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笔削显义与《左传》叙战征存兵谋

元黄泽曾云：“《春秋》书法，须考究前后、异同、详略，以见圣人笔削之旨。”（元赵汸《春秋师说》卷下）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上》亦称：“《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所以能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而后“有以独断于一心”。《左传》以历史叙事解释孔子《春秋》经，“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

（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三传得失议》）。由此观之，《左传》之历史叙事，当有得于《春秋》笔削书法之启益，尤其是前后、异同、详略、重轻之取舍与斟酌。

文辞以叙事为最难，而《左传》精工于叙事艺术，为诸家所推重。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推崇《左传》为“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唐刘知畿《史通·杂说上》称扬《左氏》之叙事，“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清方苞《古文约选·序例》，“序事之文，义法莫备于《左》、《史》”；

《左传义法举要》，“《左传》叙事之法，在古无两”。章学诚《论课蒙学文法》特提叙事之法，“离合变化，奇正相生，如孙吴用兵，扁仓用药，神妙不测，几于化工，其法莫备于《左传》”。刘熙载《艺概·文概》云：“《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要之，从诸家之赞赏标榜，可见《左传》之工于叙事，不止是以史传经之功能而已。若论及中国叙事传统，自《春秋》开创经学叙事之后，《左传》发扬光大之，拓展为历史叙事、文学叙事。其中之笔削去取，详略、重轻、异同、前后，多发用于《左传》之叙事艺术中。方苞《史记评语》称：“纪事之文，去取、详略、措置，各有宜也。”此之谓也。

《左传》工于叙事，非其他典籍所可及；叙事门类中，尤其长于叙次战争。故五代梁敬翔谓是“纪战伐之事”，三国魏隗禧指为“相斫之书”。如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秦晋崤之战（僖公三十三年）、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齐晋鞍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以及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晋秦韩之战（僖公十五年）、宋楚泓之战（僖公二十二年）、吴楚柏举之战（定公四年）、吴越槜李之役（定公十四年）、吴楚鸡父之役（昭公二十三年）、吴越笠泽之战（哀公十七年）等等，皆节次详明，兵法娴妙。吴阖生《左传微》卷四称：“《左氏》诸大战，皆精心结撰而为之，声势采色，无不曲尽其妙，古今之至文也。”清王源《左传评》卷一亦云：“千古以兵法兼文章者，唯《孙子》；以文章兼兵法者，唯《左传》。”马骕《左传事纬》卷三则称：“《左氏》叙韩原、城濮、鄢陵、鞍、邲诸大战，节次详明，兵法贤妙，而文气亦复郁勃，故文士良将，皆莫不好之。”由此观之，《左传》叙战之殊胜处有二：其一，征存兵法谋略，体现历史资鉴使命。其二，叙次战争成败，拓展传统叙事规模。本文拟以晋楚城濮之战为例，论述《左传》如何传承《春秋》笔削之书法，《左传》叙事如何發挥属辞比事之教，如何经由详略、重轻、前后、异同之措置安排，以表现叙事之艺术与资鉴之史观。清孔广森《公羊通义·叙》所谓“辞不属不明，事不比不彰”，诚哉斯言！

二、 《左传》征存兵谋与历史资鉴

历史编纂，必有其著述旨趣，或称之为史义、史观，以主道史料之搜罗、史事之取舍；指引辞文之损益，乃至于褒贬之依违。清方苞以《左传》《史记》二史传为典范，而倡古文义法，《书〈货殖传〉后》称：“义以为经，而法为之”，史事如何编比？辞文如何连属？此“法”之运用。于史传编纂之前、之中、之后，多已脉注绮交于史义、史观，进而体现于史传。章学诚论“《春秋》之义，昭乎笔削”，所谓“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者，即是史义、史观之发用。

