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何利生活在印度农村。他吃苦耐劳，和妻子丹妮娅以及3个孩子，日夜操劳在祖上传下来的一点土地上，可收成连偿还高利贷的利息都不够，日子越过越穷。他讨好地主莱易老爷，以便保护自己那一点微薄的田产。牧牛人薄拉赊了一头母牛给何利。何利的弟弟出于嫉妒，毒死了母牛，而后逃跑。何利借钱贿赂警察，免得弟弟家被抄，而后担起照顾弟弟一家的重任。大儿子戈巴尔和薄拉的女儿、寡妇裘妮娅相爱了，裘妮娅怀孕后，戈巴尔害怕面对父母，就一个人跑到城里去做工，何利和丹妮娅收留了裘妮娅，让她生下了孩子。村里代表教族的长老会因此罚了何利的钱粮。甘蔗收割的季节，也是高利贷者和糖厂老板大肆盘剥的时刻。何利连最后一个铜板也被抢走了，丹妮娅责备他太软弱。为了给大女儿置办嫁妆，他只能继续借高利贷，把小女儿变相卖给一个老头，得了钱好交租。何利顶着烈日拼命地干活，终于中暑倒下。丹妮娅拿出何利卖绳子挣来的一点钱，给这个朴实、善良、勤劳一世、忠于教族的农民，在临终时举行了“戈丹”(献牛)礼。
【作品选录】
这桩不平常的事情轰动了整个村庄，而且连续轰动了好几个月。裘妮娅的两个哥哥经常拿着棍子到处搜寻戈巴尔。薄拉发誓今后不愿见裘妮娅的面，也不愿意在这个村子里露脸。他跟何利谈过的自己的婚事，现在算是吹了。现在他要索取母牛的价钱，而且要现款，如果拖延不交，他就要告何利一状，让法院拍卖何利的家产。村里的人开除了何利的教籍，没有人抽他的水烟袋，也没有人喝他家的水。本来还有人说，不准他家到公共的水井里汲水，但是大家都看见过丹妮娅的凶神恶煞的样子，因此谁也没有勇气上前拦阻。丹妮娅对大家说： 谁要阻止她汲水，那她就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她的这种威胁把大家都吓唬住了。
最伤心的是裘妮娅，因为这一切不幸都是她引起来的，而戈巴尔又杳无讯息，这使得她的悲哀更加深邃。她整天躲在家里不敢露面，只要一出门，冷嘲热讽的话语便从四面八方向她袭来，简直无法回避。她一天到晚都在料理家务，有机会便痛哭一场。她总是战战兢兢地在恐惧中过日子，深怕丹妮娅会说什么闲话。家里的一切活儿她都自己承担起来，所差的就是没有烧饭，因为谁也不愿意吃她烧的饭。村里的男男女女，只要有四五个人碰在一起，总免不了要对她加以议论。
有一天，丹妮娅从市场回来，在路上遇见婆罗门达塔丁。丹妮娅低下头，本想从小路绕过去，可是，达塔丁是从来不肯放过挖苦人的机会的，他说：“戈巴尔有信来没有，丹妮娅？生出这种不孝儿子，把家里的体面全都丢光了。”
丹妮娅自己也常常有这样的感触。她心情沉重地说：“人倒了霉，心窍就给迷住了，大爷，还有啥说的呢？”
“你不该把那个坏女人留下来。”达塔丁说。“牛奶里面要落进一只苍蝇，人们会把它拿出来扔掉，然后才喝牛奶。想一想，你背了多大的坏名声，闹了多大的笑话啊。没有那个淫妇住在家里，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的。当然罗，年轻人免不了这种差错。不请街坊吃一顿，不请婆罗门吃一顿，是无法得到解救的。不留她住在家里，那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何利算是疯了，你怎么也上了当呢？”
达塔丁的儿子玛塔丁骗了一个“恰玛尔”女人，这事情全村的人都知道；可是，他的额头上点着朱砂印，他读书、念经，他替别人主持宗教仪式，他的名声一点儿没有受到损失。他自己经常沐浴熏香，想借此忏悔自己的罪孽。
