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是非者，也有是非人

是非中绝非全是谎言

说是非者不一定是坏人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中国人中，有不少人好说是非。至于“说”之盛世，首推先秦。那时纸张尚未发明，也没有印刷术，全凭刀笔在竹简上刻写，颇多麻烦(古代中国的文言文之所以言简意赅，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是时，稍多一点著述便已“汗牛充栋”，口述宣讲成了“传媒”的重要载体，于是“说”风盛行。恰值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孟子、荀子、庄子，诸子辈出;法家、儒家、道家，百家争鸣。诸子百家之中，有一被后世称为“纵横家”者，以苏秦、张仪为代表，尤称“说之健”者。该派无固定之宗旨，徒逞口舌之利，见六国则说“合纵”，见强秦则说“连横”，总之以“三寸不烂之舌”作为“上岗就业”之根本，只要舌头还在，哪怕走南闯北，在所不辞。此情形，或许即为“说是非”之大者，也即是“是非人”之大者。

谁个不被别人说，谁个背后不说人?人生下来，爹妈就给了一个口。口中有齿、有舌。齿和舌，谁在发音?那时生理学不发达，缺乏专门的研究。在古人看来，似乎都具“说”的功能。于是，也就有了“伶牙俐齿”“如簧之舌”一类的成语。世间许多人，也许是感到舌头需要转动，也许是认为牙好身体就会好，所以，只要闲着没事时，就喜欢说说东家长，讲讲西家短。这一点，本也无可厚非，也并非就是东方人独具的“专利”，西方人中有此嗜好者也并不少。总括之，应是人性的特点，说不上是好大的弱点，当然也不一定称得上是优点。况且，古代中国又是一个农耕社会，而农业又必然有农闲、农忙之分。“春播一粒籽，秋收万颗粮”。种一播下，就叫“农闲”，此时歇了手脚，动动口舌也是应有之义。三姑六婆闲时最多，而家长里短的是非也最多，这就是明证。一句“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是对说是非之人的讽刺，也是对好听是非人的善意提醒。此即为小民之“说是非”矣。

说是非者“有术且有利”，害亦匪浅，智者不可不防。小则危及友谊、和谐，大则危害军国要事。在民间，也有不少小老百姓，喜欢挑拨离间，四处说是非。《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桃色事件”之所以引发为一桩“惊天大案”，就与那个还不太懂事，却胡乱去“拨弄是非”的小孩子郓哥紧密相关。西门庆与潘金莲“相好”的事，在巴掌大的阳谷县城早就家喻户晓。有谁去挑明、捅破这层纸?唯独郓哥那小子，因受不了王婆的气，在气愤不已的情况下，所要做的第一个举动竟然就是去向武大郎讲“地球人都知道”，唯独武大郎不知道的事情。其所造成的危害，是害得武大郎不顾武二郎出差前的叮咛，非要自不量力地去王干娘的茶楼“捉奸”，结果先遭西门庆一阵暴打，后又被奸夫淫妇的毒药所害。

其实，平心而论，说是非者并非都有恶意。多听人说是非，可以从中捕捉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这里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自己要有清醒的头脑，要有敏锐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当然，能力不是天生的，是在实践中逐步锻炼出来的。今天的信息社会，要求人们一方面要大量获取信息(包括科学的、技术的、政治的、经济的、人事的)，另一方面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综合分析运用信息的能力。因此，对说是非者应有正确的态度：一是要分析来说是非者的主观动机，所在高度，所取角度，以此评判说是非者所言的真伪和所言的可信程度。二是要了解来者之德才，是小人还是君子?三是应据此分析出其所说的问题与其才识是否相当，其观点有无依据，言之是否成理等等。

对说是非者所言之人和所言之事要加以适度的关注。既然说是非者关注某人某事，自己作为相关者，当然要加以关注。既然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就更不能“关心则乱”，乱了自己的方寸，或者反应过度。在关注中要采取恰当的策略，不要盲目冲突、决策。这方面最大的失败者之一应当说就是前面讲的武大郎。

说来说是非者，不一定就是“是非人”，其意义还在于，为世间人，不仅须有聪敏地明辨是非的能力，还须有分辨来说者是否是“是非人”的本事，以恢弘的气度善对之。古人云“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足见是非之多。大千世界，矛盾无所不在，是非也无所不在，“说是非者”也就在所难免，人们只需予以适度的关注并有策略的应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