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简单地或详细地，我觉得要将我对人生和世界的哲学概念或信念——或许应该说是我的观点，或我的感情？——有系统地陈述出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经由图像和韵律间接表达我对世界和人生问题的这种习惯并不适宜于抽象的说明。我现在的情况，倒有点像浮士德被格列卿(Gretchen)问到他对宗教的态度时一样。
当然你的意思并不是要考问我，但事实上你的询问与此相似。因为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要说出我对宗教的感觉可以说比要说出我对哲学的感觉容易些。真的，我否认我对精神方面的问题持有任何空论的态度。我一直惊奇于有些人为何那样轻易将“上帝”这两个字说出口——或甚至笔之于纸上。对我以及和我同类的人而言，在宗教上，某种程度的谦虚，甚至缺乏信心远比任何过度的自信更为适宜。我们似乎只能以间接的方法来研讨这问题： 利用比喻，即伦理的象征，这样可以使这概念与宗教脱离关系，暂时除掉教士袍，而只从事于合乎人性的精神问题之探讨。
最近我读到一位博学的朋友讨论RELIGIO这个拉丁字的来源和历史的一篇论文。这个字的动词形为RELEGERE或RELIGARE，它的非宗教的意义是照顾、留心、想起等。它是NEGLEGERE或NEGLIGERE(疏忽之意)的相反词，意指专心、挂虑和仔细、谨慎、小心之态度而言——也就是一切不当心和疏忽的相反词。整个拉丁时代，RELIGIO这个字似乎都保持着知觉、良心上的顾虑等意思。在最早的拉丁文学里，这个字的用法就是如此，并不一定与宗教或神的事情有关。
读了这文章我觉得很高兴。我对自己说，如果那样子便算笃信宗教，那么每位艺术家，仅依其艺术家的身份，都可大胆地自认为是笃信宗教的人了。因为还有什么会比不当心或疏忽更与艺术家的本性相背呢？除了专心、谨慎、注意、深切的关心——总而言之，仔细——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更能显著地表现出他的道德标准以及他与生俱来的特质呢？艺术工作者当然是最细心的人；智慧高的人都是如此，而艺术家以其创造性的才华建造人生和心智间的桥梁，只是此一类型的一种表白而已——或者我们应该说，一个特别令人欣悦的怪物？是的，细心就是这种人最明显的特征： 他深切而灵敏地注意着整个宇宙精神的意旨和活动，真理之外衣的更换，正确而必需的事物，换言之，即上帝的意旨。有心智和精神的人，必须不顾那些愚蠢，受到惊讶，依恋于当代颓废和罪恶事务的民众间所引起的恶感，而全心全意地为上帝服务。
那么，艺术家、诗人——由于他不但对自己的作品，而且对善、真，和上帝的意旨都能全心贯注——可以说是一个对宗教虔诚的人了。当歌德用下列词句赞美人的高贵命运时，他的意思就是如此：
思想永远正确的人，永远完美而伟大。
再换句话说： 对我这类人而言，有人性才有对宗教的信仰。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性来自对人类的神化——事实上这根本没有什么根据！当一个人的话日日与冷酷无情的事实互相矛盾时，他在观察我们这些疯狂的人类之后，他还敢尽发乐观的豪语吗？每日我们都看到人类在犯着十诫里的恶事；日日我们都为其前途失望，我们非常了解为何天使们自创世以来一见到造物主对他那可疑的手工显出难解的偏心时，他们就会脸露轻蔑。然而——今天更甚以往——我觉得不管我们的怀疑如何有根据，我们绝对不能对人类心存讥讽和轻视。虽然人类的罪恶昭彰，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他在艺术的形式，科学、真理的追求，美的创造，正义的概念等等方面所显露出来的伟大和可敬的特质。每当我们说出人类或人性这两个字眼时，我们便触及一个“大神秘”；如果我们对这“大神秘”已无知觉，那么我们便已经屈服于精神的死亡。
精神的死亡。这几个字听来倒很有宗教味道；而且令人有异常严肃之感。今天我们的时代特别严酷，人类的整个问题以及我们对它的看法都有着生死存亡一般的严肃。对每个人而言，尤其是对艺术家，这是一个精神的存亡的问题；用宗教的术语来说，这是个救赎的问题。我深信： 一位作家如果不能面对并且为他自己解决人生问题，而致背叛精神界的事物，那么他自己本身已经是不可救药了。不可避免地，他将会发育不全，他的作品将蒙受损失，他的才能将会衰退，直到他不能赋予他的创作以生命。即使在他受责难以前所创造的作品，而且一度是上乘又有生命的东西，最后也将不再给人如此的印象。它将在人们眼前呈现完全崩溃的景象。以上这些便是我的信念；我的脑子里确有这样的例子。