丹妮娅知道，她家里的一切不幸都是由于收留了裘妮娅才引起来的。她不知怎么会起了怜悯之心，要不然，当天夜里把裘妮娅赶出去，哪儿还会有这么多毁谤呢；但她当时也怀着恐惧，深怕把她赶出去以后，她除了投河跳井就没有别的生路了。用一条命——不是一条命而是两条命——作代价来维持自己的体面，她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何况裘妮娅腹里的孩子，正是她丹妮娅的亲骨肉，她怎能为了怕人笑话就要了孩子的命呢！再说，裘妮娅的温顺、谦和也使她解除了武装。每当她怒气冲冲地从外面回来，裘妮娅立即递给她一杯水，按摩她的腿子，她的怒气也就烟消云散了。可怜的裘妮娅把自己的屈辱和悲哀都压抑在心头，怎么还能再逼她呢？为什么要打一个垂死的人呢？
“马哈拉其，”她声音严峻地说，“我们对种姓的名誉没有那么爱惜，不会为了它去谋害一条命。她虽然没有行过婚礼，我儿子却是娶了她的，怎么能把她赶出去呢？有钱有势的人也干这种事儿，可是没有人说话，他们的名誉一点污点也没有。穷人一干这种事儿，他的体面就完蛋了，他们的面子就丢光了。有钱有势的人也许把自己的面子看得比别人的命还贵重，我们的面子却不那么值钱。”
达塔丁是不肯认输的。他在村里最爱惹是生非，专门挑拨离间。他自己不偷东西，因为那有生命的危险，可是，到了分赃的时候，他是一定会赶上的。他从来不肯吃亏。直到今天，地主的租子他一个铜板也没有给，法院要拍卖他的家产时，他就假装要跳井，弄得诺凯·拉姆也对他毫无办法，但他却把钱借给佃农们，收取高额利息。如果有哪一个女人想要打点首饰，达塔丁是愿意替她效劳的。替人说亲做媒，在他是一桩很大的乐事： 既有名，又有利。有人生病的时候，他可以诊病，开药方，也可以驱邪消灾，全凭病人的高兴。他也非常善于交际，跟年轻人在一起就成了年轻人，跟孩子们在一起就成了孩子，跟老头儿在一起就成了老头儿。他跟小偷交朋友，也跟商人交朋友。村里的人没有谁相信他，可是他的声音里有那么一种吸引力，人们虽然上了很多次当，还是要去找他出主意。
“你说得对，丹妮娅！”他摇着脑袋甩动胡子说。“有道德的人是该这样立身行事的，可是，风俗习惯也不能不顾呀。”
有一天，巴泰西瓦里也这样嘲弄了何利。巴泰西瓦里是村里有名的圣人，逢到月亮圆的夜晚，他总得要去听关于遍入天的训喻，可是，他利用管账人的地位，要人白白替他耕田，白白替他戽水，而且挑唆佃农们互相殴打，他自己在中间占便宜。全村的人看见他都会发抖。他十个卢比、五个卢比地借钱给穷人，自己积累了千千万万的财富。他从佃农们那儿弄到应时的果品，分送给法院和警察局的官员们，因此在整个的田庄上，他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如果有谁不听他的支配，那他就去找警察局的巡官甘达·辛——就是最近到这田庄上来过的甘达·辛。他也是一个善人。赶上疟疾流行的日子，他把公家的奎宁丸分发给大家，借此沽名钓誉，病人好了以后，总得要去感谢他的盛情。他喜欢排解些小纠纷。有人结婚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轿子、毡子以及招待客人的器皿借给别人使用，帮助人们解决困难。总之，凡是对他有利的机会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但他吃了谁的饭，他也肯替那个人做事情。
“你这是怎么搞的，何利？”他问道。
“你说啥呀，师爷？我没有听见。”何利掉过头去问道。
巴泰西瓦里从后面赶上来，跟他并排走在一起：“我是说，你干吗也像丹妮娅那样傻。为什么不把裘妮娅送回她爹家里去，为什么要这样白白出丑？天知道她那孩子是谁的，你却把她收留在家里。眼看着你的两个闺女要出嫁了，你想想，怎么过得了这一关？”