《左传》一书，于编年体之发用，远较《春秋》成熟而赅备。晋贺循称：“《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后魏高祐曰：“《左氏》属辞比事，两致并书，可谓传史意，而非全史体。”吕祖谦谓：“《左氏传》综理微密，后之为史者，鲜能及之。”（以上并见清朱彝尊《经义考》）刘知畿《史通·繁省》引晋干宝《史议》，历诋诸家，而归美《左传》，以为“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近人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称美《左氏》书特色之一，为“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之著述”。此与啖助、赵匡所云“叙事尤备，

颇见本末”，章学诚所言“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可以彼此发明，相得益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清初魏禧著有《左传经世钞》二十二卷，《自序》云：“《尚书》，史之太祖；《左传》，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尽于书，而古今御天下之变备于《左传》。”举凡执大事、断大案、定犹疑、决权变，古今经世御变之要领，《左传》已先具备，而颇足参考与借镜。其中，《左传》叙次诸战役之成败，往往勾勒征存兵法谋略，盖缘于史乘之使命，为提供经验教训之资鉴为依归。

世之言兵法谋略者，多宗祖《太公阴符》《六韬》《三略》，或取法《孙子（武）》《孙膑》《吴子》《鬼谷子》以为足。不知前乎此者，有《左传》叙战，善言行军用兵之韬略。举凡蒐卒简乘，进攻退守，奇正之道、虚实之方、离合之术，要多灿然大备（参考张高评《左传之武略》）。由于《左传》叙战征存兵谋，提供用兵者随方而取则，为将者究心以淹通，是以古来名将，如蜀汉关羽、晋杜预、宋岳飞、明戚继先、清曾国藩，无不通习《左氏传》。明陈禹谟《左氏兵略》卷首，列古今名将通晓《左传》者六十余人；揭示《左氏》之韬略近百，持历史重演运用者为佐证，可谓洋洋大观。唐太宗曾与李卫公谈《左氏》兵法：“朕观千章万句，不出‘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案：此言典出《左传》昭公三十年，伍员对吴王阖闾问：“伐楚何如？”伍子胥提出“三师肄楚”（三分疲楚）兵谋：“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吴王采用长期消耗战略，于是楚“无岁不有吴师”，因而吴虽小而能敌大，兵寡却能击众。“多方以误之”之诡道奏效，吴于楚一败于豫章，再败于柏举，三败及郢。由此观之，《左氏》兵法，与《孙吴兵法》不同者，《左氏》兵法征存于战役之中，体现乎史事，佐验于战役，非凭空蹈虚发论可比。《史记·太史公自序》引《春秋繁露·俞序》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者明也。”《春秋》志在经世如此，《左氏》踵继《春秋》，成公十四年《春秋》五例，其五曰惩恶而劝善，可见经世资鉴之志无异。有此经世之志之义，故《左传》叙战，详叙重写兵谋，而略言轻点战事，此《左氏》之特识。有此别识心裁，故与后世详叙战况之如火如荼者，不可同日而语。

三、 城濮之战晋胜楚败，取决于兵谋之高下优劣

《左传》叙次春秋大小战役，为数在100场以上。交战必有双方或多方，结局自有胜负成败。《左氏》叙战，始终不忘历史之资鉴使命，揭示各大战役所以成败胜负之因素，往往不厌其烦。综考《左传》之叙战，影响双方战役成败胜负之缘因，大抵有五：太上为兵法谋略，其次为将帅性情，其三为士气盛衰，其四为武器利钝，其五为兵力多寡。五大因素之比重，依次递减，前三者最为关键。《左传·城濮之战》之叙战，可作上述命题之佐证。

