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的主要思想内容

《日知录》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康熙二十年（1681），顾炎武在《与人书》中认为：“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经术，主要指以新义解释古经，涉及《易》《书》《诗》《春秋》《礼》《孟子》等经学著作。治道，主要是对历史上治乱兴替及其规律的总结，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也有分析。博闻，侧重对一些知识与文化现象的考察评介，如语言、文学、掌故、信仰、职官、制度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日知录》的内容做了细致的划分，具体为：“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卷十五卷论理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

《日知录》是笔记体著作。它由顾炎武读书、研究，“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者”（潘耒《序》）。潘耒还认为：“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至于叹礼教之衰迟，伤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是书也，意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清代嘉庆道光之际撰写《〈日知录〉集释》的黄汝成（1799～1837）认为，《日知录》是一部“资治之书”，“其言经史之微言大义，良法善政，务推礼乐德刑之本，以达质文否泰之迁嬗，错综其理，会通其旨。至于赋税、田亩、职官、选举、钱币、权量、水利、河渠、漕运、盐钱、人材、军旅，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词尤切至明白”（《日知录集释》，黄汝成《叙》）

《日知录》虽是读书札记类著作，但自成体系，具有深刻的学术思想，重视经世致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开放的人文史观。顾炎武将“亡国”和“亡天下”做了区分，“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强调“保天下”更加重要，“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这突破了易姓改号和朝代兴亡的旧观念，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顾炎武认为明王朝的覆亡是一种文化上的颠覆，而自己正处在礼制文化的最关键的时期。他进而探究历代以来的文化危机和得失，进一步阐述了他开放的文化史观。

顾炎武认为，礼制文化的经典在于《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周礼》《仪礼》《礼记》，以及《论语》《孟子》。“五经”的精神实质在于使自然人成为文化人，揭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并告诫人们只有在切实的人伦日用的践履以及对自然界的改造中才能实现生命的真正价值。他说：“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日知录》卷十八“内典”条）他在诠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中又说：“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日知录》卷七）强调了学术与实践密不可分，在人伦日用之外没有独立的抽象的学问，显示对明末空疏学术教训的反思，也体现了实学的基本风格。

在顾炎武看来，自汉代以后，历代官员、学者都很少能全面领会“五经”及孔孟等人所提倡的文化精神，出现了种种流弊，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清谈和流遁于佛老。明代中后期，士大夫们空疏浮虚，崇尚言辞，摒弃实学，这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顾炎武认为明朝和宋朝之灭亡，与士大夫们流于佛老，丢掉了儒家的人文精神有很大关系。

这种人文史观，在文化的文质关系上有新的论述。它强调人文道德是人类文化的根本，文化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具有历史性和历时性，但文化的内核有其恒常性，即都不能背离“人道”。另外，它强调文化与人的实践要联系。文化重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是事功与道德的统一，是修己治人与尽物极用的统一。顾炎武的人文史观侧重社会进步与人文道德的统一，为古代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开拓了宽阔的学术天地。

顾炎武的人文史观决定了他的研究重心和旨趣与以往学者不同。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文字和思想层面深入挖掘儒家经典的原义；一是探求历史经验与现实问题的结合。在这两个方面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顾炎武开一代学风的特色。

其次，鲜明的实学气息。顾炎武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高度，思考民族文化的兴衰，并谋求拯救的措施。他特别关注制度、风俗等问题。

