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一系列被称道的妇女形象中，林黛玉是自我意识最强的一个;当然，是就这些形象比较而言。
《红楼梦》的读者往往注意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这也确是该书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远的不说，元代《西厢记》的崔莺莺、明代《牡丹亭》的杜丽娘，也都热烈地追求着她们的爱情;比起她们来，林黛玉有什么不同呢?让我们先看一件小事情。
有一次，贾宝玉的表妹史湘云劝宝玉说： “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宝玉生气了，就说： “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袭人在旁边插嘴说：薛宝钗有一回也这样劝过宝玉，宝玉竟然管自走掉了，幸而宝钗有涵养，没有着恼，“谁知这一个(指宝玉)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见你赌气不理他，你得赔多少不是呢?”宝玉道
“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这话恰巧被黛玉听到了， “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可见他们的爱情是建筑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的：大家都讨厌仕途经济、立身扬名那一套。
不仅如此，当贾宝玉因金钏儿、蒋玉菡的事被贾政打得死去活来时，林黛玉虽悲痛万分，抽抽噎噎地对宝玉说： “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宝玉却回答得非常奇怪： “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从字面上来看，林黛玉明明是在劝他改;宝玉的第一句话既然是“你放心”，接下来自应向她保证今后一定痛改前非，谁知他下面说的却是仍要坚持以前的行为!宝玉绝不会神智昏愤到听不懂林黛玉的这句话，作者也不致连几句简短的对话也写得矛盾百出。所以，对此只有这样理解：宝玉知道她嘴上虽这么说，内心深处却是生怕他就此变样;所谓“你放心”，就是针对她内心的忧虑而说。以他们二人的相知之深，宝玉的揣度自不会错。推想起来，她是看到宝玉这次被打得太惨，出于对宝玉的爱，当然希望宝玉今后不要再受到那样大的灾祸，因而有“你从此可都改了罢”的请求;但宝玉假如真的“都改了”，那就换了一个人，作为她的“知己”的宝玉就不存在了，这对她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从而不得不深为忧惧。这就进一步说明：她的爱宝玉，主要是爱他的思想和行为。
无论崔莺莺、杜丽娘，还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其他女性形象，在其爱情生活中都没有考虑过与对方是否存在共同思想基础的问题。但林黛玉却对此十分重视，而且，她所期待对方与自己共同具有的，又是一种被传统观念斥为错误、荒谬并有可能带来灾难——宝玉就已被打得半死——的思想。不但在《红楼梦》以前的我国文学作品中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就是《红楼梦》以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前的作品里也没有出现过。
那么，这种爱情是怎样形成的?具有怎样的特点和具体内涵?
首先，她从小与宝玉一起长大，跟他一样被贾母所溺爱。当时，她母亲死了，父亲远在扬州，舅父、母不会真正关心她，这也意味着没有人严格地用封建思想来教育和束缚她。换言之，其自然人性所受到的压制即使不小于宝玉，至少也不会比宝玉厉害。这就使她从小跟宝玉在思想感情上有较多的共同点。当她跟宝玉一起在薛姨妈家喝酒时，宝玉很高兴，但他的奶妈李嬷嬷却起来拦阻，并以“你仔细今儿老爷在家，提防问你的书”来告诫宝玉，弄得他垂头丧气。黛玉就一面鼓动宝玉，要他“别理那老货，咱们只管乐咱们的”，另一面又冷笑着用话堵李嬷嬷，弄得她哭笑不得。当她发现宝玉由于给女孩子淘漉胭脂膏子，脸上染有胭脂的痕迹时，就用手帕给他揩拭，并且说： “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奇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这都可见她的生活观念原有不少跟宝玉相通之处。等到宝玉偷看《西厢记》等书，被黛玉发现，她也立即被吸引了，赞为“果然有趣”，而且“一目十行”地记下了许多句子。接着，她又听到演戏的女孩子在唱《牡丹亭》， “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西厢记》、《牡丹亭》都主张青春苦短、应及时追求爱情的欢乐，她又引用古人的诗词，进一步来加强韶华瞬息即逝的悲慨，这就难怪她要“心痛神痴，眼中落泪”了。而隐藏在这种痛苦的背后的，无疑是要抓住短暂的青春以争取欢快和幸福(当然包括爱情)的渴望。这跟宝玉的人生态度——把获得以满足“意淫”等欲望为中心的生活的愉快放在第一位——可谓异曲同工;那种人生态度也可用她那句话来表达：“咱们只管乐咱们的”。因此， “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贾宝玉)去立身扬名等语”绝非偶然。
