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灾异对

董仲舒灾异对

【原文】

汉武帝建元六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董仲舒[1]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2]窃其书奏之。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此书传所书。而《五行志》载其对曰：“汉当亡秦大敝[3]之后，承其下流。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众，故天灾若语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灾燔之，此天意也。”其后淮南、衡山王谋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吕步舒持斧铖[4]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5]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凡与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皆以罪轻重受诛。二狱死者数万人。呜呼！以武帝之嗜杀，时临御方数岁，可与为善，庙殿之灾，岂无他说？而仲舒首劝其杀骨肉大臣，与平生学术大为乖剌[6]，驯致数万人之祸，皆此此启之也。然则下吏几死，盖天所以激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注释】

[1]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着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2]主父偃：汉朝官员。出身贫寒，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后学《易》、《春秋》和百家之言。周游他国都没有受到重用。到达长安之后，被刘彻任命为郎中。不久又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中升迁四次，得到武帝的破格任用。[3]敝：疲惫，困乏，衰败。[4]斧铖：尚方宝剑。[5]颛（zhuān）断：独自决断。颛，通“专”。[6]乖剌：违忤；不和谐。

【译文】

汉武帝建元六年，辽东高祖庙和长陵（高祖陵）高园殿遭受了灾难。董仲舒闲居在家，推测灾难发生的原因，并将他的观点写在了草稿上并没有上奏，不料主父偃偷走了这个草稿并将这个呈给了汉武帝。汉武帝召集朝中大臣把董仲舒的奏稿给他们看，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是他师父写的，认为这种观点极其愚蠢。于是汉武帝下令逮捕董仲舒入狱并处以死罪。后来通过吕步舒从中斡旋，汉武帝才下诏赦免了他。从此以后董仲舒再也不敢谈论灾异了。这件事是《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记载，而《汉书·五行志》中记载他的对策说：“汉朝是在秦亡并且残破不堪的情形之下建立起来的，同时秦朝的一些弊端也被继承下来了。又因为汉朝皇室中，兄弟、亲戚、子女甚多并且关系紧密，骄奢跋扈，暴戾恣睢的人很多，因此天降灾难像是在警告陛下说：‘不用太平时期的公正是治理不好天下的。在诸侯的亲戚贵属中挑出最专横跋扈的人杀掉，就向我烧掉辽东的高庙一样才可以。对待亲近的大臣在国家中步入旁门左道，和那些手握重权不正直的人，要把他们杀掉，就像我烧掉高园殿一样才行。’在外面不正直的人，即使是身份像高庙一样的尊贵，也要把他烧毁，更何况是诸侯呢？在内不正直的人，即使是高贵得像高园殿一样，也应该烧毁，这都是天意啊！”后来淮南王和衡山王谋反叛乱，此时汉武帝想起了董仲舒之前说的那些话，派吕步舒持尚方宝剑穷审淮南王案件，吕步舒以《春秋》上所说可专断于外，没有请示汉武帝就处置了谋反的诸侯及其从属。处理一切事情之后才上奏汉武帝，武帝认为他处理得很好。凡是参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以及二千石官吏、豪杰之士，无论罪过轻重一律诛杀，两个案子死者数万人。哎呀！像汉武帝这样大开杀戒，而他那时当皇帝不过才几年，完全可以在这件事情上网开一面，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的灾难，难道就不会有其他的说法吗？但是董仲舒首先劝汉武帝诛杀亲密大臣，这与他平生的学术真正是背道而驰。导致数万人被诛杀的大祸，都是由于他的这些言论引发的。然而他自己也被逮捕下狱，几乎被处死，这大概是上天故意激励吕步舒说的那几句话。假使他被诛杀，也并非是不幸的事。

【评析】

董仲舒推测高庙和长陵高园殿发生灾难是因为上天警告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的道理，并认为兄弟亲戚骨肉大臣中，有骄扬奢侈，恣睢跋扈和贵而不正之人均应该杀掉，如同焚毁了高贵的高庙和长陵高园殿一样。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十分信仰灾异与人事有天人感应。他认为灾异是天之所命，是天意的表现。人君的行为失道，天以灾异谴告、警惧。汉武帝之后竟然信任了董仲舒的灾异之说，对叛乱之人大开杀戒，洪迈将“驯致数万人之祸”归咎于董仲舒对高庙灾异的言论。洪迈在文章的最后引用吕步舒之言“使其就戮，非不幸也”，由此否定了董仲舒的灾异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