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我和师陀、唐弢逛了一次杭州。忙里偷闲，连来带去不过六天，筹备时间却花了不少，临走痛下决心，摆脱一切，这奇峰突出的洒脱，也算是我们八年蛰居的苦闷的发泄。
我是江南人，是颇喜欢江南的春天的，也许俗一点，却俗得可爱。杭州就是如此。荡湖，爬山，逛庄子，吃并不出在西湖里的“西湖醋鱼”，几乎是照例的了。清早看看晓风中的一堤杨柳，或者倦游之后，在湖心亭沏一杯龙井，看看暮霭中淡淡的远山，虽不入谱，也自有勾人的力量，觉得我们祖国的河山真是可爱。唐弢是第一次到杭州，自然有他一份应有的新鲜。师陀战前曾在西泠桥边流连过几个月，所以他能看出某处被砍走了无数荫荫的大树，某处楼台依旧，景物已非，不胜其丁令威化鹤归来之感。这地方对我不能说太熟悉，却也算是旧游之地，去年夏天还来过一次。若说印象，也应当以那一次为最深。
去年同行的是佐临。那时候是因为在上海已经住不下去，仓皇出走，预备投奔我们(沦陷区的人民)所向往的“内地”。巧得很，去的那天是八月九号，天热得像蒸。我们耽搁在一家茶庄里。刚到的第二天，就听说苏联对日开战了，市场大乱。再隔一天，飞飞扬扬地传说着日本投降的消息。现在我们对“胜利”恐怕都不免有点倒胃口，当时对于这样伟大的字眼，却只能算是张生驚艳，“我本是多愁多病身，怎当你倾国倾城貌”，多少带点单相思还夹着受宠若惊的味道。抗战真要结束了吗?宁信其无，不可信其有。出去走走，打听打听吧。到了下午，火车带到了上海的新闻，听说上海已经闹翻了天，全市悬旗，南京路上人山人海，看见日本兵就围着起哄，还有拿西瓜皮打日本兵的。那么像是真的了。
我们很懊悔没有迟走一两天，赶不及参加那个热烈的大场面。仔细想来，上海人对于中国这样天翻地覆的大事情，真正如醉如狂的也不过是这么一次吧，以后他们立刻就成为被“劫收”的对象了。第二天，杭州的日本宪兵队到处张贴告示，说是有谁造谣生事，有损“皇军”威信的，决定军法从事，严惩不贷。湖滨就贴得有这种布告。为了纪念它，我们曾在那儿拍了一张照片。
杭州还是静静的，跟水波不兴的西子湖一样。既来之，则安之，理当逛了西湖再说。这时杭州很有些预备走屯溪的熟人，陈西老正在湖边作“隐士”;佐临的二弟佐燊，熟人管他叫二爷的，就带着他的夫人和孩子住在旅馆里，游伴倒是不少。我们雇船下湖，太阳烫得可以，连湖上吹来的风都是灼热的。里湖禁止通行，荷叶荷花把湖面都密密地封住了。上岸去了一次岳坟。苏堤不准走，灵隐听说可以去，不敢冒险，却逛了玉泉。日本兵照旧在那儿活动，行若无事，要不是玉泉的鱼不大可口，他们大概还可以随时捞取，吃着消遣。湖滨公园夏晚循例满设茶座，这时也照旧的熙熙攘攘。我们每夜去喝茶，西湖在月下幻成了银灰色，好看得很，只是没有船只，因为日军禁止入夜游湖的缘故。
八月十五日，混沌的消息渐渐成形，但依然有点搔摸不着的感觉。“神圣”的“内地”看来可以不必去了，虽然那时候到交界地方去抓一把泥土回来，似乎也有涤垢去污脱胎换骨的灵效。二爷夫妇决定搬到西泠，预备好好地欣赏几天湖光山色，然后回上海。坐着船送他们到了那边，时间已近正午，阳光炙得人软洋洋地，西泠饭店蹲在山脚上寂静无声。这是杭州最好的旅馆，大日本军管理，住着许多日本高级军官。我跟佐临出旅馆的时候，从穿堂间望紧闭着玻璃门的客厅里，正是一个无限严肃的场面：对着一具无线电播音机，全体日本军官肃立低首，播音机里送出严冷而悲哀的声音。我们很快地联想到：他们也许在听取日皇的投降报告吧?如果不错，那么这是目击了我们民族的敌人——一个强悍的军国主义国家倒下去的历史场景，我们总算不虚此行了。二爷安顿好房间，赶来告诉我们，他看见日本军官一边听着广播，一边掏出手巾，默默揩掉颊上的眼泪。