其次，林黛玉的个性与其环境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她有一种深刻的压抑感。
黛玉进贾府时还很小，但却已“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这种“惟恐被人耻笑”的心情，不是胆怯，而是自尊心极强的表现。
然而，在贾府中，贾母虽很疼爱她，别人却未必如此，连大舅父贾赦都显然颇为冷淡。她到贾府的第一天，奉贾母之命，特地去拜见大舅父，但大舅父竟然派人传话说： “连日身上不好，见了姑娘彼此倒伤心，暂且不忍相见。劝姑娘不要伤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即同家里一样。姊妹们虽拙，大家一处伴着，亦可以解些烦闷。或有委屈之处，只管说得，不要外道才是。”话说得很客气，却一点热情都没有;不肯相见本身就是缺乏热情的最好证明。等薛宝钗到了贾府以后，她的地位就显然落到了薛宝钗之下。第七回写王熙凤手下的周瑞家的，先到薛宝钗那里去时有说有笑，十分热情。接着奉薛姨妈之命，给王熙凤等人送宫花。 她先送别人的，最后才送到黛玉房中。黛玉便问道： “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周瑞家的道： “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 “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儿不言语。林黛玉这么说，并不是多疑。周瑞家的把花先送给迎春姊妹三人，那是由于“顺路”，并无别的原因。但接下来到底先送给王熙凤还是先送给林黛玉，却不存在顺路与否的问题。加以当时是午后，周瑞家的知道王熙凤要睡午觉，在这天上午她还特地跟刘姥姥说过“(王熙凤)再歇了中觉，越发没了时候了”;而在她给迎春等送完花时，又看到李纨在睡午觉，更证明这正是午睡的时候，所以她不可能不估计到先送到王熙凤那里去就有等她睡醒的可能，实际上她确也在那里等了一会。她宁可等，也不肯先送给林黛玉，就正因她不敢或不愿把剩下的最后一分给王熙凤。这也就是她在遭受黛玉责问时无从回答的原因。从这里可以看出林黛玉在她眼中的地位。而林黛玉对此事如此敏感，则反映了她在贾府经常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及至她父亲去世，她更沦为寄人篱下的穷亲戚;如她自己所说， “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更使她难受的是：元春封为贵妃后所赏端午节礼，给她的比给宝钗、宝玉的少二端凤尾罗、一领芙蓉簟。这确切地表明她比宝钗要低一个档次。
这样，强烈的自尊心和她敏锐地体味到的越来越屈辱的处境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导致了深刻的、并且不断加重的压抑感。她所写《葬花词》里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正是她自己心境的写照; 《秋窗风雨夕》中的“连宵脉脉复飕飕，灯前似伴离人泣。……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则显示了她的孤寂和悲苦。
第三，由于她原是自尊心很强的人，这种处境不但不能使她变得卑躬屈节，而且，作为反拨，反而更强化了她的自尊心，她更加高傲，甚至愤世疾俗。有一次，北静王水溶送给宝玉一串鹡鸰香念珠，那是很贵重的礼物，北静王不仅地位很高，而且被写成为很好的人。然而，当宝玉特地将这礼物“珍重取出来，转赠黛玉”时，黛玉却说： “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竟然“掷而不取”。轻蔑之态，如在目前。对水溶尚且如此，对其他的王公贵戚、大人先生可想而知。这跟宝玉的痛斥须眉俗物，实已没有什么两样。换言之，他跟宝玉的思想更加趋于一致。
同时，这种处境必然使她进一步感到：真正能理解、支持、体贴和挚爱自己的，只有宝玉一个人。因此，她的命运、甚至她的一切都已被她跟宝玉紧紧联系在一起。她自己在心里对宝玉说： “你只管好，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这真是要把两个生命融合为一的深情。
第四，这强烈的爱情激化了林黛玉与环境的冲突，也导致了她跟贾宝玉的一系列矛盾。