何利听着他说好说歹的，不觉厌烦起来了。他不高兴地说：“这些我都知道，师爷！可是，你说说看，我该怎么办？我把裘妮娅撵出去，薄拉会收留她吗？他要是愿意，我今天就把裘妮娅送到他家里去；要是你能劝他答应收留，我一辈子都会领你的情；不过，他那两个儿子是存心要拼命的。再说，我怎能撵她出去呢？她遇上了一个没出息的男人，娶了她又把她甩了，要是我也撵她出去，她这副光景就是到哪儿去帮人也没有人要。万一她跳河跳岩，寻了短见，那该是谁的罪过呢？说到女儿们的婚事，自有老天爷作主，时候到了，好歹总会有个安排的。直到今天，我们街坊上还没有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哩。为了怕街坊上说话就要我去行凶，我可办不到。”
何利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对什么事情也能够容忍。除了希拉，村里没有谁想跟他作对。可是，出了这样大的乱子，街坊上怎么能够不管呢？他又是那么固执，人们劝他他也不听。他夫妇俩仿佛是在向街坊挑战，看看谁能把他们怎么办似的。那么，街坊上也要他们看看： 一个破坏社会道德的人，是不能安安生生地睡觉的。
就在那天晚上，村里的头人们开会考虑这个问题。
“我从来是不责备任何人的。”达塔丁说。“天底下什么坏事情没有？这跟自己有啥相干？可是，丹妮娅这个婆娘却存心要跟我闹别扭。她占了兄弟们的便宜，手里有了几个钱，现在只是往邪门里钻，别的就不管了。出身下贱的人，只要肚皮吃饱了，就不想走正路了，因此圣书上才说： ‘夫贱人者，踢之可也。’”
“他们这帮人坏就坏在这里，”巴泰西瓦里抽了一口水烟，说，“一有了几个钱，就看不起人了。今天何利对我那么粗鲁无礼，弄得我只好一声不响地走开。不晓得他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想想吧，这种败坏道德的行为会在村里引起什么样的结果？别的寡妇们看见裘妮娅这样做，难道还不会放开胆子去做吗？这种事今天出在薄拉的家里，明天也会出在你我的家里。社会秩序是靠着恐惧来维持的。如果眼前这事情咱们管不了，那你等着瞧吧，天下会乱成什么样子。”
金古里·辛是有两个妻子的丈夫。他的第一个妻子死了，留下五个儿女。那时候他的年纪虽然已有四十五岁左右，但他还是娶了第二个妻子；第二个妻子不能生育，他又娶了第三个。现在他五十岁了，家里却有着两个年轻的妻子。关于他这两个妻子，外面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可是，大家都怕这位地主老爷，没有人敢说什么话，而且连说的机会都没有。有丈夫做挡箭牌，无论干什么都行。没有挡箭牌的人，那就活该倒霉。他对妻子们管得很严，他引以为豪的是，他的妻子们甚至戴上了面纱，也没有人看见过她们，可是，在面纱遮掩下发生的事情，他怎么知道呢？
“这样的女人真该杀头。”他说。“何利把这个淫妇收留在家里，在社会上播下了罪恶的种子。要让这样的人住在村里，全村都会背上个臭名。得把这事情给莱易老爷送个信去。还得说清楚，如果村里可以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谁的体面也难得保住。”
管事先生诺凯·拉姆是世家出身的婆罗门。他的祖父曾经做过一位土王的大臣，可是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神灵，出家做了托钵僧。他的父亲也是一辈子敬神的。诺凯·拉姆承继了这一份虔心。他每天清晨都要坐下来祈祷、念经，一直念到十点钟，但是，他刚一从神灵的面前站起来，刚一摆脱这种约束，他的人性便消失了，他的心，他的言语和行动都变得非常狠毒。现在他听见金古里·辛的提议，觉得这是藐视他的职权。他鼓起那浮肿的脸上深深下陷的眼睛说：“干吗要问莱易老爷？我高兴怎么办，就能怎么办。罚他一百卢比好了。他准会离开村子跑掉的。我还要告他一状，把他种的田收回来。”
“不过，他欠的租子已经交清了吧？”巴泰西瓦里说。
“是呀，他还向我借了三十个卢比去交租子哩。”金古里·辛附和说。
“可是，现在还没有给他收条，有什么证明说租子已经交清了呢？”诺凯·拉姆得意地说。
