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论》的佛学背景及思想意义

（一）《肇论》的佛学背景

魏晋之际，玄风激荡。玄学家“黜天道而究本体”，以“有无之辨”为中心，力求透过形而下的经验现象直探天地万物之本体，为名教与自然关系、言意之辩等提供理论支撑，进而反思自然、社会与人生。魏晋玄学的本体论思维摆脱了两汉经学神学化、形而下思维（宇宙生成论）的束缚，把思维的兴趣从形而下转到形而上领域。在佛教空宗大乘般若学传入之前，魏晋玄学无疑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富哲学思辨精神的学术思潮。魏晋玄学从贵无论、崇有论发展到独化论，理论上已经完成了玄学关于本体论的探讨。独化论虽然通过进一步明晰“有”“无”概念的内涵批判贵无论与崇有论，但作为本体的“玄冥之境”本质上是以主观的认识来泯灭客观的差别而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独化论之后，魏晋玄学“思想发展的规律要求其致思的方向由外向内转移，即由讨论外在的客体问题转向内在的主体问题，亦即由客体本体论的探讨转入对主体本体论的探讨”。在有无之辨上，魏晋玄学已经缺乏内在的理论资源，而大乘空宗般若学的传入给魏晋玄学关注的主题提供了新的思想动力。

般若学的基本命题是“缘起性空”和“性空幻有”。“缘起性空”，指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依赖一定的条件存在，故一切事物无独立、实在的自体，无恒常、主宰的自性，所以一切事物的本质是空。“性空幻有”是指一切事物无自性故空，但假象存在。在鸠摩罗什系统介绍大乘中观学说之前，在佛玄交互激荡以及“格义”佛教的背景下，这一时期般若学者受魏晋玄学的影响，以玄解佛，以无解空，对般若空义的理解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形成了般若学“六家七宗”。“六家七宗”主要依据早期所译大品类（《放光般若经》《光赞般若经》）、小品类（《道行般若经》《大明度无极经》），客观上限制了这一时期的般若学者对印度大乘空宗中观学派思想的把握。鸠摩罗什主持长安译经后，在众多杰出弟子的协助下，全面翻译介绍了龙树、提婆的大乘空宗中观学派著述，使中国佛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乘空宗中观学派的基本理论著作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与《大智度论》，其思想核心是中道实相。基于“缘起性空”和“性空幻有”，中道实相的含义大致有四：其一，世间万象的本质是毕竟空，诸法实相非任何名言、思虑所得，只能依靠般若智慧直觉而当体明空，缘起即性空。其二，以“中道”观诸法实相，即以“二谛相即”观空。俗谛观有（现象），真谛观空（实相），空假并观，不落两边，非有非空，非非有非非空。其三，用彻底的否定式（遮诠）方法，破邪显正，荡相遣执，逼显诸法毕竟空。既遣于有，又复空空，既非有非无，亦无生无灭。其四，实相涅槃。

《肇论》正是在大乘空宗中观学派与玄学的交互激荡背景下产生的。僧肇早年深通老庄，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就学于罗什门下后，准确把握住了中观学派中道思维的精髓，置身于“关中四子”“罗门四圣”之列，罗什也以之为“秦人解空第一者”。在东晋玄佛激荡的学术思潮背景下，僧肇会通玄佛，以佛释玄，以玄解佛，成就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不朽名著《肇论》。

（二）《肇论》的思想意义

《肇论》将玄学佛学有效融为一体，构建出自己的佛学体系，是印度佛教中国化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述。《肇论》既是佛学的玄学，也是玄学的佛学；既是玄学发展的顶峰，也是印度大乘空宗般若学在中国发展的顶峰。

第一，《肇论》准确把握大乘空宗中观学派的思想和思维方法，既深悟般若空义，又能娴熟地运用中道思维。通过对般若学“六家七宗”的评判，总结了玄学的成就，统一了各派的分歧，提出了以即体即用为核心的独创性命题，并以此为理论基础重新诠释了玄学的许多重要命题，把魏晋玄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正如汤用彤所言：“其所作论，已谈至‘有无’‘体用’问题之最高峰，后出诸公，已难乎为继也。”

第二，《肇论》借鉴玄学的概念、命题、思维方法和主题对般若学进行了个性化的阐释，使印度大乘空宗般若学真正深层次地契入了中国传统文化。潘桂明指出：“《肇论》所讨论的般若学，虽无意于老庄学说中有关道与万物对待的讨论，但致力于庄子‘体道’式的精神生活，在动与静、有与无、色与空、知与无知的思辨中，使个体意识直接体验最高真实，领悟宇宙人生的全部奥秘。”《肇论》中“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不真空论》），“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即真即有无齐观，齐观即彼己莫二”（《涅槃无名论·妙存第七》）等等对成佛和涅槃的描述，反映出《肇论》将般若学契入玄圣心灵境界的思路，而这对以后的禅宗产生了影响。

第三，《肇论》既实现了佛玄互动，又触及佛儒互动。《肇论》的立意不在调和儒佛辩难，而重在契入。论中明确提出，“庶拟孔《易》十翼之作”，“图以弘显幽旨”（《涅槃无名论·奏秦王表》），即要以《周易》及《易传》作为弘扬佛学的指导思想。因此，《肇论》似乎触及儒佛互动的契入点，而成为从佛玄互动向佛儒互动转型的启蒙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