当我说人类是一大神秘时，我是否夸大其词呢？人类来自何处？他来自自然，来自自然界的动物，而且行为与其同类毫无差异。但是在其身上，自然发觉到他自己。自然创造了他，不仅仅是要他主宰他自己。也在他身上，自然敞开胸怀承接精神的奥妙。他探询、赞赏和判断自己，就仿佛是在一个既是他自己又是属于更高一层的一个创造物身上。发觉自己，便是有良心，能辨别善恶。较人类低一层的自然不知道这些。他是“无罪的”。但在人类身上，他便有罪了——也就是“所谓堕落”。人类便是自然离弃纯洁之后的堕落；这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也就是说，有良心之情况乃是高于无罪之状态。基督徒所谓的“原罪”不仅是使人们接受教会控制的一种策略。那是作为精神体的人对其天生的柔弱，犯错的倾向，以及在精神上能够超越这些弱点的一种深切的觉醒。这是对自然的不忠吗？绝对不是。那是对自然最深邃的要求之反应。自然之创造出人类就是为了他本身的精神化之目的。
这些概念既合乎基督教义，又合乎人情；而且很明显的，如果我们今天特别强调我们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对我们将会有益处。对于今天那些未受足够教育而企图“征服基督教”的一些人，我最具反感。我同样深信未来的人类——也就是现在正从各种的努力和试验吸取生命，且为当代优秀人才努力奋斗的目标，那是即将诞生的，包含全人类的一种新知觉——在基督教信仰的精神里，在基督教的二元论(亦即灵魂和肉体、精神和生命、真理与“此世界”)中，这种人文主义将永不会耗尽其生命力。
我深信人类的一切努力，必须能有助于这种新的人类的知觉之诞生，才能算是好的，值得的，当我们这个无望又无领导者的阶段过去之后，所有人类将生活在这一知觉的庇护与支配之下。我深信我这些分析和综合的努力，只有当它们与这即将来临的诞生有关时，它们才有意义和价值。事实上，我相信一个新的，第三类人一定会到来，在面貌和基本性质上都将与其前辈不同。他以乐观的态度注视人类，但他不是过分夸赞人类，因为他有前人所没有的经验。他勇敢地面对人类的黑暗、凶恶，这些极端原始的一面；而对其超生物的精神价值也怀着敬仰。这新的人将是全世界性的——他会有艺术家的态度： 就是说，他能认出人类伟大的价值和美好乃在于人类是属于两大领域，自然界和精神界。他会知道在这一事实内，并不含有浪漫的冲突与悲剧的二元论；而是命运和自由抉择之完美有效的融合。基于此，才有对人类的爱心，而人类的悲观与乐观在此爱心中也会互相消融了。
年轻的时候，我迷惑于那将生活和精神，肉欲和超度互相对立的悲观而浪漫的宇宙观。从这宇宙观中艺术得到一些最迷人的结果——虽然迷人，但对人类而言，却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与合理的价值。简言之，我是华格纳的信徒。但是大概由于年龄增长的关系，我的爱心和注意力逐渐地集中在一个更适当更健全的典范上： 那便是歌德。他是恶魔和文雅的混合体，也因此使他成为人类的骄子。我并不是轻率地选择他作为我穷毕生之力以赴的史诗之英雄，他是一位得到天地万物赐福的人。
约瑟夫的父亲雅各曾对他如此祝福。这并不是说他真可以得到这样的赐福，而是说他就是这样子受到赐福，是希望他幸福的一个愿望。就我而言，这是对我理想的人类最简要的说明。不管是在心灵和人格领域内的任何地方，只要我能发现我把这些理想表现出来，例如黑暗和光明，情感和理智，原始和文明，智慧和愉快的心灵等之融合——简言之，即我们所谓人的那有人性的神秘体： 我就献出我最诚挚的忠诚，我的心就有其他心的所在。让我说得更清楚些： 我的意思并不是将浪漫变得更微妙，也不是将野蛮变得更精致。我只是将自然阐明，那便是文化；作为艺术家的人类，艺术乃是人类步向了解自己的崎岖道上的向导。
对人类的一切爱需留待未来，对艺术之爱也是如此。艺术就是希望……我并不是断言人类未来的希望落在艺术家的肩膀上；而是说艺术是所有人类希望的表现，是幸福而平衡的人类的影像和模范，我喜欢常常想着： 一个未来即将到来，那时一切非由智能控制的艺术，我们都将斥之为魔术，没有头脑不负责任的本能之产品。我们之斥责它，就如它在像我们现在所处这样无能的时代里受到赞扬一样。事实上，艺术并非完全是甜美和光明。它也不全然像地球深处那么黝黑、盲目与古怪，它不仅仅是“生活”。未来的艺术家对其艺术将有更清晰、更恰当的见解；艺术是天使的魔术，它是生活和精神之间有翅膀、有魔力、有幻影的调和者，因为一切调和之本身便是精神。
(林衡哲 译)
【赏析】
人这一生，似乎都应该有个信念支撑。因此当有人问托马斯·曼的人生信念，他踌躇良久，认为这个问题太过复杂。他说：“对我这类人而言，有人性才有对宗教的信仰。”因此，他的信念与信仰有相当的距离。他当然不是无神论者，但是他认为在人生的道路上，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艺术导向人性。什么是人性？托马斯·曼并没有明确定义，但是他让我们知道，人类之所以区别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在于人类认识到自己的不完美，同时追求精神上的超越。所以人类的“堕落”，人类对原罪的认识是一种精神人格上升而不是下降。无罪是因为意识维度的缺失，认识到有罪反而是高于无罪的一种精神状态。