他们一致作了决定，要罚何利一百卢比。剩下的事情便是选一个日子，把村里的人集合起来，假装让大家通过他们的决定。这事情本来可能还要耽搁几天。可是，恰好那天晚上，裘妮娅的孩子生下来了，于是，在第二天，村里的长老会就举行了会议。何利跟丹妮娅两人都给叫去听取他们自己的命运的宣判。会场里挤得水泄不通。长老会判决： 罚何利一百卢比的现款和三十满粮食。
丹妮娅在会场里哽咽着说：“长老们，欺负穷人是没有好处的，你们要明白这点。我们算是没法活下去了；不管我们在不在这个村里住，我可要狠狠地咒你们。你们把我罚得这样重，为的是我要把自己的媳妇收留在家里，不把她撵出去，让她在街上去做叫花子。这算公平吗，嗯？”
“她不是你的媳妇，她是个娼妇。”巴泰西瓦里说。
“你干吗要说话，丹妮娅！”何利谴责她说。“长老会是有神灵作主的。长老会的公断，只得心甘情愿地接受。要是老天爷有意要我们离开村子，那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长老们，我家的粮食现在都在打谷场上，一颗也没有拿进家里，要多少你们拿多少，全部都要你们全部拿去。老天爷会替我们作主的。还差多少，就把我家的两条耕牛拉去吧。”
“我一颗粮食也不交，一个铜板的罚款也不给。”丹妮娅咬牙切齿地说。“谁有本事就去问我要。这简直是笑话。你们大概是想借罚金的名义，把我们的全部家产都抢光，想弄点礼物去送给别人，想把我们的园子卖了舒舒服服地吃一顿。只要我丹妮娅还有一口气，这可办不到，你们的贪心绝对不会实现。我们不想待在教族里。待在教族里我们也没有什么指望。眼下是靠自己的血汗挣饭吃，出了教族也是靠自己的血汗挣饭吃。”
何利在她面前两手合十：“丹妮娅，我求求你，住嘴吧。我们都是教族里的下人，我们是不能离开教族的。无论教族怎么处罚，我们也得低头领受。活着做一个长鼻子，倒不如吊死好些。要是我今天死去，也只有教族替我收尸。教族饶了我，我才能渡过这一关。长老们，要是除了打谷场上的粮食我还有什么东西，让我那年轻的儿子不得好死。我是不会欺骗教族的，长老们若是可怜我的儿女，就请照顾照顾他们，要不，我也只好听从长老们的吩咐。”
丹妮娅气冲冲地走开了。何利把打谷场上的粮食一袋一袋地扛到金古里·辛的帐篷里去堆起来，一直扛到夜里七八点钟。有二十满大麦，五满小麦，五满豌豆，还有一点昌纳豆和菜籽。因为他一个人要挑起两个家庭的担子，这一切东西都是丹妮娅的劳动换来的。家里的事情，全都由裘妮娅照料，丹妮娅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则忙于地里的活儿。夫妇俩本来打算把小麦和菜籽卖出去，交掉一部分租子，可能的话还可以偿付一点利息。大麦准备留来自己吃。好好歹歹把五六个月对付过去，就到了收割小米、玉米、“沙文”和大米的季节了。现在他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粮食是损失了，一百个卢比的负担又落到了头上。吃饭的问题一点没有着落，戈巴尔又是音讯杳无，天知道他现在怎样了。既然是这样没有胆量，为什么又要干出这种事情来呢；可是，命中注定的事，谁又能够避免？教族的威风多大啊，他得把粮食扛在自己的头上一袋一袋地搬去，仿佛是在用自己的手掘自己的坟墓一样。地主、高利贷者和政府都没有这样大的威风。孩子们明天吃什么呢？这是他苦心焦虑的问题，可是，他对教族怀着的恐惧却像魔鬼一样骑在他头上，而且在用刺棒打他。脱离了教族的生活，他简直不敢想象。教族像一株树似的在他的生活里扎了根，而这一株树的根须又穿遍了他的每一个毛孔，无论是结婚、剃头、穿耳朵、生孩子、死人，都和教族有关。脱离了教族，他的生活就完全毁了。
打谷场上只剩下一两满大麦的时候，丹妮娅跑来抓住他的手说：“得啦，现在别扛了。给教族赔罪的粮食已经够了。你是要留点给孩子们吃呢，还是要全都白白地送给教族？我算是输给你了。我命中注定要跟你这样一个傻瓜过日子。”
