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金丝边眼镜的人》剧情简介|鉴赏|观后感

1987 彩色片 110分钟

意大利佩斯卡罗拉影片公司/意大利电视台联合摄制

导演：朱利亚诺·蒙塔尔多 编剧：尼科拉·巴达卢科 安托内拉·格拉西 朱利亚诺·蒙塔尔多 摄影： 西尔瓦诺·伊博利莘 主要演员：菲利浦·努瓦雷(饰法迪加蒂) 鲁佩尔·埃维莱特(饰大卫) 瓦莱利娅·高利诺(饰诺拉) 斯苔伐妮娅·桑德雷利(饰拉维佐里太太)

本片获1987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罗塞拉”奖

【剧情简介】

在出现影片片头字幕的背景画面中，一具男尸被人从河里捞上来。人们在翻动他的身体时，从衣袋里掉出一副镶有金框架的眼镜。

画面定格在这副金丝镜上。出现字幕： 费拉拉，1938年。

费拉拉是意大利北部一座工业城市，临近波河。城市虽然不大，但街道宽敞美丽。一个风和日丽的冬天午后，法迪加蒂大夫在市中心散步。他不时摘下礼帽，回答行人对他的致意。大夫50岁的模样，面容和蔼可亲，尤为惹人注目的是，他那副金丝镜，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在市内有个诊所，许多人都喜欢找他看病。除了行医外，他酷爱文学艺术，喜欢收藏名画。当他走近画廊时，一位年青美貌的女郎从一辆豪华汽车里探出头来招呼他。这是诺拉小姐，本城犹太富商特拉维斯的独生女。她挽着他的胳膊，走进画廊。她请求他将自己购买的一幅画转让给她，因为她那可怜的、生病的父亲很喜欢那幅画。大夫爽快地答应了。

一天晚上，市歌剧院演出瓦格纳的音乐会。这里聚集了费拉拉的“上流社会”。散场后，法迪加蒂大夫同犹太人拉戴斯夫妇及其长子大卫相遇。大夫沉浸在对美妙音乐的回味中，兴奋地同大卫交谈着。

某日晚，法迪加蒂来到市俱乐部。在那里遇到了正在打牌的拉维佐里律师夫妇。夫人见他进来，便热情地邀请他玩牌，但却遭到了他的婉言谢绝。他径直朝阅览室走去。律师夫人一向对大夫有好感，每次带孩子去诊所看病，总要找借口多待会儿。

大夫坐在一角翻阅报纸。一条新闻吸引了他的注意：“西班牙共和国要垮台;希特勒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出最后通牒。”他陷入沉思。

在回家的路上，大夫路过体育馆时，听到里面的拳击声。他从窗口望进去，只见一个体魄健美的青年在同伴们的欢呼声中雨点似地打击沙袋。他就是业余拳击手，大学生德里里耶。许多姑娘爱慕他，但他对谁都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

每天清晨，大卫和同伴们一起乘火车去波伦亚上大学。法迪加蒂每周两次也乘这趟火车去波伦亚，但他坐在有软席的二等车厢里，学生们坐的是三等车厢。

火车在小站临时停车时，女学生比扬卡跑到流动食品车前，为大家抢购食品，然后从窗口扔给大卫等人，再跳上火车。大夫从窗口目睹这一情景，开心地笑了。第二次乘火车时，大夫迅速下车，主动替学生们买好食品，同比扬卡一起来到三等车厢里。大卫等人起身让座，德里里耶躺在他的床——行李架上，一动不动。青年们吃着笑着，大夫在他们中间感到很愉快。到波伦亚后，大夫下火车急匆匆地走了。学生们纷纷猜测，他为什么要来波伦亚?有的说可能同女友相会，德里里耶却说，没准同男友相会呢。

大学校园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校领导开始驱逐犹太人教师。大卫所崇敬的文学教授佩鲁加首当其冲。大卫回到家里，将这一消息告诉父亲布鲁诺。父亲已从广播里听到有关德国当局迫害犹太人的消息。但他抱有幻想，认为意大利和德国不一样。大卫认为，在德国发生的事同样会发生在意大利。

大卫心情郁闷，来到女友诺拉家里。她扑进他的怀里，为病危的父亲而忧伤。不久，诺拉的父亲病逝，按犹太人的习俗下葬。大卫全家及其他友人参加了葬礼。法迪加蒂大夫手拿礼帽，远远地伫立在一边。