哦，他们哭了，我们自然应当笑。在楼外楼午饭的时候，我们喝了酒。饭后下西湖。佐临的生活和他的工作是永远分不开的，他做梦也往往不离戏剧，这次原为逃难而来，不料就要回去迎接太平岁月了，我提议就赶这几天弄一出戏，利用炎炎的夏午，就在船上谈出一个眉目来。软风掠过湖面，偶尔夹一阵轻凉，更多的却是热浪。在闪亮通明的天空下，似乎整个西湖都镀了金，连四围的远山也须眉毕现，逼得人眼睛发花。好像八年的疲劳都来围攻了，我们想睡觉。
把船停泊在金带桥下，涵洞里有袭人的阴凉，风吹得忽忽作声，真当得忘怀千古酣然一梦。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当前的环境如此恬静，仿佛时间和空间同时凝固，而我们却被历史的大网筛下来，摔在太空以外。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就这么轻轻收场，全世界已经听不到枪声了吗?战争从此消亡，和平已经来到人间了吗?我似梦非梦，似醒非醒，一颗心虚飘飘地，只是沾不着边，要抓住点什么，也抓不住。我曾经梦想这一天，全世界到处挤满着人，大家欢呼狂笑，满脸是泪。……我无意中看看舟子，他正斜倚船尾，把双脚伸在水里，闲闲地打着水。
佐临显然也没有睡着，他忽然睁开眼睛说：“你听听，什么声音?”凝神细听，微风过处，一阵阵传来隐约的人声，窎远，然而宏大，像是人海中起着波涛，酝酿风暴。也许湖滨已经闹起来了。我们决计把船摇向湖滨去。佐临望着远处，若有所悟，一个预言家似地说：“打完了仗，干戏也许麻烦更多了。”他大概也没有料到这个话竟成了语谶。
回到旗下，一切如旧，市声遥听近却无，原来我们为它所骗了。但过了一夜，事情终于证实。昨天还宣传着“大东亚”的报纸，今朝一个大翻身，向读者从容报捷。满街是国旗，鞭炮声断断续续响了一整天，晚间上饭馆，古趣盎然的手拉风扇已经拆除，招风又可以用电力了;黑布的防空罩一旦撤消，更是满处透露着明亮和喜悦——似乎是人世从来没有过的明亮和喜悦。
现在胜利叫我们失望，可是先前的确叫我们激动过的。那天晚上第一次解放的风和光，至今还给我很深的印象。
这次到杭州，虽然不免随处是劫后的创痕，然而到底是胜利了，湖上总算已经没有什么禁地，可以让游人自由行动。因为时间可贵，我们把游程排得密密匝匝，几乎一点空隙都没有。旅行最重要的是优闲，这种“鞠躬尽瘁”的玩法未免落于下乘，可是也没有办法。许多被封锁了八年的所在，我们走马看花地都到了;还寻访了几处一般游客不大涉足的古迹。最使我喜欢的却是灵隐道上的桃林，漫天遍野，绵延不绝，像点一地的胭脂。我从来没有欣赏过这样的情景。苏堤原是我所喜爱的地方，去夏到杭州想去走走，却顶头碰着个直眉瞪眼的日本兵，只好不声不响退回来，这次总算痛痛快快地流连了一清早。雾还没有消散，整个西湖是浅蓝带乳白，远山像涂了几笔石青。如果西湖的好处是清和秀，这时候可算清逸秀丽到了极处。堤上静得出奇，偶尔有鸟语一声两声，一个少女骑了自行车，穿过夹道的垂杨，在如雾如烟的绿色中逝去，留下的还是一堤空寂。堤边有几树临水的桃花，正当盛开，这几点嫣红似乎就饱孕着满湖的春色。这才是西湖，才是春天!谢谢胜利，我们总算度过一次春天了。