何利挣脱自己的手，把剩下的粮食装在筐子里。
“这可不行，丹妮娅，”他说，“背着长老们私自留下一颗粮食，我也觉得是罪过。我把粮食都搬去堆在那儿，要是长老们于心不忍，就送点给我的孩子们吃，要不然，自有老天爷作主。”
“他们哪是长老，”丹妮娅痛苦地说，“他们是魔鬼，道地的魔鬼。他们想要把我们的田地都抢去自己受用，罚款不过是个借口罢了。我劝你说你，可你就不会睁开眼睛看看，你还指望这帮魔鬼会可怜你，还想到他们会拿出十来满粮食给你。趁早别做梦吧。”
何利还是不肯听，只管把筐子顶到头上，于是丹妮娅两手用力抓住筐子说：“你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不许你拿走。这粮食是我们拼命挣来的，戽水啦，守夜啦，哪天不是干到断黑。莫非就是为了长老会这些家伙好捋着胡子享现成福，让我们的孩子连一颗米也吃不到吗？干活的并不光是你一个人，我跟我的孩子们也受够了折磨。你马上把筐子搁在这儿，要不然，我对你说，从今天起我跟你一刀两断！”
何利沉吟起来了。丹妮娅的话是合情合理的。他有什么权利把儿女们挣得的东西拿去缴付罚金呢？他是一家之主，理应养活大家，不该把他们挣得的东西拿到教族里去争体面。于是，筐子从他的手里滑脱了。他轻声地说：“你说得对，丹妮娅！别人份内的东西我是没有权力动用的。剩下来的粮食你都拿去吧，我去对长老们说说。”
丹妮娅把那一筐子粮食带回家里，接着跟两个女儿一道高声地唱起庆贺孙儿出世的“索哈尔”曲，好让全村的人都听见。在这样喜庆的场合，教族里却没有一个女人到她家里来，今天要算是第一次。本来裘妮娅在产房里对她说，用不着唱“索哈尔”了，可是丹妮娅哪里肯听。教族既然不理睬她，她也不理睬教族。
就在那时候，何利正以八十个卢比的代价，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金古里·辛。除了这一着，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来缴付罚金了。他用菜籽、小麦和豌豆折了二十个卢比，其余的钱只好用房子作抵。诺凯·拉姆本来打算要他把耕牛卖出去，可是巴泰西瓦里和达塔丁都表示反对。卖了耕牛，何利怎么能耕田呢？教族想从他的地产上收钱，但不想让他撇下这村子跑掉。因此耕牛才保住了。
何利写了押契，在夜里十一点钟左右回到家里，一到家丹妮娅就问他：“这么晚了，你在那儿干什么来着？”
“干什么？”何利借题发挥说，“还不是替这个孽子干的好事受罪。这倒运的家伙放了个火就跑了，害得我只好去把火扑灭。我只得把房子押了八十个卢比。干什么？现在他们又让我抽水烟袋了。教族已经宽恕了我的罪过。”
“不让我们抽水烟，对我们又有什么害处？”丹妮娅咬着嘴唇说。“几个月不抽别人的水烟，莫非我们就不如人了吗？我说，你干吗这样傻？在我的面前，你装得聪明透顶，一到外面，你的嘴巴为啥就封住了？眼看着什么东西都败光了，只剩祖上留下的这一间房子，今天你把这房子也送掉了。像这样子，明天你把这三四亩地也卖掉，那就到街上去讨饭吧。我问你，你有没有舌头，你为什么不问问长老们： 莫非你们是大圣人，竟要随便处罚别人？呸，看见你那副嘴脸都是罪过哩。”
“住嘴，别净说些好听的话。”何利骂道。“眼下你是没有吃到教族的亏，要不，你就不会张嘴乱说了。”
丹妮娅动了性子：“犯了什么罪要怕教族？是偷了人，还是抢了人？跟一个女人相好并不是罪过，把相好的女人扔掉不管才是罪过哩。人太老实了也有坏处，连狗也想咬他一口。今天在那里，别人一定称赞你怎样保全了教族的体面吧。跟你这样的男人过日子，我真是倒霉透顶。我从来没有舒舒服服地吃过一碗饭。”
“我跪在你爹面前求过吗？是他硬把你嫁给我的呀。”
“怪他糊涂了，还有啥说的呢？不晓得他是看中了你哪一点。你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美男子。”