一天，在大学校园里，大卫受到了黑衫党的围攻，幸亏德里里耶挥拳吓退了他们。

应德里里耶之邀，法迪加蒂去观看他赛拳。比赛结束后，在更衣室里，大夫惊愕地发现：赤裸身体的德里里耶像希腊雕像一般美丽。

大卫带着诺拉穿过低矮房屋的犹太人区，来到佩鲁加教授家里。他同教授讨论有关援助在德国的犹太人如何逃往国外的事宜。诺拉在一旁从窗口向外望去，贫苦的人们在排队购买食品。

随后，大卫同诺拉来到她家豪华的宅第，诺拉吻着大卫，深情地对他说，她要去国外处理财产，不久可回。回来后，他俩永远在一起。

夏天来临，费拉拉人纷纷到海边度假。德里里耶开着法迪加蒂送给他的敞篷车朝海边疾驰。大夫紧张、兴奋、脸上洋溢着幸福。他们在离海边不远的一片林中空地野餐。

拉维佐里律师夫妇及孩子们在河滩上晒太阳。同他们在一起的有大卫一家。拉维佐里太太举着望远镜，朝远处望去。突然她惊叫了起来：“瞧小两口子，他们在那儿。”顺着律师夫人的视角我们看到一组画面：法迪加蒂和德里里耶在一艘小游艇上，悠然自得地在远处水面上飘荡。大卫的母亲对律师夫人颇为不满。

诺拉从国外回来，大卫来到她的海边别墅。重逢的恋人诉说着别后的思念之情。

德里里耶开始疏远大夫，他整天开着车同姑娘们兜风。法迪加蒂独自待在旅馆里，甚感孤独。周围的人也在躲避他。

一晚，在海滨大旅馆的平台上，举行盛大的舞会。参加晚会的，除了费拉拉上流社会外，还有一位地位显赫的要人： 墨索里尼的空军部长巴尔保大公爵。当他在青年军官保罗和几位贵妇人簇拥下步入平台时，受到不少人的鼓掌欢迎。保罗是大公爵的得力助手，因在入侵阿比西尼亚的空战中“有功”而获得金质奖章。人们纷纷入坐。大卫和诺拉在一起，法迪加蒂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诺拉对大卫说，巴尔保是她父亲的朋友，是保护犹太人的。大卫蔑视地一笑。不一会儿，巴尔保派人请诺拉小姐到他和保罗那儿。诺拉大方地接受了，大卫感到吃惊，他神情木然地伫立在一旁。这一切被独自坐在一角的法迪加蒂看在眼里。

音乐声起，一对对舞伴翩翩起舞。保罗同诺拉跳舞，大卫怒火中烧，愤然离开舞场。这时德里里耶潇洒地出现在平台入口处。大夫喜出望外，招手示意他过去，但他不理睬，转身离去。大夫急忙追了出去。在走廊里他们争吵着。德里里耶倏地朝大夫煽了一巴掌，后者倒在地上，嘴角冒出了血。大卫上前，将他扶起。

不久，诺拉同保罗订婚，并皈依天主教。行洗礼之前，她跪在父亲的遗像前，哭着祈求父亲的原谅，祈求大卫的原谅。

德里里耶乘大夫不在旅馆时，偷走了他的现金，去了巴黎。

法迪加蒂搬到费拉拉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大卫来看望他。他将自己珍藏的一幅名画送给大卫作纪念。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午后，法迪加蒂来到波河边。他撑着雨伞走上堤坝，望着滚滚的河水，后来，他一闪身，落入河中。

【鉴赏】

这是意大利著名“古典派”导演蒙塔尔多根据巴萨尼的一篇短篇小说《自由》改编而成的影片。故事发生在1936～1937年。影片主人公法迪加蒂是个同性恋者。虽然人们隐约知道他的这种恶习，但因为他做得谨慎，加上他那高雅的举止，绅士的风度，他不仅为上流社会所容忍，还颇受大家的尊重和某些人的青睐。但当他同大学生德里里耶在海边公开亮相时，他便受到了人们的冷落和唾弃。最后他感到绝望了，便选择了自杀的道路。