《春秋》是一部霸史，重心在晋楚争霸，所以叙次晋楚二国事独详。荆楚自武王以来，吞灭小国，僭号称王，声势日益强大。整军经武，以进窥中原为终极目标。虽一挫于齐桓公召陵之盟，却于泓之战打败宋襄公。接着楚成王于僖公二十七年再率楚、陈、蔡、郑、许诸侯之军围宋，于是宋如晋告急，请求救援。话说晋献公晚年宠爱骊姬，陷害诸公子，引发晋国近二十年之内乱，自僖公四年（656）始，至僖公二十四年（636）止，骨肉手足相残，国家元气大伤。公子重耳于僖公二十四年返晋，由于有得于狐偃、赵衰、魏武子、先轸、颠颉、贾佗诸人才之辅佐，最终得土有国，是为晋文公。此时之晋国，百废待举，元气未复，既缺乏参加国际战争之经验，也不具备与强楚拼搏之实力，无论武器装备，军队数量，都远远不如有备而来之楚国。结果晋文公竟然允诺救宋，助宋抗楚。最终晋楚城濮之战，晋胜楚败。《孙子兵法·计》所谓：“多算胜，少算不胜”，是其中因素；而晋楚将帅之个性素养，良窳不齐，亦足以影响领道风格，与军心士气。

（一） 为何而战？明列指标；如何而战？攻其必救

《左传》叙战长篇，最见比事属辞之《春秋》教。就排比史事而言，多敌我相映，

两两相对。就辞文之损益而言，最详于战前之酝酿，次详于战后之收拾，而正面叙写战况，多用简括之笔，不过数行，一点便足（详下文“叙事模式”）。所谓详于战前之酝酿者，往往提示成败胜负之影响因素，作为历史解释（史观），且为此役之成败作张本。其中最为可贵，堪称《左传》叙战一大特色者，即在兵法谋略之提点。如僖公二十七年，《左传》叙“冬：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之下，紧接晋国先轸、狐偃两段言叙，确定参战救宋，才有后续“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之行动。先轸之发言，出之以提叙，所谓“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云云，已缜密勾勒出晋军为何而战之行动纲领，企图顺水推舟，层层递进，一举而四得。尤其取威、定霸二者，一旦成功，是何等政治效益？先轸因此战役提出指导方针，终极追求，其深谋远虑，盘算多方，可谓高瞻远瞩，胆大心细矣。僖公二十八年，《左传》叙城濮之战，其情节推展，即依循先轸提叙所云：报施、救患、取威、定霸。其次，狐偃之言叙，呼应先轸“为何而战”，提出“如何而战”之策略规划——攻其必救，战国孙膑围魏救赵兵法，即从此衍化。晋国既允救宋国，如何作战方能成事？狐偃提出“攻其必救”之创意兵谋，未采直接率兵解围方式，而是不犯正位，以侵曹伐卫为手段，以引诱围宋之楚师北上救援为目的。“若伐曹卫，楚必救之”，此即围魏救赵之方略，《孙子兵法·虚实》，载“攻其所必救”之法，后世兵法家借镜而有成效者多，可参陈禹谟《左氏兵略》。

（二） 假道于卫、称舍于墓；设计用谋，攻心为上

出谋划策，皆以克敌致果为最终目标，所谓谋定而后动，稳操胜算而后行。若未来形势变化，一如当初逆料；客观形势，都在自我掌控之中；如此，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城濮之战，晋文公作战团队，能赢取胜利，兵法谋略优于子玉，高于敌军，自是最大关键，故《左传》历史叙事载录之，作为经世资鉴。如僖公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此引君入瓮、一石二鸟之策略：姑不论楚新得曹，而新婚于卫，曹卫因楚而有同盟之谊；故晋欲假道于卫以伐曹，卫必无许诺之理。明知弗许而故意要求假道，是晋变直为曲之策略。重耳出亡至曹，曹共公曾观其裸，今伐曹诛无礼，可谓师出有名。过卫，虽不受礼遇，然未得罪，今于曹曰伐，于卫曰假道，可以知之。卫人既弗许假道，于是晋人“侵曹、伐卫”，师出有名，名正言顺矣。“晋侯围曹”章，晋人攻城不下，“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晋军破解之道，在“称‘舍于墓’，师迁焉”，《左传》称“舆人之谋”，想必是狐偃、原（先）轸等高等谋士之策略，假称众人之舆论：一方面宣称晋军将驻扎曹人之祖墓，晋军同时配合宣传，确实移动前往曹人祖坟。这个“攻心为上”的假动作，果真奏效，引发“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晋军正愁曹城难攻，于是趁棺出城门，“因其凶也而攻之”，因势利导，《孙子兵法·论将》所谓“因形用权”，要皆因敌战术之一。