正因她对贾宝玉爱得这么深，她对于有可能从自己手里夺去宝玉的人就不得不采取高度的警惕，甚至怀有敌意。贾宝玉的表妹史湘云佩有一个金麒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宝玉也得到了一个，这就引起了黛玉的注意。当史湘云来贾府作客时，当然要去看宝玉。黛玉“心下忖度着，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鸳鸯，或有凤凰，或玉环金珮，或鲛帕鸾绦，皆由小物而遂终身。今忽见宝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连这样的小事都如此用心，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特别对于薛宝钗，她更认为是最危险的敌人，一有机会就刻薄挖苦。在宝玉被贾政打成重伤后，黛玉自己哭得眼睛象桃儿般肿;但第二天看到宝钗走路无精打采， “眼上有哭泣之状”，便讥笑她说： “姐姐也自保重些儿。就是哭出两缸眼泪来，也医不好棒疮!”这还是在没有第三者的场合说的，无论她的话说得是否合于体统，别人都不知道。但在大庭广众之间，她也并无顾忌。就是在宝玉得到金麒麟的那一次，贾母等人都在座。贾母问道： “这件东西好象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的?”宝钗说： “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探春就插嘴： “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薛宝钗有个金项圈，上面錾刻着癞头和尚送的八个字，据那和尚说，宝钗将来要和一个有玉的人成婚，而宝玉恰恰是有玉的;此事大家都知道。所以，林黛玉这么一说，在座的人自然都晓得她是在讽刺、打击薛宝钗。在当时，黛玉的这种做法显然有失淑女的身分，为贾母等人所不满。
至于对宝玉，既然爱之切，也就责之苛，经常为一些小事——有时纯粹是她的误会——而吵架。有一次，宝玉受到贾政的称赞，小厮们向宝玉讨赏，结果把他身上佩带的东西都拿走了。林黛玉得知后，便向宝玉说：“我给的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你明儿再想我的东西，可不能够了!”赌气回房，把宝玉委托她做、并已做了一半的香囊剪破了。她为此生气，显然是由于她认为宝玉不珍视她给的东西也就意味着不珍视她的感情。其实，宝玉把她给的荷包带在衣服里边，并未被人拿走，对黛玉的剪掉香囊当然也不高兴，黛玉又不肯认错，于是发生了矛盾，黛玉“越发气起来，声咽气堵，又汪汪的流下泪来，拿起荷包来又剪”。幸而宝玉及时赔话，黛玉才破涕为笑。在有一段时期里，这类事情经常发生。而且，有不少次是弄得大家都知道的。最厉害的一次，林黛玉大哭大吐，宝玉死力砸自己的玉，惊动了贾母和王夫人。贾母急的直抱怨： “我这老冤家是那世里的孽障，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自己抱怨着也哭了。林黛玉这样地跟宝玉吵，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为的是我的心。”也就是既要使她的心为宝玉所理解，又要使自己心安——让自己相信宝玉的爱跟她的同样强烈而深挚。更确切说，就是要使爱情完美。但这种做法当然更失了淑女的身分。
这一切，使黛玉在人们心里的印象越来越坏，后来甚至连最疼爱她的贾母的态度也逐渐变化了。有一次，贾母称赞王熙凤，说是“凤儿嘴乖，怎么怨得人疼他?”宝玉说： “若是单是会说话的可疼，这些姊妹里头也只是凤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他原想以此引出贾母对林黛玉的称赞，不料贾母却说：“提起姊妹，……全不如宝丫头。”而在薛宝琴来了以后，贾母曾有意“与宝玉求配”，因宝琴已有人家，才不提出。总之，黛玉终于失去了贾母的欢心。而以黛玉的聪明，她在做这一切时不会不明白其后果。
就这样，林黛玉跟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她自己日益走向悲剧的命运。但在这整个过程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她比我国古代文学作品里的其他女性形象更具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不但跟莺莺、杜丽娘一样地勇于追求爱情，而且敢于追求一种以有悖于传统观念的思想为共同基础的爱情，敢于以自尊心反抗屈辱的处境，敢于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及其完美而无视环境的压力，与周围的人甚至自己的爱人冲突。她愿意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她属于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