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再解读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套用刘勰“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来阐释建安文学的时代背景。其实，这种解释与刘勰原义不尽符合。刘勰的原话是这样的：“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显然，在刘勰看来，建安文学的发展经历了“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和“建安之末，区宇方辑”两个相互衔接而又有所区别的阶段。众所周知，建安文学的时间跨度，与汉献帝建安年间并不相等。建安年间指公元196年至220年，共25年。而建安文学所包含的时代，各家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绝不仅仅指献帝建安年间的25年。建安文学的主将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曹操生于桓帝永寿元年 (155)，现存曹操最早的诗歌是汉献帝初平元年(190)的《薤露行》^①。是年，曹操36岁，孔融38岁。“建安之杰”曹植逝世于魏太和六年(232)。因此，建安文学的时间跨度当在40年以上。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涌现出“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作家队伍，创作出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诗文辞赋，其时代因素不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这几个字就可以概括的。按照刘勰的看法，建安文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分界线应当在建安九年(204)，这一年曹操攻占了邺城，开始有了自己的大本营。

在“献帝播迁，文学蓬转”的第一期，时代特征的确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东汉末年，三大社会矛盾激化，一是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相互倾轧。延熹二年(159)、建宁元年(168)年、中平六年(189)，宦官集团发动三次突然袭击，分别谋杀了三位外戚大将军梁冀、窦武和何进，使外戚势力大受其挫。在第三次事件发生后，袁绍率部入宫，捕杀了所有宦官，结束了东汉社会宦官与外戚交相擅权的格局。二是在统治者阶层中，一批深受原始儒学人文精神熏陶的清流士人与浊流恶势力展开了殊死搏斗。在昏庸的桓、灵二帝支持下，浊流恶势力于延熹九年(166)、建宁二年(169)两次酿制“党锢之祸”，士林精英被摧残殆尽。三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斗争。中平元年(184)的黄巾起义是这一矛盾的总爆发。经过黄巾起义的打击，东汉政权一蹶不振，名存实亡。此后，进入军阀混战的年代。长期的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无尽灾难，北方地区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状。随着社会政治动荡的加剧和经济危机的加重，学术思潮与士人思想观念也大为改观。长期以来盘踞于士人头脑中的汉代经学神学体系日渐崩溃，传统的观念再也无力维系人心。在魏晋玄学诞生前夜，出现了汉末批判思潮，王符、仲长统、徐幹等具有独立意识的思想家，对汉末现实进行冷峻的批判与反思。同时，受到方兴未艾的老庄思潮的影响，部分士人或放纵情志，追求生命本然的快乐，或隐居山野，躬耕垄亩，“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前出师表》)。但更多的士人则各择其主，积极投身于平暴除乱、安时济世的时代洪流中，为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而浴血奋战，大呼猛进。描绘时代的苦难、人民的不幸，讴歌平治天下的理想便成为诗坛的主旋律。

在“建安之末，区宇方辑”的第二期，社会相对安定，生活在邺下的文士们“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创作了许多“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式的诗文。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建安后期(邺下文坛)文学的繁荣，不仅不宜用“世积乱离”来解释，恰恰相反，它是社会安定、经济恢复的产物。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曹操集团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日渐成为汉末政治军事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割据势力。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曹操收编了青州黄巾农民军的精锐部队三十余万人，军事实力大增。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五年(200)曹操与袁绍之间发生官渡之战，曹军大胜，为统一北方地区奠定了基础。建安九年，曹操攻占了袁绍集团的大本营邺城。《晋书·乐志》云：“曹公初破邺，武功之定始于此也。”之后，曹操相继占领青、冀、幽、并四州，统一中原。在建安后期，以邺下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人民生活较为安定。据王粲《从军诗》记载，一些地区出现了“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的繁荣兴旺景象。这种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曹丕、曹植兄弟及邺下文人们游山玩水、诗酒唱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作便成为此一时期诗文的主流。

如何从整体上把握建安文学的风貌，是研究者首先要触及的重要问题。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将建安文学的特征概括为“清峻、通脱、骋词、华靡”，并分析了出现这一现象的社会思想因素。据此，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将建安文学的特征略有改动，概括为“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认为“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重要标志就是形成了“建安风骨”。对于“建安风骨”的解释，历来分歧颇大。通行的看法，认为是指建安诗人在创作中一方面反映汉末社会的动荡和民生疾苦，一方面表现他们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呈现出慷慨悲凉的时代特征。此论抓住了建安文学的主要特征，是其所长;但是，忽略或回避了建安诗作中那些“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内容，因此，“建安风骨”似不能完全概括建安文学多姿多彩的风貌。问题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概括建安文学的整体特征呢? “人的觉醒”是一种新的提法。在魏晋文学里，最值得注目的一点，是自我意识的加强。由于自我意识的加强，文学的社会使命感减弱了。文学的创作首先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政治、教化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自己，获得心灵上的快感^①。如果我们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说法称之为“现实说”的话，那么近二十多年来盛行的观点则可称之为“觉醒说”。但是，“觉醒说”是就整个魏晋文学的共性而言的，相对忽略了建安文学的个性。从建安诗人的创作情况看，功业思想与英雄意识是他们思想的主导，他们的创作中的确大量存在着关心民瘼、抒写壮志之作，这是不能忽视、淡化的客观事实。而且，将自我与社会政治完全割裂，放弃个人的社会责任，沉湎于生命本然的享乐之中，未必是一种“觉醒”。人的觉醒思潮所带来的，既有思想解放的真觉醒，亦有人格沦丧、道德堕落的假觉醒，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如何全面准确地把握建安文学整体风貌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对建安文学成因的研究可区分为非文学原因与文学源流的衍变两个方面。如前所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促使建安文学繁荣的社会政治原因的阐释，只满足于套用刘勰“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成说。近二十多年，许多学者对建安文学进行分期研究，他们以曹操一统北方为界，前期的建安文学确与现实的动乱相关，但即使此时也还有其他原因。至于建安后期(邺下文坛)文学的繁荣，不但不宜用“世积乱离”来解释，恰恰相反，它是社会安定、经济恢复的产物。不用说，文学的繁荣是多种因素的凑泊。从文学流变的角度看，建安文学乃是对以往文学传统的承继与延展，他们重视《诗经》中的“风”、“雅”和汉乐府民歌，同时，从《楚辞》和《古诗十九首》中吸取相当的养分。凡斯种种，均应给予深入的探讨。

注释

① 参见张可礼 《三曹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① 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章培恒《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载《复旦学报》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