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虎者及其家族(原诗略)·力扬》全文与读后感赏析

《射虎者及其家族》于1942年在《文艺阵地》7卷1期上发表后，就立刻轰动了山城重庆和整个的“大后方”。

这首长诗共计八章，多达429行，分段却无定法，最短的只有两行、三行，最多的十五行、十六行不等，仿佛这里有很大的随意性。其实，仔细研究一下，就不难发觉诗人的苦心——希望读者得到质朴、自然而舒畅的总体印象，得到雄健与温婉、呼啸与叹息、阳刚与阴柔和谐统一的美感。

它不削足适履地搞“一东二冬”，而是行云流水一般，将气韵深深地隐藏于诗的律动之中，使人获得一种音乐性的愉悦与满足：时而凝聚，时而消散，时而潺湲，时而澎湃。这的确是相当巧妙的主意，缺乏功力者当难以企及。

其次，在结构布局方面，诗人基本上是沿用我国民族民间传统“讲故事”的“有头有尾”的叙述方式，逐步铺展情节、介绍人物的。不过，作者也并不曾完全忽略吸收西方文学的插叙、倒叙、跳跃等等手法，因而做到了既适应大多数群众的欣赏习惯，又进行了某些必要的初步改造(如《长毛乱》一章中几条线索并列交织的运用)。

尤其重要的是，这首诗毫不回避中国人民主要是中国农民的文化劣势和心理劣势——反抗暴政，反抗命运，却缺乏合乎科学的思维与信念，不满于而又不得不屈从于那似乎是上天安排的一切；善良到了怯懦的地步，无知到了愚昧的地步，而且心安理得地把封建地主阶级的包括“三纲五常”在内的一切陈腐、反动的观念，“全盘”“拿来”，连狡诈和贪婪都向他们“学习”，从而不仅在肉体而且在灵魂的意义上，都出卖了自己而终不自觉。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人间的复仇故事——一个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报复另一个人数少得多、然而占有衙门、军队、警察、法庭、土地、资本、粮食、教育机构、舆论工具和劳动力市场乃至奴隶们的人身的嗜血的阶级，报复那剥削之仇、压迫之仇、欺骗与侮辱之仇。

值得品味的是，故事的发端却是老虎。也许它与作者的家史巧合。无奈射虎者不幸在“犹能弯弓的年岁/被他底仇敌所搏噬”。根据全诗多次显豁表达的，这位射虎者似乎并非葬身虎口，而是无力战胜“苛政猛于虎”之虎。从此，“他的遗嘱是一张巨大的弓/挂在被炊烟熏黑的屋梁上/他的遗嘱是一个永久的仇恨/挂在我们的心上”。出现了全诗的第一个象征。

请注意接下来的歌唱，在叙述到他的三位祖辈(大伯祖父、二伯祖父、亲祖父)的职业选择时，有一个字眼非同寻常，即：“杀父的仇恨”这一句子中间的“杀”字。

射虎者的儿子们全数沦为赤贫。两个成了作田佬(镰刀与锄头不过是稍加变换的说法)，剩下最小的为了谋求新的活计，干了一阵木匠，发现并无转机，又回到人人都走的老路上来；他和哥哥们的区别在于：不当长工，而宁愿承受辟草莱、开生荒的辛苦，终于成为可以打一石谷的稻田的主人，同时还找到了一个“看来像自己女儿的妻子”——就是作者的祖母。知足常乐的中国人会欣慰地评论：这就算菩萨保佑了。

第三章《母麂与鱼》，忽然闪耀出田园牧歌式的灵光，调子轻松而欢愉。一头逃避猎犬追逐的母麂，竟然钻进正在劳动的祖母的围裙里，畜牲也信任她的善良；而被“山水”砸死的“银色的鱼”，祖父居然能从“石磴的缝隙”中轻易找到，又是何等的神奇！　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往事，撩拨着年幼天真的诗人：为什么我就碰不上母麂，拾不着鱼？然而，就在这一派童趣中，力扬轻舒手腕，又点出那庄严的主题来：“难道‘自然’母亲/现在已变成不孕的老妇/老不见她解开丰满的乳房/再哺育我们这些儿女？”接着，作者又自问自答：“不是不肯哺育我们/而是被别人把她的乳汁挤干”。从而埋伏下一个疑问：“别人”是谁？

