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是清末政治家，维新运动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也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一八三八年他在湖广总督任内，禁止鸦片，成效显著，为禁烟派代表人物。

一九五七年吕宕、叶元据林则徐的事迹和鸦片战争的史实，创作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鸦片战争》，后经修改定稿，改名为《林则徐》。林则徐的形象栩栩如生，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赞誉，是当代电影人物画廊中成功的典型形象。

剧作家笔下的林则徐，是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有机结合的生动典型。他们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浩瀚的史料作了认真的研究、选择和提炼，以林则徐到广州领导禁烟和抗英斗争为中心，把林则徐性格的描绘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融为一体，并通过真实、鲜明的艺术形象来揭示出历史的真实面貌。

在塑造林则徐的形象时，剧作家着重突出了他那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当林则徐抱着内除隐患、外抗强敌、改善民生、振兴国家的决心，领旨赴粤禁烟时，他面对的是当时称霸世界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和依赖鸦片贸易获取巨大私利的满清皇亲国戚，这两个强大的敌人又是互相勾结的。林则徐并不因此而气馁、妥协，他真诚地团结了禁烟派邓廷桢、关天培，依靠人民群众抓获了大鸦片商颠地，雷厉风行地收缴、烧毁了英商的几万箱鸦片。同时，他又自筹经费、整军备武、充实海防，用大炮轰鸣来回答英国侵略者妄图征服中国的狂妄叫嚣，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即使他被罢黜边陲，个人命运处在不幸之时，仍念念不忘向政敌琦善进言： “两广千百万百姓身家性命，全在中堂掌握之中，望中堂以国家社稷为重。”当英军攻陷虎门，关天培壮烈殉国，他对琦善的不抵抗政策愤懑已极，还委曲求全地恳求： “给我三千人马，我愿死守珠江口，打不退洋人，甘愿粉身碎骨，死而无怨!”真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些言行充分表现了林则徐不计个人得失，时刻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思想境界和宽广胸襟，展示了他最基本的性格色调。

同时，剧作家还恰如其分地描写了林则徐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虚构了邝东山、麦宽、阿宽嫂等人民群众的代表人物，通过林则徐与他们的交往，既表现了林则徐爱民忧民的思想情感，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在禁烟，抗英斗争中的历史作用。在这方面，有许多生动的情节设置和场面描绘。如林则徐一上任就微服察访民情，关心民间疾苦。即使遭到贬谪，也仍为黎民百姓的命运担忧。同样，人民群众也积极支持林则徐禁烟、抗英的行动。无论是截捕鸦片商颠地、修筑海防工事，还是故意替英军错引航道、促使英舰触礁，都得益于广大群众的力量。当林则徐被无辜撤查时，老百姓又成群结队来跪求挽留，赠颂牌、献衣帽，表达了他们对林则徐的爱戴依恋之情。由此也说明了林则徐进行的斗争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并与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是互相推动、互相影响的。正因为如此，在林则徐被撤职发配后，人民群众高举“平英团”的大旗，开始了规模更宏大的反抗侵略的斗争。

当然，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作为深受封建主义思想和文化濡染的官吏，林则徐和人民群众之间毕竟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剧作家没有回避其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性，而是真实地揭示出他性格中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林则徐不但逆来顺受朝廷贬谪，甘心屈从于君权的专制统治，而且当邝东山等人对皇帝表示不满时，他还厉声喝斥，并要大家“做皇上的好百姓”，不允许人民群众触动满清皇朝的根本利益。这样的艺术描写完全符合林则徐所处的社会环境和阶级地位，使之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性。

为了使林则徐的个性鲜明，剧作家在正反人物群像的塑造中，充分运用对比、烘托的手法，描绘出他那独特的性格色彩。林则徐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敢作敢为的气魄，在邓廷桢、关天培这两个人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突出。同是禁烟派大将，邓廷桢过于谨小慎微、瞻前顾后，总是投鼠忌器，下不了手;关天培则忠勇有余，谋略不足。与他们相比，林则徐既有敏锐的政治眼光，能综观全局、深谋远虑，又办事果断、具有魄力，毫无因循苟且的作风。林则徐的主要对手是义律，对于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剧作家并没有简单地从外部贴上反面人物的标签，而是注重刻画其阴险凶残的内心世界，把他写成一个老谋深算的反动政治家，使之能和林则徐旗鼓相当，由此更显出林则徐在斗争中的大智大勇。

由于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故而剧作家对情节的提炼颇下功夫。如“制怒”那场戏就是表现林则徐性格特征的精彩情节片断之一：当林则徐发现豫坤、伍绍荣之流私通英国人的无耻行径后，下令“所有司道州府官员，都来行辕议事”，但豫坤却托辞不到，林则徐怒不可遏，拍案而起，摔碎了茶盅。偶一抬头，看到壁上自书的座右铭“制怒”二字，顿时冷静下来，亲自动手取抹布揩桌。此后他变换了斗争策略，依礼接待豫坤，巧妙地逼使他掏出银子重修炮台。这一怒一制，既显示了林则徐疾恶如仇的思想性格，也反映了他处境之困难。在与朝廷、贵族的周旋中，如果没有清醒的理智、不讲究斗争策略，要想推行禁烟措施是办不到的。

另外，在揭示林则徐的内心世界、表达其心理情绪时，剧作家还借助环境气氛的渲染和艺术细节的运用。例如，在林则徐送别邓廷桢时，开船之后，他沿着蜿蜒的城垣登上山顶，俯瞰大江，看着白帆渐渐远去，他惆怅地张望着，眼中涌起了泪花。在处境日渐艰险之时，林则徐同自己的知己和合作者分离，那种悲愤和依恋的心情，通过对景物的渲染，被表现得非常真切、细腻，韵味无穷。当林则徐被罢官之后，剧作家也没有一般化地正面描写其心理，而是通过可视的场面，用细节从侧面烘托：那从帽子上摘下的花翎，轻烟缭绕的高脚香炉，跌落在方砖地上的一卷《离骚》，没有动过的饭菜……都生动传神地表现了林则徐满腔的悲愤心情。上述手法既充分发挥了电影艺术的特性，又注意从我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经验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故而使剧本具有较鲜明的民族色彩。由于导演郑君里和演员赵丹准确地把握了林则徐形象的基本精神特征，经过艺术再创造，在银幕上成功地塑造了林则徐这位中国近代史上反帝爱国的民族英雄形象，为中国电影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