，我们端起他们用来冷却机枪的水贪婪地喝了起来。

战斗停止了，我们退回了自己的阵地。我们把能够看得到的任何食品统统带走。这倒是运气，我们终于有了好吃的东西了。

傍晚的祝福开始了。照明弹往空中直窜上去。可是我看见了一幅图景，一个夏天的薄暮，一所大教堂的十字回廊里，小小的花园，我思忖着，到20岁时，经历着那种跟娘儿们的恋情。但是，我马上意识到，在战壕里，那些东西不属于我。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进攻变成了反击，在双方战壕、弹坑里，死尸堆积起来了，伤员一批批地运走了。蝴蝶依旧在战壕面前飞舞，鸟儿是一样地无忧无虑，它们早已习惯于战争了。

炮弹、榴霰弹、榴弹、尸体……

进攻、反击、冲锋、肉搏、恐怖症……

虽然我们迫切需要增援兵力，但这些新兵给我们增加的麻烦几乎超过了他们对我们的用处。他们不懂得作战经验。

我们调防了。我们被送到后方的一个野战兵站。

不久以前，这儿有一家前线剧场，五光十色的演出海报还贴在广告牌上。我们简直不相信有过这样的事情存在： 一个姑娘穿着一身浅色夏衣，腰间围着一个红漆皮带子，白色的长统袜和白色的鞋……

这时候，勒尔和恰登走过来了，于是谈话马上变得猥亵起来了，这倒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反感。谁要是不猥亵，谁就不是一个兵士。

傍晚时分，我们出去游泳。有三个女人沿着河岸慢慢地走着。我们尽力用不太连贯的法语同她们攀谈，想把她们留住。恰登更加机灵，他跑到屋里，拿了一个军用面包，高高地举了起来。这一下产生了极大的效果，于是我们约好晚上游过河到她们的屋里去。

我们带着一些最好吃的食品游到了对岸，来到了她们的小房前，我们把包打开，将东西递给她们。她们的眼睛闪闪发光，显然她们都饿急了。

我紧紧地抓住那个身材纤细、皮肤浅黑的姑娘的胳膊，将嘴唇压在她的手掌上，移到她的嘴唇上。我闭上了眼睛，但愿一切都被抹掉，战争啊，恐怖啊，卑鄙啊，以便让青春和幸福苏醒过来。

不久，我得到了一张休假证和一张通行证。大家都祝贺我，但我突然感到忧郁起来，我要离开六个星期，在我回来之前，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第二天，我乘火车回家了。这街，我多么熟悉，甚至每一家店铺我都记得。最后，我终于在一扇把手已经损坏的褐色门前站住了。我推开门，姐姐从楼上奔下来了。

妈妈躺在床上，听姐姐说，她已经病了两个月了。她朝我瞅着，轻声地问道：“在前方是不是生活得很糟啊，保罗?”我摇了摇头。

母亲还是那么不放心，她听一个从前方回来的人说，前方可怕极了。

休假很快就过去了。我在家里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一夜没有入睡，母亲也没有睡。现在我才感到休假简直是一种痛苦，当初根本不应该回来。

训练营的一切我是熟悉的，我们的营棚旁边，有一所很大的俄国战俘营，那些俘虏们常常走到我们这边来，从垃圾桶里找出一点我们吃剩的食物，靠在铁丝网旁伸手要我们吃剩的烟头。看着他们的行动，叫人心里很难过，他们跟我们弗里斯兰农民一样，都是些老老实实的庄稼汉。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一个又一个俄国人被埋葬了。

等到我赶回部队的时候，听说我们已经被改编成突击师之一。哪儿情况最棘手，就往哪儿插进去。

不久皇上来检阅了我们。我惊奇地发现皇上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 模样雄伟、身材魁伟、声音洪亮。阿尔贝特离奇地想，“如果皇上说一声‘不’，是不是仗就不会打了?”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法国说他们是保卫祖国，我们又说我们是保卫祖国，那么仗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呢?

我们没有开到俄国去，却重新开上了前线。

我随一个巡逻队去前方侦察敌方兵力。我踡缩在很大的弹坑里，两腿泡在齐肚子深的水里。天色亮了一点，我刚想稍稍转动一下，一个人体从我头顶上啪哒一声跌进弹坑，我警觉地盯着他，匕首抓在手里。

他死了。我奇怪地想着要救活他。我现在想到的不是他的手榴弹、刺刀和手枪，而是他的妻子悲惨的脸孔和我们之间共同的东西。我胡乱地想着，我杀了一个人。

直到下午，我才安静了一些。我对这个死人说道：“伙伴，如果我能够走出去的话，我要跟这件事情进行斗争，它把我们两人都给摧毁了。”

太阳西斜了，我开始颤栗起来了，我的求生欲也一下子突现出来，我朝外面爬去。卡特和阿尔贝特正抬着担架找我呢。

十多天后，我们被派出去撤离一个村子。一路上到处是逃难居民，突然一发炮弹落在殿后的队伍里。我听见阿尔贝特叫了一声。“赶快，起来!”我喊道，他踉踉跄跄地跑过去，我们一起翻过篱笆，向田野横里冲去。走到一个小小的掩蔽壕，他实在走不动了，我们跌了进去。我替他包扎好伤口。我发现我的裤子也血淋淋的，手臂也一样，我奇怪竟能够跑到这儿来。

我们跟一辆过路的救护车来到野战医院，我们躺在床上。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回家了，那是值得庆幸的事。

第二天，我们被送上了运伤兵的火车。我们被送到一家教会医院。阿尔贝特的病情越来越恶化，后来他被草率地截掉了整个一条腿。他几次想再一次拿到自己的手枪，把自己打死。我却可以借助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路了。

不久我又被调到团队里，重新开上火线。刚刚远离我的危险，又向我逼近了。我们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冲着我们过来了。

米勒死了。临死之前，他把克默里希遗留给他的那双皮靴给我了。我想，等我死了，再把它给恰登。

我们一连度过了几个阴雨天。在送饭的时候，卡特倒下了。我们班到这儿的7个人只剩下我最后一个了。

我又得到了14天的休息，而且有消息说马上就要停战了，到那时我可以回家了，重新站到白杨树下，梦想着跟娘儿们接近的暖人心房的快乐。

1918年10月，他阵亡了。那一天整个前线那么沉寂，战报上仅仅用一句话来概括： 西线无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