故事在法迪加蒂大夫和大卫的爱情故事两条线索上交叉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讲，法迪加蒂和大卫的命运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为人正直诚实，都酷爱文学艺术，都渴望得到爱情和幸福，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但两人的结局都是不幸的。在德里里耶的挑唆下，大夫被大学生们跟踪(寻找他的同性恋人);大卫则在学校里受法西斯分子的围攻。诺拉在去国外前夕，主动献身于大卫，但最后，当她遇到了靠山时，为了不愿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无辜地死去而背叛了他;同样，德里里耶为了过上等人的生活先是卖身于大夫，但当他将钱骗到手后，便弃他而去。两人不同之处在于，如果没有战争的阴影，大卫会在“事业”上一帆风顺，生活上幸福美满;但法迪加蒂则不同了，即使没有战争，但最终也会被社会舆论所摧毁。因为一旦上流社会知道了他的真相，是不会允许一个社会习俗的叛逆者生存的，只不过，险恶的局势加速了他的毁灭。

作者把法迪加蒂这一特殊身份的人置身于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表现，目的在于揭露上流社会的虚伪性和人性的复杂性。我们看到，大夫在街上散步时，人们向他行礼致意;在费拉拉全城流感时，人人都去找他看病。律师夫人甚至不顾一切地一有机会就向他献媚，请他打牌，请他为自己的别墅作指导。但当她达不到目的，见到自己暗中爱恋的大夫同大学生相好时，便露出了凶恶的本性。她到处煽风点火，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

在费拉拉，不仅律师夫人，甚至整个上流社会都像避瘟神一样躲着他。在平台舞会上，在德里里耶将大夫打倒在地时，除了大卫，竟然没有一个人上前劝阻，显然，他们迫切希望同性恋的行为就此结束，尽管事情发生在他们所尊敬的医生身上，尽管大夫治过他们的病，但他们却为维护所谓的上流社会尊严，对大夫见死不救。他们人性中的虚伪一面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

导演以细腻的手法描述了上流社会在灾难来临前夕的种种表现及各种人物的内心活动。影片群星荟萃，意法两国著名演员参加演出为影片增添了光辉。如法国著名演员菲利普·努瓦雷扮演的大夫。意大利著名演员斯苔伐妮娅·桑德雷利扮演的律师夫人，意大利新秀瓦莱利娅·高利诺扮演的诺拉以及其他角色都被演绎得栩栩如生。影片从深层次，多角度剖析人物的内心，从而深化了主题，使人物真实可信。

本片导演蒙塔尔多1930年生于热那亚，20岁起便投身电影界，是新现实主义流派的后起之秀。他坚持认为，电影艺术应反映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应让观众从银幕上看到真实的而不是被歪曲了的人的形象。他执导的两部人物传记片《萨科和万泽蒂》及《焦尔达诺·布鲁诺》就是根据这一艺术主张拍摄的。70年代末，他来华摄制历史片《马可·波罗》，这部影片内容丰富，场面壮观，人物众多，难以用一般所理解的新现实主义方法去处理。但蒙塔尔多在不失其传统的基调上，以杰出的艺术才干，成功地指导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表演风格的演员，使他们配合默契，息息相通，把人物演得生动真实，使影片具有统一的格调。

进入80年代，意大利电影业出现了危机，这迫使新老电影工作者进行探索和反思。一些青年电影工作者提出了“要故事，要情节”的口号。这一口号如果同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欧洲电影提出的“反情节”、“反故事”、“反戏剧化”相比较，可以理解为一种回归。从现象看，这种回归是意大利电影为了争取观众以利于本身的生存与发展，但就其实质看，可以理解为意大利电影对于电影的本质——群众性与叙事性——的重新认识。应该说，这是意大利电影在电视猛烈冲击下的积极反思。

当然，青年电影工作者提出的“要故事”、“要情节”并不是重新回到战前意大利电影或美国好莱坞电影所倚仗的那种虚构性和曲折性，而是强调特定叙事背景下的人物关系和心理活动。这种手法对于大部分接受过新现实主义电影传统影响的电影导演来说是不习惯的，他们一方面似乎又不愿意在作品中显露更多的“人为”痕迹，去编撰故事，又不愿意摈弃意大利电影战后一贯强调细节的真实这一特征。因此在困难的题材面前，有一部分导演，包括著名导演，便竞相改编文学作品。蒙塔尔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将巴萨尼于1958年写成的小说搬上银幕的。跟他以前影片相比，这部影片的故事曲折，人物内心活动细腻。虽然描述的是30年代的事情，但由于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加之所刻画的众多人物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现实意义，所以影片一上映，便在观众中获得了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