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唐寅

君子之处世，不显则隐，隐显则异，而其存心济物，则未有不同者。苟无济物之心，而泛然杂处于隐显之间，其不足为世之轻重也必然矣。君子处世而不足为世之轻重，是与草木等耳。草木有可以济物者，世犹见重，称为君子，而无济物之心，则又草木之不若也。为君子者，何忍自处于不若草木之地哉？吾于此，重为君子之羞。草木与人，相去万万，而又不若之，则虽显者亦不足贵，况隐于山林邱壑之中者耶？吾友朱君大泾，世精疡医，存心济物，而自号曰菊隐。菊之为物，草木中最微者，隐又君子，没世无称之名。朱君，君子也，存心济物，其功甚大，其名甚著，固非所谓泛然杂处于隐显之中者，而乃以草木之微，与君子没世无称之名以自名，其心何耶？盖菊乃寿人之草，南阳甘谷之事验之矣，其生必于荒岭郊野之中，惟隐者得与之近，显贵者或时月一见之而已矣。而医亦寿人之道，必资草木以行其术，然非高蹈之士，不能精而明之也。是朱君因菊以隐者，若称曰：“吾因菊而显。”又曰“吾足以显夫菊，适以为菊之累，又何隐显之可较”云。余又窃自谓曰：“朱君于余，友也。君隐于菊，而余也隐于酒。对菊令酒，世必有知陶渊明、刘伯伦者矣。”因绘为图，而并记之。

——《六如居士集》

几千年来，孔孟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处世思想，似乎已经深深渗入中国士大夫的人格精神中。即便很有些蔑视礼教的名士气派的唐寅也不例外，他的这篇《菊隐记》，便弥漫着很浓的孔孟气息。

作者提出，“君子之处世”，无论显隐，“而其存心济物”，则应贯一始终。继而又指出，一个人若无济物救世的心志，而只是一浑然泛然的俗夫，于隐显之间全无自觉，自然会在纭纭世间消声没迹，低微得如同草木，甚至连草木也不如。

显隐的故事，屡见于中国的史籍。显者如早年的管仲、商鞅，辅佐君王，变法图强；三国时有诸葛孔明，为复兴汉家天下，运筹谋划，一生驱驰，鞠躬尽瘁；又如北宋的范仲淹，为救黎民免遭涂炭之苦，厉行“庆历新政”，为时人和后代所称颂。他们之所以丹青留名，为后世敬仰，胸存济物之志，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隐士的事迹，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俯拾皆是。东汉初年的严子陵，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是中国最出名的两大隐士。一位垂钓富春，一位躬耕南亩，都远离华盖云集的繁华京都，甘处于荒远的郊野山林中。但倘若他们只是蓑衣悬钓的渔翁或荷锄耕作的农夫，人们大约就不会记得他们的姓名。《后汉书》上说严子陵“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显然不是个寻常人物，只是他深谙官场的污浊和君王的昏戾，才辞弃光武帝刘秀赏赐的厚禄高官，而甘愿垂钓于富春江畔。至于陶渊明，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情怀中，仍常有“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的勃然豪气，只是因处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黑暗年代，他才不得不隐迹于田舍茅篱之中。鲁迅说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是很中肯的。因此，大凡真正的隐士，仍是胸怀济物之心的。惟其如此，才为世人所敬重和仰慕，在唐寅看来，“存心济物”是士大夫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根本，若无此心志，“则虽显者，亦不足贵，况隐于山林邱壑之中者耶？”

唐寅的朋友朱大泾并非官位显赫的贵介，而只是一个隐于民间的君子，然而他“世精疡医，存心济物”，是一位不同凡响的高蹈之士。唐寅由他的人品医术，而赞慕他的号“菊隐”，因为“菊隐”两字的内涵确实包蕴了处于江湖的中国士大夫阶层(自然包括唐寅自己)内心孤高清芬的意味。诚然，菊没有牡丹那份“花开时节动京城”的“好颜色”和富贵艳紫气，它总是同潇潇秋雨、飒飒秋风相系联，但在中国古代士人的心目中，却透发出那种孤高雅洁、清芬沁人的山林旨趣，尤为退离仕宦的士人所喜爱。唐寅说它“生必于荒岭郊野之中，惟隐者得与之近”，就更突出了它的高洁之性。朱君以医行道，“其功甚大，其名甚著”，却毫不爱恋牡丹的宫廷脂粉气，而一心倾慕菊的那份山林荒野气，从中可以透视他内心的精神品格，而这正是作者唐寅自己的襟怀胸臆。

在古代中国，人们总是将“菊”、“酒”同“隐”相联，因为这确能体现出不同于朝廷命官的执笏肃立或正襟危坐的那种肃穆简傲的姿态。唐寅在文末说：“君隐于菊，而余也隐于酒。对菊令酒，世必有知陶渊明、刘伯伦矣。”虽然陶渊明爱菊，刘伶(字伯伦)耽酒，但他们都厌恶官场，蔑视权贵，追求个性的自由放达，推崇精神的独立不羁，其内在的精神品性并无二致。他们胸存济物之心而无以报国，只得行吟山水、笑傲江湖的内心体味，正是唐寅所要叹发的感慨，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精神生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