（三） 买空卖空，支配在我；因势利道，请君入瓮

“宋人使门尹班如晋师告急”章，晋人处心积虑“欲战”，但是“齐秦未可”；如之何可促使心存观望之齐秦两国参战？中军将先轸提出三个行动策略，分别针对宋、晋、齐秦，连类而及楚人：大抵运用买空卖空，激将诱入之策略：就宋而言，原本赂晋的利益输送，转让给齐秦。就齐秦而言，获得转送的利益，任务是劝告楚国解除宋围。就晋国而言，捕捉曹君，瓜分曹卫田地以赏赐宋人，以补偿贿赂齐秦的损失。如此策略交叉运用，先轸预期结果有二：其一，楚爱曹卫，不会同意齐秦建议，而解除宋围；其二，齐秦喜得宋赂，却未完成交付之任务，必然迁怒楚之顽固。喜怒交织，齐秦两国势必参战。今考僖公二十八年《左传》传文：“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春秋》经文：“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由《经》《传》记载看来，齐、秦二国确实参与城濮之战，则先轸谋略已达心想事成，无不如志之效应。

（四） 复卫封曹，三施三怨；私许复封，偷天换日

“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一章，《左传》首叙楚子玉之兵谋，确实不同凡响。针对先轸所云：執曹伯、分曹、卫之田、释宋围三事，作为反击，“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看似善意回应，其中却存有楚子玉无视君臣尊卑之傲慢，借由子犯口中道出：“君取一，臣取二。”依子玉之提议，为臣之子玉赢得复卫与封曹二功；为君之晋文，却止得释宋围一利，显然子玉占了晋君的便宜。可见子玉之兵谋巧取暗渡，自有胜处。中军帅先轸于子玉之无礼求索，却触发创意解读，另提创意谋略：“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雠已多，将何以战？”先（原）轸以下军佐跃升为中军帅，以上德著称，故在乎礼义与恩怨。以为无礼与怨雠，将影响战争之胜负。于是提出“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之策略，利用主客易位，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分配，将公开承诺转换为私许让利，无异偷天换日，先轸用谋将计就计，妙不可言。依子玉之计，“楚一言而定三国”，“楚有三施”；先轸之计，挪移乾坤，且将原初操之子玉之复卫、封曹请求，转换为操之晋人之“私许”复曹卫，于是三怨立马转为三施，可以一战！何况，“私许复曹、卫”策略，可同步达成孤立分化目的。“执宛春以怒楚”，为激将法，激怒子玉参战！而且，“私许复曹卫”后，果然“曹卫告绝于楚”。战场情势发展，几乎滴水不漏，料事如神，并未出于晋军料算之外。

（五） 楚惠未报，我曲楚直；退避三舍，转曲为直

“子玉怒，从晋师”章，旗鼓为军队之耳目，退避三舍之举动，无异于军事冒险。子犯针对军吏质疑，分两层回应：其一，士气之高下消长，和军事行动的理直理亏关系密切；其二，晋师退避三舍，既为信守承诺，且为感恩图报。抑有进者，更可转化为策略应变：原初，晋师忌讳“背惠食言”，唯恐“我曲楚直”，因此退避三舍以报之。进一步，退避三舍可转化为两手策略：其一，“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此战为释宋围而发，若晋退避三舍，楚亦班师回朝，则以和平收场，功德圆满。其二，“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其始，未报楚惠，若又背惠食言，以救宋围，则晋曲楚直；何况楚师素饱，加上理直气壮，对于晋师不利。其后，晋师退避三舍，坐实“以君避臣”之忌讳，此时若楚军穷追晋师，则已误蹈“君退臣犯”之无礼行径，故曰“曲在彼矣”，偷龙转换，另辟乾坤，应变之妙，从容得体。叙战用谋如此，堪作行军用兵之资鉴，故《左传》以史传经，言叙存真如此其详。

