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
二十有五年，春，齐崔杼帅师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仪。六月，壬子，郑公孙舍之帅师入陈。秋，八月己巳，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会。卫侯入于夷仪。楚屈建帅师灭舒鸠。冬，郑公孙夏帅师伐陈。十有二月，吴子遏伐楚，门于巢，卒。
传
二十五年，春，齐崔杼帅师伐我北鄙，以报孝伯之师也。公患之，使告于晋。孟公绰曰：“崔子将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归，何患焉？其来也不寇，使民不严，异于他日。”齐师徒归。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庄公通焉，骤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为崔子，其无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间伐晋也，曰：“晋必将报。”欲弑公以说于晋，而不获间。公鞭侍人贾举而又近之，乃为崔子间公。夏，五月，莒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齐。甲戌，飨诸北郭，崔子称疾不视事。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自侧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谓自刃于庙，弗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弑之。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复命，不说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渔者，退谓其宰曰：“尔以帑免，我将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义也。”与之皆死。崔氏杀鬷蔑于平阴。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且人有君〔51〕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52〕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53〕，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54〕也，舍之得民。”卢蒲癸〔55〕奔晋，王何〔56〕奔莒。叔孙宣伯〔57〕之在齐也，叔孙还纳其女〔58〕于灵公，嬖，生景公。丁丑〔59〕，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盟国人于大宫〔60〕，曰：“所不与崔、庆者〔61〕。”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62〕。辛巳，公与大夫及莒子盟。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闾丘婴以帷缚〔63〕其妻而载之，与申鲜虞乘〔64〕而出。鲜虞推而下之〔65〕，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66〕，其谁纳之？”行及弇中〔67〕，将舍〔68〕。婴曰：“崔、庆其追我。”鲜虞曰：“一与一〔69〕，谁能惧〔70〕我？”遂舍，枕辔而寝，食马而食〔71〕。驾而行，出弇中，谓婴曰：“速驱之，崔、庆之众不可当也。”遂来奔。崔氏侧庄公于北郭〔72〕。丁亥〔73〕，葬诸士孙之里〔74〕，四翣〔75〕，不跸〔76〕，下车七乘〔77〕，不以兵甲〔78〕。
晋侯济自泮〔79〕，会于夷仪，伐齐以报朝歌之役〔80〕。齐人以庄公说〔81〕，使隰鉏请成〔82〕。庆封〔83〕如师，男女以班〔84〕，赂晋侯以宗器〔85〕、乐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86〕及处守者皆有赂。晋侯许之，使叔向〔87〕告于诸侯。公使子服惠伯〔88〕对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国，君之惠也，寡君闻命矣！”
晋侯使魏舒、宛没逆卫侯〔89〕，将使卫与之夷仪。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90〕。
初，陈侯会楚子伐郑〔91〕，当陈隧〔92〕者，井堙木刊〔93〕，郑人怨之。六月，郑子展、子产〔94〕帅车七百乘伐陈，宵突陈城〔95〕，遂入之。陈侯扶其大子偃师奔墓，遇司马桓子，曰：“载余！”曰：“将巡城。”遇贾获，载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车，公曰：“舍〔96〕而母。”辞曰：“不祥〔97〕。”与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师无入公宫，与子产亲御诸门，陈侯使司马桓子赂以宗器。陈侯免〔98〕，拥社〔99〕，使其众男女别而累〔100〕以待于朝〔101〕。子展执絷〔102〕而见，再拜稽首，承饮〔103〕而进献。子美〔104〕入，数俘而出。祝祓社〔105〕，司徒致民〔106〕，司马致节〔107〕，司空致地，乃还〔108〕。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齐成故也。
赵文子〔109〕为政，令薄诸侯之币〔110〕而重其礼。穆叔〔111〕见之，谓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112〕矣！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113〕。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
楚子冯卒，屈建为令伊，屈荡为莫敖。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114〕。吴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师先〔115〕，子强、息桓、子捷、子骈、子盂帅左师以退。吴人居其间〔116〕七日，子强曰：“久将垫隘〔117〕，隘乃禽也，不如速战。请以其私卒〔118〕诱之，简师陈以待我〔119〕。我克〔120〕则进，奔则亦视之，乃可以免〔121〕，不然必为吴禽〔122〕。”从之。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吴师奔，登山以望，见楚师不继〔123〕，复逐之，复诸其军。简师会之，吴师大败。遂围舒鸠，舒鸠溃。八月，楚灭舒鸠。
