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李贽

张士简名率，嗜酒疏脱，忘怀家务。在新安，遣家僮载米二千斛还吴，耗失大半。张问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张笑曰：“壮哉雀鼠！”

——《山中一夕话》

南朝名士张率的这则遗闻逸事，在被晚明怪杰李贽收入所辑小品集《山中一夕话》之前，已经载入了二十四史之一的《南史》中。《南史》所记与《山中一夕话》稍有不同，那便是张氏被所谓的“雀鼠”耗失的米不是二千斛，而是三千石。但不论是二千斛还是三千石，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张氏对之竟能以一句笑语“壮哉雀鼠”遣之，这是不能不令现代人感到惊讶的；这惊讶之中，自然也免不了带上几分赞叹：瞧人家古代人，多有气度，多么超脱！

但是我倒愿意奉劝读者诸君，且收起那迂阔的赞叹，去读一读《南史》卷三十一里那些张氏家族中人的传记罢。当您知道张氏本为吴郡大家，张率的曾祖张裕、祖父张永、父亲张环在南朝的宋、齐、梁各代不得空闲地做着大官儿，张率本人曾官至秘书丞，梁武帝还亲口对他说：“卿东南物望，朕宿昔所闻。卿言宰相是何人，不从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复以礼律为意，便是其人。”那么您便会明白张氏的气度从何而来。而当您知道张氏家极豪富，当江南有人试图犯上作乱时皇帝也不得不依靠其部曲势力时，那么您就又可以理解为什么张率后来虽然左迁新安太守的低职，却依然对失去二千斛或者三千石的米毫不在意，表现得那样超脱。两晋南北朝的政治经济舞台上最活跃的势力是门阀士族阶层，那时大多数王朝的存在与更替，首先都必须依靠这一阶层。而这一阶层中的上层分子，虽然在社会生活领域里掌握着难以摧毁的政治经济力量，在个人生活方面却喜欢表现出一种优雅超脱的姿态，仿佛一切物质的因素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东西，惟有精神的愉悦与心灵的通达，才是他们毕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殊不知这种表面上的物质与精神极端化的分离，其真实的背景却是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统治的高度同一。因此一旦物质的基础改变了，精神的面貌也必然或疾或缓、或多或少地随之更改。不信请看隋唐以来的文人学士们，那些人尽管有千般风流，万种潇洒，可还有哪一位破费得起上千石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