（六） 蒙马虎皮，出其不意；设旆曳柴，多方误敌

以上五则兵法谋略之实录，皆集中叙记于未战之前。千波万澜几度翻腾，全为此役之成败作张本。《左传》叙五大战，战争多详叙兵谋，而略写战争；至叙写战状，往往寥寥数行即止。如晋楚邲之战，为《左传》叙战长篇，只用“车驰卒奔，乘晋军”七字；叙晋军败乱，止写“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两句。吴越笠泽之战，只用“鼓噪而进”四字。盖著神于虚，自可省力于实。

唯城濮之战，为中原文化保卫战，自《左传》开篇以来规模称最，影响既深且远之一大战。《春秋》为霸史，晋楚争霸为其中主轴，诸侯列国依违分合乃其经纬，故城濮之战正面直接叙写战况独详。“己巳，晋师陈于萃北”章，首叙晋师之阵，胥臣之当；以及楚令尹子玉之将，子西、子上之将。勾勒两军对垒，相关位次。以下，则兵谋战术夹写，绘声绘影，恍如身历战场实境。“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蒙马以虎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往往能奏奇功。先犯陈、蔡者，将帅非一，协调不易，犹“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于是用兵之道，在乘暇抵隙。《左传》叙邲之战，随武子论用师，在“观衅而动”，在“兼弱攻昧”，在“取乱侮亡”，此之谓也。于是，“陈蔡奔，楚右师溃”，首传捷报，妙在用奇。其次，“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与曳柴而伪遁”，则是妙用诡道欺瞒战术，设旆伪退，曳柴伪遁，所谓兵不厌诈。唐太宗称引伍子胥之言，所谓“多方以误之”，堪称虚实相生兵谋之最佳诠释。用虚之法，在引敌军入彀，果然楚军信以为真，“楚师驰之”。于是晋师将帅兵分两路，一路以中军横击之，一路以上军夹攻之，结果“楚左师溃”。楚之右师、左师相继溃败，因而楚师败绩。楚子玉所将中军虽未败，然三军已败溃其二，大势已去，城濮之战晋胜楚败，遂成定局。

由此观之，城濮之战晋所以胜，楚所以败，自《左传》叙战看来，兵法谋略之高下得失，自是其中之关键因素。《左传》叙战，详载得失优劣之兵谋个案，明陈禹谟《左氏兵略》谓：“诚用兵者所当随方而取则，为将者所宜究心以淹通”者，故《左传》叙战详之重之，以拟言、代言之言叙法出之。有兵谋、有事案，相互印证发明，较诸《孙子》《吴子》兵法之空言无事实，《左传》叙战之寓乎事，验于实，尤其深切著明。《左传》史学之资鉴使命，左丘明对于战争成败之历史解释，由此而衍生之史观、史义、历史哲学，叙战而特重兵法谋略，此中有之。

（七） 个性、士气、武备、兵力，多少影响战争成败

影响战争成败胜负之因素，兵谋高下最重最大，已如上述。其他四者，依次为将帅性情、士气盛衰、武器利钝、兵力多寡，影响成败之系数，亦依序递减。以《左传》叙城濮之战为例，楚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孙叔敖之父贾已逆料其败。楚成王命子玉去宋，无从晋师；子玉却抗命不从，反而“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晋人私许复曹卫、执行人宛春；曹卫告绝于楚，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避三舍，以报楚惠；楚众欲止，子玉不可。晋楚对阵于城濮，子玉率领家族精兵，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刚愎自用，目无礼法；卤莽躁进，骄矜自大，子玉个性特质如此而治军，焉能不败？《左传》于最后补叙河神篇，引楚荣黄之言，称子玉“其不勤民，实自败也”，可谓定评。

