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𩨂，字龙友，明末贵州贵阳人。崇祯年间，曾官江宁知县，后被御史参劾贪污事而被罢官。他是凤阳督抚马士英的妹夫，又是阮大铖的盟弟。这种社会地位使他在官场中左右逢源。明朝覆亡后，他依附马士英并参与了迎立福王的活动，因而补了礼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监军京口(今江苏镇江)。杨龙友又能诗善画，史称“有文藻，好交游”，“颇推奖名士” (《明史》本传)，与侯方域、柳敬亭、苏昆生等都有往来。清兵进军江南时，他任兵备副使，常、镇二府的巡抚，驻金山扼守长江，兵败溃走苏州。后投奔明宗室唐王起兵抗清，兵败被杀。在《桃花扇》中，作者对杨龙友这个人物形象作了艺术性的创造，使他成了贯穿全剧。联系正反人物的重要角色。作者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塑造出了杨龙友这样一个性格复杂的帮闲文士兼政客的典型形象。

杨龙友和秦淮名妓李贞丽是旧好，他对贞丽的养女香君的姿色和技艺十分赏识，有心要帮香君和侯方域成就好事，认为“这段姻缘，不可错过的”，似乎是一片盛情。然而，由于他与阮大铖又是“笔砚之交”，当看到阮大铖因为投靠阉党的罪行而受到复社文人的攻击时，他又乘机为阮大铖出谋划策，叫阮出梳栊之资，即妆奁酒席的费用，以讨侯方域的欢心，“然后托他两处分解，包管一举双擒”。这一番诡计包藏着祸心，差点使侯方域落入圈套，丧失名节。侯、李新婚的第二天，杨龙友一早来到妓院向侯道喜，并吹嘘自己帮衬了这件婚事： “珠翠辉煌，罗绮飘荡，件件助新妆，悬出风流榜”。但是，机敏的李香君却对杨龙友的资送妆奁产生了怀疑，因为杨龙友自己也“拮握作客”，如何肯“轻掷金钱，来填烟花之窟”，逼得杨龙友说出实情。这时，杨龙友施展了八面玲珑的伎俩，他既吹捧侯方域是“风流雅望”的才子，又替阮大铖诡辩开脱，说什么阮大铖“结交魏党，只为救护东林”，这次资助妆奁“不过欲纳交足下之意”。然而，他的一番花言巧语并未能欺骗香君，她“拔簪脱衣”，毅然却奁，使他只得讨了个没趣， “乘兴而来兴尽还”。

不久，左良玉军打算移兵南京就食时，杨龙友受兵部尚书熊明遇之托，要侯方域发书加以劝阻，并敦促方域： “当此国家大事，岂忍坐视”。这时他还是一个罢职废员，虽说是受人之托，但他考虑的是“休教铁锁沈江底，怕有降旗出石头”，担心晋朝灭吴的历史将重演，表现了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因此，当看到阮大铖乘机诬陷侯方域修书是暗里勾结左良玉“将为内应”时，他极力为侯方域辩解，随后又急忙去通风报信，叫侯逃走。而当侯方域遭此横祸，手足无措时，他又建议侯去投奔史可法。这显示出杨龙友还有一定的正义感，不愿颠倒黑白，与阮大铖之流同流合污。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杨龙友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风流名士味少了，势利政客气重了。他因依附马士英倡议迎立福王，凭借马士英的援引，成为弘光朝的一名新贵。为了讨好新升任为漕抚的田仰，他逼迫香君为田仰作妾。谁知香君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送旧迎新的娼家女子，严词拒绝这种无耻的收买。不久，他和阮大铖一起去拜谒马士英，充分暴露了他那副奴颜卑膝的丑态。起初，他与阮大铖一道伺候在马士英的门房，虽是亲戚，却也不敢擅自进去，直到“老爷有请”，方毕恭毕敬、畏首畏尾而入，自称“如今亲不敌贵”，反映出他甘心依附权奸的心理状态。当马士英说“二位不比别人，明日嘱托吏部，还要破格超升”时，他连忙打恭不迭： “多谢提拔”，感到“华筵一饮，出公门，满面春风起”，煞是洋洋得意。为了博得马士英的欢心，他又献媚，叫几名歌妓来佐酒， 说：“小弟物色已多，总无佳者，只有旧院李香君，新学《牡丹亭》倒还唱得出。”他这一说，勾引起阮大铖的一腔怒火，于是挑动马士英下令叫恶仆登门为田仰强娶香君。这时，杨龙友还算良心未昧，认为“不可太难为”香君，于是随恶仆同来媚香楼。香君坚贞不屈，宁死不嫁田仰，她不惜以身殉情， “倒地撞头”， “血喷满地”。杨龙友见此，无法收拾，便寻个权宜之法，让李贞丽代香君嫁给田仰。他得意地说： “贞娘从良，香君守节，雪了阮兄之威，全了马舅之威，将李代桃，一举四得，倒也是个妙计。”这就道出了他帮闲文士的市侩气质和圆滑世故的处世哲学。

清兵渡江时，杨龙友新任苏松(苏州、松江二府)巡抚，正兴冲冲地走马上任，不料清兵已杀过江来，弘光帝也已仓皇出逃，他的升官美梦破灭了。在这分崩离析的形势下，杨龙友不仅不顾国事，不忠职守，而且临难弃官，只身逃跑。途中，他意外地遇见了仓皇出逃中被愤怒的民众打倒在地的马士英和阮大铖，他们躺在地下喊“救人”，杨龙友怕连累自己，一反往日依附马、阮的媚态，自顾自跑了。当李香君遇见他问及侯方域的去向时，他却说： “如此大乱，父子亦不相顾的。”竟自去了。杨龙友的这一举动是他圆滑世故性格的必然发展。

《桃花扇》中杨龙友作为帮闲文士兼政客的典型形象的塑造，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佛斯特认为，人物性格有两类，一类是“扁平人物”，一类是“圆形人物”。扁平人物又称类型人物，往往依循一个单纯的性格要素或理念被创造出来，如李香君性格的坚贞不阿、阮大铖性格的阴险毒辣等等，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多是这种类型人物。圆形人物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主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而是由千汇万状的性格要素按照特定结构聚集而成的有机完整的系统，很难用一两个词来概括其性格，因为它不是几种性格要素的拼合组装，而具有整体的联系。《桃花扇》中的杨龙友，既不能简单地归之为反面人物，虽然他曾趋炎附势，为虎作伥，是一个帮凶和帮闲;但他毕竟天良未昧，也曾忧虑国事，助人好事，并未落井下石，泯灭良心，然而又不能肯定其为正面人物，圆滑世故似乎也不能完全概括其性格特点。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杨龙友这样的成功形象也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