关于政权组织和职能。顾炎武认为晚周以来的历史证明了政权组织结构是可以变动的，由封建变为郡县。郡县之制有汉魏与唐宋之别，又有唐宋与明之异。但这种变动大多数是一时权宜之计，因而出现了许多弊端。他曾写过《郡县论》，说：“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亭林文集》卷一）顾炎武指出郡县制的最大弊端是高度集权：“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亭林文集》卷一）“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大奸有所不能中跌踰，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日知录》卷九“守令”条）高度集权，但政治中枢又没有可能对一切事情具体察理，因而不得不依托于法，造成法令滋彰、条目纷繁的局面，这不仅约束了地方官吏的根据具体情况便宜行政，而且使地方官搬弄是非，甚至操纵地方行政。皇帝集中了地方的“事权”“利权”“兵权”，难以真正做到富国裕民强兵，“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民之道哉！”（《日知录》卷九“守令”条）因此，顾炎武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不断完善乡里基层组织，改变由中央“多设之监司”“重立之牧伯”的做法（《日知录》卷八“乡亭之职”条）。他认为，如果能使乡里基层组织发挥切实的作用，“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不能仅在上层增设机构，以免出现职位繁冗，人浮于事。不仅在机构组织上要加强地方组织，而且要使地方享有行政权，包括官吏的任免、财政管理以及军队建设等，使地方在分有权力的基础上具有较大的自由，但又不能出现藩镇割据、拥兵自重的弊端。

关于官吏的选拔和任免。顾炎武认为，与中央集权相结合，官吏选拔和任免权力高度集中，使国家无法得到真正德才兼备的杰出人才，也无法对各级官吏的政绩和才干做出准确的判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吏任命的论资排辈现象。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使庸颓者愈益庸颓，阻碍了英才的脱颖而出和仕进道路。顾炎武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更新科举考试的内容，科考内容丰富，突出国计民生，使国家选拔出真正有用之才。为了保证官吏的政治品格和理政才能，顾炎武主张可以借鉴古代乡举里选和唐代测试身言书判的方法。（《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九》）此外，顾炎武还力主下放官吏的任免权，并鼓励地方官吏自行延纳人才。

关于社会风俗。顾炎武认为：“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日知录》卷十三“廉耻”条）风俗关系国家命运，也是人文道德的关键。“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日知录》第十三卷的“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清议”“名教”“俭约”“贵廉”“南北风化之失”等条，都是对晚周以至明末社会风俗的历史考察，涉及社会舆论、士人道德、吏风民俗等各方面。顾炎武特别赞赏东汉社会风俗之美，东汉光武帝奖励名节。顾炎武反感魏晋风俗，认为正始之音是典型的亡国之音。至于明末，则与魏晋有相似之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士大夫无廉耻，“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日知录》卷三“承筐是将”条），士人不但没有起到化民导俗的正面作用，反而把腐败的作风公开化。顾炎武结合自己在明末清初的切身经验，感慨地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九》）社会必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以便实现和增强人文道德的积极影响。针对明末社会风俗的腐败，顾炎武提倡“清议”，存“清议”于乡里，让士大夫有权议论政治得失，形成合乎道义相对独立的舆论监督环境。“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日知录》卷十九“直言”条）他认为通过“清议”，既可以限制官吏的贪赃枉法，又可激励社会的普遍廉耻感。通过对儒家经籍的发挥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顾炎武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风尚特别需要为民表率的知识分子自觉自尊，培养自己的高尚品德，形成表率。良好的社会风俗与政治清明关系密切，如果皇帝“赏善罚恶”，不阿权贵，令行禁止，地方官吏也能自我约束，一心为民，则社会风俗自然可以好转。

顾炎武强调治学应该“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相并重。博学于文，就要“学有本原”，由文字音韵通晓经学。但是，“文字音韵的钩稽，旨在通经；广博知识的探寻，旨在致用。所以，他所说的‘文’，就不是一般‘文字’‘文章’的‘文’，而是具有经世内容的‘文’”。具体来说，包括能够“明道”“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之善”的文字。“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如果一个人真正做到了既“博学于文”，又“行己有耻”，才算得上“经明身修”，对砥砺士节、淳朴风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才会有切实的促进作用。这本身也是顾炎武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鉴于言心谈性的理学末流日益脱离实际，空疏无物，顾炎武重新提倡儒家“六经”的治世功能，提出“理学，经学也”，他将后来沦为狂禅的理学与先秦至两汉的经学（即理学）做了区分，强调“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做“实用之人”（《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

顾炎武的研究方法既有对前人的继承，又有所突破，他把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与现实相结合，对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