军队士气之高涨还是低落，亦足以影响战争之成败。《城濮之战》叙晋师退避三舍，晋国军吏曾质疑这项军事冒险，其中一个理由是“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之回应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其众素饱，不可谓老！”这段问对，凸显了士气之盛衰高低，足以影响战争之成败。军吏以为，军队士气之高低，和驻守在外之久暂无关。楚师围宋，至今已五、六月，想必精神疲惫，士气不振，正容易打败，故质疑晋师“何故退？”子犯不以为然，反驳说：“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军队师出有名，理直气壮，则士气高涨；如果理亏、无理，则士气低落，跟军队驻防在外时间的长短，并无直接关系，诚所谓“有理，天下去得；无理，寸步难行。”因此，子犯等晋帅才妙用退避三舍策略，落实“以君避臣”之场景；若楚子玉罔顾君臣进退之伦理，君退而臣犯，则子玉已陷入“楚曲晋直”之泥淖中，不可自拔。子犯不惮其烦，申说曲与直，则士气于战争成败之影响，亦由此可见。晋楚邲之战，栾武子料楚，亦再三称引子犯之言：“师直为壮，曲为老”；“我曲楚直，不可谓老”；则士气攸关战争成败可知。

晋侯登有莘之虚观师之后，以为军队可用于作战，于是接叙“遂伐其木，以益其兵”。所谓伐木益兵，指“伐其木”，所以“益其兵”也。晋国历经二十年内乱，元气未复，实力不强，一般军队恐装备不全、不足、不精。军人执干戈以卫社稷，若干戈不足，将如何作战？晋师乃就地取材，砍伐其木，作为棍棒尖锐之器，自有利于刺杀攻伐，故曰“以益其兵”。不过，伐木益兵，于城濮之战未见发生实质影响力。至于兵力多寡，是否影响战争成败？《左传》叙战，明载楚君军兵力有二处：僖公二十七年，贾评子玉：“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杜《注》“三百乘”，为22500人，数据未必精确。楚成王命子玉去宋，无从晋师；子玉使伯棼请战，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由此看来，子玉围宋时，已有楚国的基本部队在，外加西广、东宫及若敖之六卒，再加上陈蔡等盟邦兵力。故学界估算，一说十五万，或说二十萬大军。至于晋师，有中军、上军、下军，兵力在五万左右。总之，楚军兵力当为晋军三倍以上。城濮之战，结果晋胜楚败，以寡击众，以兵法谋略战胜强权楚国，成为后世行军用兵之典型。

（八） 结语

《左传》叙战，往往征存兵法谋略，故历代名将兵家多研习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兵家类，著录明清兵学演绎诠释《左传》兵法谋略者不少。明陈禹谟《左氏兵略》、宋征璧《左氏兵法测要》，清魏禧《左氏兵法》《左氏兵谋》，李元春《左氏兵法》，为其中较著者。陈禹谟有《进〈左氏兵略〉表》，列举《左传》许多兵谋，而称：“括之万句千章，不出多方误敌；统及九军亿旅，无如师克在和。”

《进〈左氏兵略〉表》亦云：“古今用兵家，有不出其彀中而能逸其域外者谁哉？尝博稽古名将渊源《左氏》者，殆更仆未易数也。”李元春《左氏兵法·序》，更胪举用奇、兵势、励士、虚实、应变、校计、料敌诸谋略，或《孙子》《吴子》未尝明言，或《孙》《吴》所未能言，唯《左传》先发之，唯后世犹有不尽发用者。

此单就兵法谋略之借镜参考而言，不妨再经转化，作为领道统御之经典，亦可移作为企业管理之宝鉴。商场犹如战场，应变、料敌、知人、制先、励士、用众云云，要皆相通相融。若多作会通触发，将无往而不可，何必执著于叙战？

（作者单位：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