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是唐传奇《莺莺传》中的男主人公，无名，仅以姓传。
元杂剧《西厢记》中的张君瑞即据《莺莺传》中的张生衍变而成。但前者是正面人物，后者却是反面人物，他们其实是并不相同的两个人物。
宋代学者以为张生即是《莺莺传》作者元稹的自寓，代代承袭，似成定论。这牵涉到人们如何正确评析张生其人。近年已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指出自寓说是没有根据的无稽之谈。我们在这里也抛开自寓说的成见，将张生当作《莺莺传》中的反面艺术形象来对待。
在传文中，首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张生是守礼遵道的君子： “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及乱。” “未尝近女色”。但这只是张生给读者留下的表面印象和骗人假象而已。紧接着，作者让张生通过他自己的言行，逐步将其真面目和内心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张生自称： “余真好色者。”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生救护了为乱兵所迫的崔氏全家。这使莺母郑氏感动不已，称谢宴请，目以恩人。命子女出拜，告诫已成年的女儿不必“远嫌”，还将莺莺的年岁连同生月一起告诉了张生。应该说，张生的救护得到了莺莺全家的承认与答谢，他本来应该是无所求了。但张生见到莺莺以后，惊其“颜色艳异，光辉照人”的容貌，主动向莺莺挑逗。在莺莺“不对”之后，他又再三再四地纠缠红娘，以“枯鱼”之类耸人听闻的言辞，胁迫红娘为自己提供情况，出谋献策。张生这样做，是出于对莺莺的真诚相爱，还是为自己“好色”所驱使的图谋不规?作者虽然没有马上交代清楚，但后面所描述的“终弃”表明，张生所为，不是前者而是后者。传文在这儿，已活画出张生如同《诗经·氓》中的男主人公“抱布贸丝”般的狡诈之态。
为了达到自己“好色”之目的，张生不惜梯树逾墙，求欢于莺莺。此举诚如莺莺所言： “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莺莺虽然批评了张生“掠乱以求”的“非礼之动”，但最终仍向张生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且一发而不可奈何，一次又一次地满足张生“好色”的愿望，但莺莺所企，为百年之好;而张生所求，仅仅只是一时之欢。
张生一时之欢的目的既达，随之而来的即是企求摆脱。故崔张结合伊始，已是莺莺悲剧的开始。相会一月，张生已没有当初那种“行忘止，食忘饱”的迷恋，也没有“恐不能逾旦暮”的迫切。他常常向莺莺询及郑氏对他们暗中幽会、私下结合的态度，张生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想借助郑氏的干涉来达到自己既抛弃莺莺而又不承担抛弃之恶名的目的。郑氏为女儿的前程与幸福，并不想用封建礼教加以追究，干预，而是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目的在于想成全这一对年轻人的好事。这实在大出张生的意料，他不得不自己出面，借口求取政治前途前往长安，以达到逐步抛弃莺莺的目的。但他又竭力要装出迫不得已、无可奈何的样子： “无何，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张生所谕之情，作者虽未作任何交待，但根据作者在传文前半所述张生的“尤物”之论，后叙“忍情”之说，它们定然是一路货色;不过在莺莺面前，肯定换上了娓娓动听的言辞、海枯石烂般的誓言而已。
数月之后，张生再次来到蒲州，与莺莺相会。面对早已觉察自己欺诈真面目的莺莺，张生已无多少欺骗的伎俩可施： “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但张生所愁叹的，绝不是为即将到来的分离，而只是在崔氏面前故作姿态而已。所以，当崔氏提出“君乱之，君终之”这一最起码的要求时，张生竟无所动，决绝地弃莺莺而去。此时的张生，诚如宋代词人秦观所言，是“薄情少年如飞絮”。
半年之后，崔氏接到了张生为“广其意”，亦即开导莺莺忘记过去而寄来的书信。莺莺为此写了一封哀婉凄恻、情动陌人的长信。如果张生稍有一点天良的话，则应感崔氏之真情，愧自己始乱终弃之不该，诚恳地与崔氏重修旧好。而张生——这个应负全部责任的当事人，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发其书于所知”，妄图求得时人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支持与理解。时人的态度自然是各种各样的，其中肯定也不乏“许张为善补过者”，但作者引用的杨巨源诗称张生为“多春思”的“风流才子”;而作者元稹——也是张生的所知之一，与其交情特厚——“续”完了张生“未毕”的《会真诗》，续诗中既有作者对莺莺的同情与理解，也有对张生的批评与劝告。面对友人的批评，张生仍不为所动： “然而张志亦绝矣。”即不愿再与崔氏重续旧情，保持爱情关系。对此，作者又进一步探问张生之所以坚决抛弃莺莺的理由，张生即发表了众所周知的“忍情”之说：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娇宠，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张生的本意在为自己辩解，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堂堂的“君子”，但在读者的心目中，元稹笔下的张生，这时不仅“薄情”，而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无赖了。
对张生的“忍情”之说，作者用“于时坐者皆为深叹”一句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深叹，不同于深赞，坐者所深叹的，自然是杨巨源诗中所抨击的张生“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般的薄情，是莺莺长信中所哀诉的“泪痕在竹”、 “愁绪萦丝”的不幸和元稹《会真诗三十韵》中所同情莺莺的“慢脸含愁态”、 “啼粉留宵镜”的薄命。
传文至此，张生的形象，既有虚假的表面言行，又有卑劣的内心表白;既有张生个人的表现，也有他人各不相同的态度。张生——这个中国爱情文学中的“氓”，已经在唐代社会的生活舞台上“动”了起来，“活”了起来。至此，作者还嫌不够，又让张生作最后一次丑恶的表演：“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这时张生经由莺莺的居地，是特地还是顺路姑且勿论，如果张生涉世不深而脸皮又不太厚的话，是断断乎不会提出探望莺莺的要求的。但张生既无情无义地遗弃了莺莺，还要装出一副关心莺莺命运的样子： “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而崔氏“终不为出”，对此，张生“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妄图把无情无义的帽子，反扣到莺莺的头上，从中可以进一步看清张生的无赖相。
张生的形象，上祖《诗经》等文学作品对薄情郎的描写手法，下启中国爱情文学中一系列负心汉的形象塑造。它无论在唐代传奇中，还是在中国小说史、戏剧史上，都应有其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