〔注释〕 二十五年：即周灵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48年。 崔杼(zhù)：齐国大夫，惠公宠臣。灵公欲废太子光，因病未行，杼拥光即位，后又杀庄公立杵臼为君，任景公右相。崔氏内乱，其族尽为庆封所灭，他自杀。 光：齐庄公，前554—前548年在位。 晋侯：晋平公姬彪，前558—前532年在位。宋公：宋平公成，前576—前532年在位。卫侯：卫殇公姬狄，前559—前548年在位。郑伯：郑简公姬嘉，前566—前530年在位。曹伯：曹武公胜，前555—前528年在位。夷仪：即陈仪，卫地，在今山东聊城西南。 壬子：二十四日。 己巳：七月十二日。此误，系于八日。 重丘：齐地，在今山东聊城县东南五十里。或以为在今河北吴桥县境，又有说在山东巨野西南者。 卫侯入于夷仪：重丘之会或稍后，卫殇公为齐庄、景平所杀，十一年前奔于齐国的卫献公自齐都至夷仪，欲归国复辟。 屈建：名子木，楚大夫，仕于康王、郏敖、灵王。舒鸠：楚属国，在今安徽舒城东偏南。去年，舒鸠叛楚服吴。 公孙夏：名子西，郑国大夫，仕于郑简公时。 遏：诸樊。 门：攻城门。巢：在今安徽巢县东北五里之居巢故城。 孟公绰(chuò)：鲁国大夫，属于孟孙氏家族。 不寇：不劫略。 使民不严：役使民众不严酷。 棠公：齐国棠邑大夫。 男女辨姓：男女婚姻，先要辨明姓氏。当时规定同姓不得婚嫁。 丁：齐丁公，齐太公子。 桓：齐桓公，丁公后世子孙。 《困》：由下卦坎上卦兑组成。《大过》：由下卦巽上卦兑组成。这里的大过是由困第三爻由阴爻变为阳爻而生成的，所以说遇困之大过。 吉：坎卦男，兑卦象征少女，中男娶少女，自男子而言得利，故曰吉。 陈文子：即陈须无，齐国大夫。 夫从风：坎
〔鉴赏〕 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经》《左传》，主要记齐国事，此外，还叙郑伐陈，楚灭舒鸠、楚吴之战等史实。《左传》本年所记齐事，始于崔杼娶同姓女棠姜；继而崔杼因齐庄公与棠姜私通而弑君，并连杀二史官；再述庄公死后齐国局势及庄公之葬；最后记载晋率诸侯伐齐及齐屈服的事件。
忠君是西周礼制的基本要求，弑君被视为罪大恶极之事，绝对禁止。但是在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各国内乱层出不穷，弑君之事时常发生，《左传》作了大量的记载。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作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开明态度，也可追溯春秋时代忠的观念的演变。
对于昏君、暴君的被杀，左丘明从不加以非难，不仅如此，对于他们，左丘明常以许多历史事实来揭露他们的罪恶，从而让读者感到他们的被杀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如宣公二年记晋灵公不君。本篇勾画出了一个荒淫无耻、又暴虐成性的君主的丑恶形象。他多次到崔杼家，与其妻私通。他不仅不设法掩盖丑闻，还荒唐到把崔杼的帽子赐给别人。对于下属的劝告，他不仅不听从，反而无耻狡辩，完全失去君主应有的品德和风范。不仅如此，他还鞭打侍从贾举，这最终造成他的被杀。作者用这些材料告诉人们，像齐庄公这样的君主被杀是不值得同情的，从而为推出晏子带有民主性的进步思想做好了铺垫。
对于杀害君主的人，作者不一概而论。像崔杼这样的权臣，他们弑君不是出于公心，而是为了争权夺利，泄私愤，报私仇，又滥杀无辜，对待这样的历史罪人作者加以严厉的鞭笞，谴责他们也不是针对杀害君主的行为，而是批判他们的丑恶、残暴的行径。左丘明记载了崔杼公然违反当时的伦理准则，强占同姓美女棠姜为妻。他设计杀死了齐庄公之后，史官如实地记载“崔杼弑其君”，但是崔杼把忠于职守和秉笔直书传统的太史杀了。太史弟弟不畏强暴，仍然坚持这样记录，他竟然又把该史官也杀害了。在这里作者实际上把他同晋国赵盾作对比。晋灵公是个残暴无道之君，多次派人刺杀对国家忠心耿耿的赵盾，后者无奈，只得逃亡，就在要出境之时族人赵穿杀死了晋灵公，史官认为赵盾应当对此事负责，记他弑君。赵盾只是哀叹自己命运不济，却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威强迫史官改变历史记录。与赵盾相比，崔杼显得更加残酷无情。
左丘明还如实地记载了几个大臣为君死节的行为。祝佗父在高唐祭祀后回来复命，还没有来得及脱去祭服，便被杀死在崔杼家中。负责管理渔业的一个官员申蒯本可逃生，出于忠君思想，为庄公战死。但是读者在这里从他们的行为看不出有什么令人感动、钦佩的东西。作者实际上是以这些人物的表现衬托晏子态度的明智。
晏子闻讯庄公被杀之后，带人来到崔杼家门前，他既不想为君而死，也不打算逃跑，他在对手下人讲了自己的想法以后入内伏在庄公腿上哭了几声，然后起身跳了几下，就出去了，他以这种方式对君主尽了最后、最起码的礼，表达了他对齐国如此黑暗的政治的悲哀和无奈。鉴于晏子在齐国的声望，崔杼也没有对他采取极端的措施。
从对自己的做法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到晏子对于忠的观念的理解，他对君臣关系的认识超越了时代，包含了一些可贵的思想。他认为君主应当对国家负责，不应当拥有绝对专制的权力。他明确提出，在国君与社稷关系上，“社稷是主”。所谓“社稷”原为土地、谷物之神，自古以来为国家大典所祭，因此后来就成为国家政权，甚至国家的象征和代称。传统思想相信“朕即国家”的理念，以君主为国家的代表，以为君主至高无上，忠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君主。晏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国家才是至高无上的，国家高于君主。更重要的是晏子还把社稷归结为人民，指出社稷最根本的就是民众，君主的责任是管理国家，造福百姓，保护人民，国君绝不能凌驾到人民头上胡作非为。按照这一原则，君主如果违背国家的利益，就不应当忠于他，服从他，追随他。用他的话说就是：“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因此他不愿为齐庄公而死。他不离开齐国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他是在等待机会，以便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改变齐国的政治状况。晏子否定了为无道君主死节的愚忠，主张不应当无条件地忠于君主，一切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转移。这是以民为国之本、以爱民为理政之本理念的表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之说就是晏子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左丘明以晏子的形象和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理念，《左传》表现了鲜明的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