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字巨源，是明末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的话本小说集《警世通言》第二十九卷《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主要人物。

开卷迎面而来的是一位翩翩才子的形象： “貌莹寒冰，清秀异众;才樆蜀锦，言词简当。”他，就是张浩。张浩是河南洛阳人氏，不仅才貌双全，还从祖父那里继承了丰厚的遗产， “藏镪数万，以财豪称于乡里”。“所居连檐重阁，洞户相通，华丽雄壮，与王侯之家相等”。才貌，金钱，门第，合铸成这样一位贵族公子哥儿。按说他什么都不缺了!然而，并非如此。上帝在赋予他才貌、金钱、门第的同时，也赋予他遗憾。这就是还缺少一位天生丽质的佳人。

可以这样说，张浩缺少的是佳人，并不是婚姻。在看重门第的年代里，像他这样一位才貌、金钱、门第俱全的公子哥儿，正如他的朋友廖山甫说的： “以君之门第才学，欲结婚姻，易如反掌。”事实也是如此。 “贵族中有慕其门第，欲结婚姻”者很多，常常是“媒妁日至”。

然而，张浩毕竟不是平庸之辈，他不愿意糊糊涂涂地拉开属于自己生命的婚姻生活帷幕，而是有着美好的理想和执着的追求： “大凡百岁姻缘，必要十分美满。某虽非才子，实慕佳人。不遇出世娇姿，宁可终身鳏处。”所以，他一次次正色拒绝了前来为他说媒的人， “缘此至弱冠之年，犹未纳室。”并由是敷演出一场充满了“罗曼”气氛的喜剧。

张浩的艳遇并无多少奇处，倒是有些偶然。一天，正当他与朋友廖山甫在宿香亭赏春饮酒之时，遇上了天生丽质的李莺莺。眼前这位“新月笼眉，春桃拂脸，意态幽花未艳，肌肤嫩玉生光”的少女，无疑就是他理想中的佳人。 “若不遇其人，宁可终身不娶;今既遇之，即顷刻亦难挨也。”于是他“神魂飘荡，不能自持”。张浩是一位善良正直、优游儒雅的书生。他求美若渴，并无玩弄女色之心，而是将眼前的佳人与他的“百岁姻缘”联系起来追求。在青年男女无从交际的封建社会里，这不仅是那个社会广大青年男女的婚恋理想，也是对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挑战和反叛。

“情爱所重”，是张浩性格里的主色调。对于李莺莺，他不仅一见钟情，立生婚娶之心;而且急不可待，即有“早遂佳期”之想，甚至连“媒妁通问”都等不及了。这并不是他轻薄，而恰恰是他的痴情所在。因为，他“情爱”的释放是与其美好的婚姻理想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张浩的纯真可贵之处。

“不顾礼法”，也是张浩性格世界里的亮色。封建礼法在古代的青年男女之间人为地构筑了一道鸿沟。宋明理学的盛行，使这道无形的鸿沟更有拓宽之势。男女要结婚姻，得有媒人作中介，这就是“媒妁之言”。张浩敢于拒绝“媒妁之言”，具有朦胧的婚姻自主意识。他选择了李莺莺，并执着地追求她;他“情不自禁”，主动与李莺莺对话，而不待“媒妁通问”;他邀李莺莺赴宴，甚至“双手抱持”，欲求花下之欢，而全不顾“男女授受不亲”;他与李莺莺幽会，主动求欢， “鸳帏共寝”。张浩在努力跨越男女之间的这道鸿沟!

“食、色，性也。” “情爱”是人性的基本内容。宋明道学家却硬是援“礼”节“情”，以“理”灭“欲”，窒息人性。张浩“不顾礼法”，是因为“情爱所重”。这种重“情”轻“礼”，饮“欲”违“理”的行为，无疑是对于那些伪道学家们的挑战，具有反封建、反理学的意义。这是张浩性格世界里的积极因素。

软弱是张浩性格世界里的暗色。他渴慕佳人，然寄希望于“遇”而不主动去“求”;佳人当前，且主动求婚，他反倒相信虚无缥缈的“缘分”;他既与李莺莺私结百年之好，又恐“次后难逢”，遂产生了“略效鸳鸯”，“恋一时之乐”的卑俗之想;他神魂颠倒地热恋着李莺莺，又“虑传扬遐迩，取笑里闾”;他正色拒绝“媒妁之言”，却又“不敢抗拒”季父主婚。这是一个生活在个人与社会的夹缝里的人物，周围环境虽不是他想象的那样险恶，然而对于他的压抑却是够沉重了!他封闭住自己，甚至对家人也不敢敞开心扉。“一段离愁，方恨无人可诉”，只得“伏案掩面，偷声潜泣”。因此，张浩是一个戴着精神枷锁的求爱者。在他的性格世界里，传统文化和封建礼教所合铸的“自我”与“超我”，同欲望勃勃的“本我”进行着激烈的较量。而这正是那个时代之光的折射。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自古以来就是才子求配佳人的婚恋行为模式。张浩与李莺莺的婚恋也是如此，即“才名”与“美貌”的双向聚合。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题材。张浩尽管也是这类题材中的“才子型”人物，但作者却在不长的篇幅中赋予他异常丰富和复杂的性格。他“为情爱所重，不顾礼法”，具有积极的反封建、反理学意义，在张浩身上时时跃动着《莺莺传》中张生和《西厢记》中张君瑞的影子。然而他既不像张生那样忘情负心，也不像张君瑞那样大胆执着。他分明是作者借题发挥，重新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他虽不如李莺莺丰满圆润，楚楚动人，但却淡泊中有深蕴，单一内孕复杂;言外有意，象外有象，具有较丰富的审美价值。小说结尾有诗说： “《西厢》不及宿香亭”，对这篇小说作了高度评价。而在张浩身上所体现的较高审美价值，尤为人们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