争论变成了谈笑。八十个卢比是丢掉了，他们却添了一个价值十万卢比的小孩子！什么人也不能把他抢走。但愿戈巴尔能够回家来，到那时候，丹妮娅即使住到一间茅屋里去也会觉得快活的。
“孩子像谁呀？”何利问她。
“跟戈巴尔一模一样，真的！”丹妮娅满脸笑容地回答说。
“长得结实吗？”
“嗯，结实。”
(严绍端 译)
注释：
坏人，名誉扫地的人。
一种类似小米但颗粒较小、又很粗糙的作物。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村里的长老会又恢复了何利的种姓。
【赏析】
著名作家普列姆昌德笔下的印度农村，除了我们通常见过的地主、高利贷者、统治当局及其帮手等盘剥农民血汗的凶残形象外，还笼罩着一个巨大的魔影，那就是种姓制度形成的教族势力。他的长篇小说《戈丹》以普通农民何利一家的遭遇，尤其是何利一生的命运，对此作了深刻的揭露。
节选部分中，何利的儿子戈巴尔闯下大祸： 他没有正式结婚，就让寡妇裘妮娅怀了孕，这种行为有违礼法，大逆不道。胆怯的戈巴尔把裘妮娅扔在父母面前，自己逃跑了，何利和丹妮娅只好打起精神，收拾这个局面。这对夫妻转眼成了不祥的罪人，大家都躲着他们，不跟他们打交道。这些何利尚且能够忍受，可是自己又被暂时停止了教籍，对此何利内心惶恐不安。小说中写道，何利对教族怀着深深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对地主、高利贷者和政府所代表的威严的恐惧。教族是根，是天，牢牢地操纵着他的精神。缺钱少粮只是让他活得艰难，脱离教族则会让他活得六神无主、胆战心惊。代表教族的村长老会罚他交出100个卢比的现款和三十满粮食，何利不但甘愿受罚，还认为长老会是有神灵作主的，他们的决定是“公断”。通过何利的感受，小说展现了在印度社会里，等级制度和教族观念对老百姓的残害。正是这些思想对人们的控制，才使得统治阶级像摆弄木偶一样，任意指使着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也正是由于人们对这些思想的深信不疑，才愈加“自觉”地勒紧了身上背负的枷锁。这是长久以来印度人民无法挣脱的悲剧命运。
种姓制度在印度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有四大种姓： 一等是婆罗门，即僧侣；二等是刹帝利，即武士、王公、贵族；三等是吠舍，即商人；四等是首陀罗，即农民。前两个种姓属于高种姓，后两个种姓属于低种姓，此外还有贱民，也叫不可接触者。事实上，等级制度和种姓制度，无非是统治阶级限制、驱使老百姓的一个工具。那些贵族、地主、婆罗门等，利用种姓身份，为自己谋私利。种姓制度为这些人创造了先天优势，让他们可以假托有名，为所欲为。节选部分中，我们看到，高利贷者达塔丁的儿子玛塔丁骗了一个非婆罗门的女子，他同样没有跟对方结婚，可是因为达塔丁一家是婆罗门，结果就没有人敢追究和议论此事。地主莱易老爷家的管事诺凯·拉姆也是个婆罗门，他每天祈祷念经，可一转身就变成了仗势欺人的吸血鬼。这些虚伪的家伙，无一例外，都一边炫耀高级人种的身份，一边干着下流卑鄙的勾当。然而，千百万像何利一样的农民，信奉“住在水里不能跟鳄鱼作对”的信条，容忍退让，逆来顺受，伏首认命，结果加倍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小说这方面的描写在告诉广大农民，对这些人的无条件顺从和不抵抗，只能让生活陷入更加绝望的处境。