白天玩得高兴，晚上就在旅馆里大作打油诗。唐弢打得最多，师陀也有所作;让我抄下自己的一首，作为这篇小文的结束：
忍看降幡出帝城，水天渺渺一遗民;
蒙羞岂欲朝西子，千古恼人是战声。
这说的是一个船夫所讲的故事：胜利以后不久，一对日本的年轻夫妇，从太和园痛饮出来，放棹湖心，男的忽然纵身跳下水去;船夫要打救，女的满面泪痕，拉着船夫苦苦哀求，请他不要援救她的丈夫。……这故事使我陷入复杂的情绪，不知道是酸是苦，是悲悯是憎恨，还是悚惧。和平对全世界人民说来都是福音，对于侵略者和被黩武主义所麻醉的人，却是如此这般的愚昧的悲剧。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让这种可怕的现象在世上永远消灭了。写在这里，作为我们的一个警惕吧。
一九四六年五月九日夜
(1956年作家出版社《遥夜集》)
赏析“随笔”下笔并不随便，好的抒情式随笔仍然处处倾注着作者的艺术匠心。柯灵的随笔式散文《在西湖——抗战结束那一天》是以8年的抗日战争对中国人民及对日本侵略者的生活和心理影响作为情节线索来组织材料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社会灾难，深重的民族悲剧，生活流离，情感压抑，情绪愤激。因而也就给文章打下了冷峭、沉郁的情感基调。即便到了胜利的那一天，杭州及其闻名于世的西湖还是“楼台依旧，景物已非”的景象，一年之后仍然景色破碎，湖面冷寂，气氛沉闷。即使因为“突然”胜利的到来，使得似乎整个西湖都镀了金，也是稍纵即逝的。
这种外在客体与内在情感和谐统一的颇为严密的结构，恰好体现了柯灵散文的小说化特征。作品以审美主体为中心，以战争情绪为心物契合点，意识涌动，情节铺张，结构虽无跌宕之兴，却有起伏之义。情、景、理一体交融，赋予了西湖以深沉的人格的力量。清秀、静谧、春动的西湖映现了主人公们的民族战争胜利者的心境。尽管作家用散点透视法来点出湖象、街景、人情、战事，作品结构却令读者无松散之感，不能不是艺术功力所致。此点与柯灵的材料小大不拘，巨细不遗，善以小题目做大文章的一贯风格相符。
不能不看到，杭州战事的“混沌”，笼罩于西湖之上的对抗战胜利的迟钝反应，情感的似梦非梦，胜利之后恐怕更麻烦的预兆，以及胜利一年之后仍未能清除掉生活中和精神上的阴霾，无疑是对国民党统治者的政治行为的深刻艺术揭示。而置胜利后仍存在三尺摩顶之上的阴沉空气于不顾，而欢笑，而饮酒，而游湖寻景，而几天弄一出戏，直至大作打油诗，诸多动作无不显现作者及其同仁的信念和美好向往。而以嘲讽日本侵略军的打油诗作结也正暗含着对国民党统治者的没落前途的比测。
作品对西湖有四处描写，相隔一年，每次各有两处，虚实相间，凉热同调，景不同，情相异，在主观情绪与客观环境的交织映应上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力度。一年之中，主人公们的思绪由悲寂、感伤到沉郁、冷峭的转移，体现着一种具有历史厚度的深沉的情感伟力。
柯灵是散文家，又是剧作家，不同的艺术造诣铸就了他具有散文家的细腻情绪和剧作家的严谨思维的双重特征。
柯灵有着同情弱小、憎恨邪恶的天性。因此在对杭州的怀旧中，在对抗战胜利的切盼中，浸透着对祖国深沉的爱，对侵略者的刻骨的恨。这一副清醒的头脑，导致了他后来的散文小品，更趋情绪激昂，理析言强的新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