仿佛诗人猜到了读者的内心活动，在沉重有力地也是意在言外地描绘了人民的性格与力量——山毛榉一样的“忍耐”与“坚贞”之后，立即着手牵着戴“玳瑁眼镜”的“恩赐贡生”上场；他，正是那个榨尽一方“自然”母亲乳汁的“别人”。

一场围绕着山洪卷来的“白银”梦，很快就破灭了。破灭得很惨；不但那些没命打捞上岸的杉木必须如数“送上”，还赔净了仅有的二十七块银元——那是祖母“用每个鸡蛋换成三个康熙大钱”，尔后再用“七百文康熙大钱换成一块银元”啊，全完了，这个可怜的老妇，这老实巴脚的一家，一切的希望全完了。

“黑暗！没有尽头的黑暗！难道真的永不天亮吗？”这时，闪现了一道看似曙光的幻影——太平天国的败兵，潮水似地涌向乡野；太平军，曾经是多少受苦百姓焚香祈求的对象(尽管“均贫富”实质上是一个虚妄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如今，却全然失掉了理想、纪律与锐气。他们抢劫，焚烧、奸淫、杀戮；那原来是为了表示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愤慨而解开的长辫，此刻纷披于肩头，反而增添了几分野蛮的匪气。他们的所作所为，使亲者痛、仇者快，大大地帮了爱新觉罗王朝和曾侍郎(国藩)的忙，连自家阶级弟兄也称之为“长毛乱”了。

这一章，体现了力扬的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在当时已经露头的“美化”农民革命、“拔高”暴动领袖的不正常风气之中，应该说是颇有胆识的。

“长毛乱”留下的“痕迹”有二：一是留守家园的大伯祖父抛尸三十里外的田埂之上，也许是抗拒乱兵的裹挟，死得很凄凉，“倒下在那并非属于他自己的土地上/却又用最后的血温暖着泥土/用最大的气力通过抽搐的手指/紧紧地揿着一生梦想着的泥块……”另一是“恩赐贡生”的长工以近乎本能的方式，掘开主人的窖藏，穿上主人的皮袄，“加入那向着茫茫道路窜去的队伍”走了——这是所有流氓无产者的唯一出路。

画面继而转换为别一种灾难：缺医少药的中国农村，面对虎烈拉(霍乱)吞食血肉之躯时的惊怖与哀恸。不过，可怕的场景不应该造成阅读时粗心大意的遗漏。落魄的远行者敲门投宿，富有同情心的主人好客收容，以至付出了二伯祖父一条性命作代价。作品通过这一细节，讴歌了中国农民平和、宽厚、乐于助人的美好人性。

之后，才开始写到“我”。父亲像个影子，一闪而过。父亲是读书人，他软弱，他有幻想——学而优则仕，是农民们改换门庭的普遍奢望——“我”却和父亲不一样，虽则也识文断字，偏念念不忘“复仇”，一如接受了祖父的隔代遗传。射虎者的第四代能与其先人有了这等巨大的歧异，那关键不言自明，他找到了这块受尽苦难的土地上破天荒的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

血债要用血来还。由于这一意念的燃烧，诗人写下了最后一节：“我是射虎者的子孙/我是木匠的子孙/我是靠着镰刀和锄头/而生活着的农民的子孙/我纵然不能继承/他们那强大的膂力/但有什么理由阻止着我/去继承他们唯一的遗产/——那永远的仇恨？/二十年来，我像抓着/决斗助手底臂膊似地/抓着我底笔……/可是，当我写完这悲歌的时候/我却又在问着我自己：/“除了这，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复仇的武器？”这个结尾遒劲、悲壮，它真实地表述了诗人那种渴望用枪而不只是用笔的强烈愿望，令读者过目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