何利的妻子丹妮娅是一个具有反抗意识的新人。她泼辣、厉害、勇敢，据理力争。对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真实嘴脸，她的认识远远超过何利。她认清他们吃人不吐骨头的面目，怒斥他们是“道地的魔鬼”。她不惮于和他们直接交锋，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她不把种姓名誉当回事，甚至公开表明不想待在教族里了。她认清达塔丁等人在戈巴尔的问题上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真正意图并非清理教族，严格教义以正视听，而是觊觎穷人们这一点微薄的家产，骗光抢光才肯罢休。因此，她劝何利睁开眼睛，不要祈望魔鬼的可怜，对何利乖乖上缴罚款和粮食她表现得又恨又气。在作家的笔下，丹妮娅代表了初步觉醒的农民，已经意识到反抗斗争是唯一出路，就如她自己所说的：“人太老实了也有坏处，连狗也想咬他一口。”小说中，村里再狡猾凶狠的高利贷者都害怕丹妮娅，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她的威力。
除了强悍的一面，丹妮娅还表现出了伟大的母性。她不仅仅是自己孩子的母亲，也是所有受到欺凌的年轻人的母亲，是他们的保护神。她以慈善的心肠、大胆的气魄收留了被驱赶、被歧视的裘妮娅，还收留了受侮辱后遭遗弃的西里雅。艰辛的生活没有打击她的乐观与热情，她从不显露屈服，从不垂头丧气。节选部分最后，新生的孩子再次使她在一贫如洗中挺起身来，谈笑取代了同丈夫的争执。要强的丹妮娅怨恨了何利一辈子，也心疼了何利一辈子，安慰了何利一辈子。“穷人在哭的时候也是笑的。”在这凄凉的人世，幸亏还有这一点微茫的笑声，让他们暂且能够活下去，等待生命中出现一点转机。
然而，生活仍然是如此残酷。小说结尾，丹妮娅双手颤抖地交出家里最后的20个安那，而后晕倒在丈夫的遗体前。个人出于本能的反抗失败了，那么出路在何方呢？作家在小说里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有印度现代社会“史诗”之称的《戈丹》，并不局限于农民何利一家的遭遇，还以开阔的视野，记录了由甘地领导的和平抵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三次高潮后社会的变迁。小说中，还揭示了印度的殖民地社会性质，描写了新生资产阶级的形成、地主阶级与资本家相互勾结压迫城乡劳动人民的真相、独立运动参加者个人身份的蜕变、独立政府操纵在金融资产阶级手里的实质及种姓制度内部的瓦解等广泛的历史场景。小说中还通过哲学家梅达和留洋归国的医生玛尔蒂，来探讨改变社会现状的问题。他们看到了下层百姓身上所具有的高尚、美好的灵魂，决心投身他们之中，共同来建设一个更理想的国家。与此同时，还有一批来自各阶层的年轻人，都在寻求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光明。他们正是新印度的希望与未来。
普列姆昌德的文风平易流畅，简洁明快。他擅长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和动作描写及丰富真实的心理活动，展示他们不同的经历和命运，成功塑造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节选部分中，我们看到，无论何利和他妻子丹妮娅，还是一些次要人物，均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作家以经济的笔墨，勾勒出印度农村的生活画卷，那些古老的宗教习俗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充满了文化特色，而某些人类共通的情感和经历，又引起了亲切的共鸣，直逼人心。
(孙悦、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