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夫人，姓郑，中唐宰相崔珏之妻，崔莺莺之母，是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杂剧里的人物。

作为相国夫人，她具有与其身份相一致的风范与威严： “处事温俭，治家有方，是是非非，人莫敢犯。”而作为一个恪守三从四德的封建权宦之家的女性与良母，她尤其严于男女之大防， “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内外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对于女儿莺莺，她特“拘系的紧”，以至莺莺潜出闺房被她窥见，即被召立“于庭下，责之曰： ‘汝为女子，不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 岂不自耻!’”严厉的管束，致使莺莺失去了女孩儿家的自由，感到母亲“这些时直恁般提防着人”。崔夫人又一心守护着“相国家谱”，极端看重“门当户对”。在这种思想观念支配下，必然出现了她与莺莺、张生及红娘间的一系列冲突。

崔相国病亡后，崔夫人与莺莺扶柩往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寄寓于普救寺内。没料到贼将孙飞虎垂涎于莺莺的美貌，兵围普救寺， “欲掳莺莺小姐为妻”。崔夫人年已六十，萦系心中的是“奈孩儿年少， 未得从夫，却如之奈何?”但是出于门第观念，她决不肯轻易将女儿嫁给白衣秀士。不过在贼将威逼下，崔夫人既然不能让女儿“白练套头儿寻个自尽”，而只能在将女儿与贼汉为妻和有损门第之间选择后者。在她看来，“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倘献女与贼，“却不辱没了俺家谱”!因此她不得不采纳莺莺的“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军”， “倒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之策，认为“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如陷于贼中”。应该说这种出于慈母之爱，是非之心，在正义与邪恶，善与丑的对立中，崔夫人的抉择虽是出于无奈，但还是明智且顾全大局的。这一点也正是她并非丑恶到丧失人性，令人只能憎恶的依据。

然而，崔夫人并非使年轻一代感到可亲可敬的人物，而是作为窒息女儿心灵自由，扑灭其青春热情，扼杀年轻一代自由恋爱的角色出现的。她缺乏慈母的和蔼与温情，而是像铁一般的冷峻，又显得言而无信、虚伪、冷酷，甚至残忍。她总是不放心地从旁窥视着女儿，嘱咐红娘紧紧地“行监坐守”。在这种严厉的监管下，莺莺“心儿里畏惧老母亲威严”，而红娘也时时提心吊胆，唯恐被老夫人窥见她们有越于封建礼教的地方，以至当张生在与莺莺初次酬诗时想越出墙角儿前来，红娘即情不自禁惊慌地说： “姐姐，有人，咱家去来，怕夫人嗔着。”从红娘的惊慌中，正可看到崔夫人那一双逼人的冷峻眼光，以及压在年轻一代心头的封建礼教阴影。她对女儿这种防贼似的管教，其灵魂就是封建礼教的男女授受不亲。也就是这种封建意识的浸透，才使她和渴望爱情与自由的女儿之间筑起了一道冷峻的高墙。而更由于“门当户对”的门第观念，怕辱没相国家谱的等级贵贱之别，使她变得冰霜般冷酷无情，残酷地扼杀萌动在女儿心中的对张生的一片深情。张生请其友杜确将军平退了孙飞虎，救了崔夫人一家性命。按照前约，张生应与此时已两情依依的莺莺结成美满姻缘。崔夫人虽明知女儿心事，却反悔赖婚，只令“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再也顾不得这一对情人“泪眼偷淹，酩子里揾湿香罗。他那里眼倦开软瘫做一垛，我这里手难抬称不起肩窝。病染沉疴，断然难活”了。她就是这样忍心断送女儿的青春与爱情，将母亲对女儿本应有的脉脉温情化作寒凛凛的利剑，企图斩断女儿的爱情与幸福。怪不得此时莺莺心中的母亲只能是一个“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阁，将俺那锦片也的前程蹬脱。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他，虚名儿误赚了我”的“口不应心的狠毒娘”。她的赖婚，则仍然是出于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如果说在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时，她的这一观念被突起的危难掩盖了，但那只是暂时的。当危难一过，这一观念就又顽固地盘踞在她心中。为此她宁肯违背儒家“人而无信，吾不知其可也”的信条，不惜“背义而忘恩”，言而无信地赖婚。因此赖婚正是她这一观念的合乎逻辑的表现。

当然，堂堂相国夫人毕竟是爱体面，不肯家丑外扬的。当她知道莺莺与张生已私下成了燕侣莺俦时，在痛心“不合养了这个不肖之女”时，也怕经官会“玷辱家门”，辱没相国体面。因此在痛斥张生“禽兽”之余，也只好将女儿“与了这厮”。然而，她还是死抱住相国家谱不放，迫不及待地对张生说： “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我与你养着媳妇，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而后来一旦得知张生状元及第授官的消息，她也就“好生欢喜”。因此可以说门第观念、相国家谱是她的灵魂。而这一封建的等级贵贱思想也正是她的冷酷、背信弃义，甚至残忍的根源，而这恰恰是她最令人反感厌恶的劣根性。

总之，崔夫人是以封建礼教、封建家族利益的维护者的艺术形象出现的。这一形象已成了阻碍、扼杀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恋爱与幸福生活的封建礼教维护者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