终其一生，托马斯·曼所追求的东西就是“良心”。为此，他一直在这个物质世界中努力，甚至挣扎。他曾经迷失，贵族的气质与生俱来，阻隔了他与广大民众的联系。但是他具备一种高贵的气质，永远不放弃对最美好的追求。在与纳粹的抗争中，我们看到艺术家似乎过多地涉足政治的泥潭中，但这正是托马斯·曼的艺术追求。托马斯·曼站在德国城市贵族的角度，曾热烈地接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方面这是上帝死亡之后，普遍的精神空虚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托马斯·曼在普遍的精神死亡中破釜沉舟的一战，与其等待精神的死亡，不如奋起反抗，为生命寻找新的意义。他的小说《魔山》的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在作为欧洲精神现状之缩影的疗养院中的生活告诉我们，虽然大部分人放弃了探寻意义的努力，仍有少数人在积极地追求人类的幸福。连这少数人也只有语言的支撑，根本没有行动的能力。而正是他们使汉斯·卡斯托普最终冲出了将他禁锢和试图消灭其肉体和精神的魔山，在战争中寻求意义。但是，战争并不能解决精神所面临的困境，人类最终必须勇敢正视严酷的现实。最后，狂热地宣扬战争正义性的纳福塔自杀了。托马斯·曼在论辩中证明，军国主义不能拯救世界。因此在纳粹分子刚刚露头之时，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疯狂将摧毁德国精神。而正是纳粹利用了整个德国民族的特性，煽动了一场反人类的悲剧，将德国的精神导向了死亡的边缘。
托马斯·曼坚信人类的精神力量可以最终实现和谐——世界性的第三类人将会出现，届时，命运和自由抉择之间不是矛盾、冲突，而是完美有效的融合。他的理想就是自然界与精神界两大领域的融合。他倾尽全力维护艺术的尊严，当然也没有把艺术刻意夸大到至善至美的程度。他认为艺术可以导向自然与精神的融合，作为“生活和精神之间有翅膀、有魔力、有幻影的调和者”，最终可以实现自然与精神、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和谐。也许，长久以来，德国人灵魂中的浪漫主义总是与现实的庸俗实用主义相冲突，因此是悲剧性的，“上帝”死了之后，精神更加走向虚无。但是总有精神超人可以在自我世界解决精神与肉体的冲突，歌德就是实现这种和谐的伟人。他成功地融合了肉体之美与精神之高贵，成为托马斯·曼心目中的英雄。托马斯·曼永远不相信人类精神的彻底死亡，尽管尼采的一声断喝打碎了欧洲世界的梦想。毕竟精神死亡的是一部分人，他们无法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更无法面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生死存亡。如果连自我都无法救赎的话，当然更无法拯救整个人类的精神。这样的艺术家已然丧失了其艺术生命。尼采说人性被机械主义所毁坏，所以生命病了。但生命不会终结，在托马斯·曼心中，德国、世界每个特殊时期都会产生超人。在整个世界都生病的时候，精神超人的极强生命力，证明他们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自从基督教来到欧洲，古希腊、罗马的英雄文化——肉体的、务实的现世精神被形而上的精神所取代。基督教改写了欧洲的历史，使人类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原罪观念和上帝的降临使肉体的、自然的英雄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神的上帝、伟大的受难者耶稣。但是人类的肉体应该被消灭吗？基督教带来的就是世俗与精神、肉体与灵魂的极端对立吗？德国民族精神中的浪漫与现实的冲突和悲剧的二元论将永远存在，永远不可调和吗？托马斯·曼不相信这一点，所以他说尽管人类的确在很多方面罪恶昭彰，但是人性却永远是值得探究的“大神秘”。有人性就是有信仰，自然的人和精神的人是不可分割的完美融合。“作为艺术家的人类，艺术乃是人类步向了解自己的崎岖道上的向导。”尽管道路崎岖不平，黑暗和光明交替，甜蜜和痛苦交织，但是托马斯·曼坚定地相信，融合将会到来，第三类人最终将会出现——超越执著于纯肉体或纯精神的人类的第三类人，他们将实现自然界和精神界的最完美的和谐。
这就是托马斯·曼的人生信念。
(石梅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