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是我国新歌剧创作的优秀代表，为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它创造的我国现代歌剧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喜儿，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有着极强的感染力量。

喜儿是一个孤苦无依的佃户女儿，剧作用“血和泪”的文字写出了她在旧社会由人变成“鬼”的屈辱经历，概括了她在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的锤击下所形成的强烈反抗性、顽强的求生意志和坚定的复仇愿望。

她三岁死了娘，跟着老爹“风里来，雨里走”，租种财主黄世仁的六亩地，饱尝了人间的酸辛。她犹如山野中的小花，热情活泼，天真无邪，即便经受着风吹霜打，顽强的生命力却让她并不轻易地忘却生活，忘却她已满十七岁的青春。除夕晚上，她几乎已没有她那个年纪一般女孩子的梦想，早熟的生活经验和贫苦人家孩子对父辈特有的体谅，使她仅仅企盼年关躲债的父亲能平安归来。所以，父亲给她带回来的两尺红头绳，使她羞涩又撒娇地唱了起来，跟爹爹贴门神时又显得格外的欢快。

但是，世运却像狼一样狠，很快扫尽她难得的欢容，一下子把她投入苦难的深渊。地主黄世仁在大年初一逼死了她的父亲，把她抢进了黄家。在黄家的生活是“口含黄连过日月”， “一天到晚受折磨”，她几乎像她父亲一样，含泪忍受着非人的摧残和苛酷的虐待，可是她毕竟年轻，也少了父亲那一层束缚，不时会向不公平的现实质问： “为什么穷人这样苦啊?为什么富人这样狠?”在黄家这个虎狼一样的环境中，她的稚弱和无依使她失却了卫护自己的力量，当她被黄世仁奸污后，生的意志确乎被反抗的意念全部压倒。不屈从于凌辱，以死进行控诉，曾是她父亲的出路，穷人在那个时代，出路也是世袭的了。剧作审慎地处理了喜儿自杀这一细节，仅仅让它在喜儿的思绪中闪现，而终于没有在人物的实际生活中出现。喜儿有自杀的念头，表现了她的命运联系着父辈，一种深长的被压迫的历史感可以说明旧社会穷苦农民的真实生存境遇，同时也表现了喜儿作为一个穷苦农民女儿的反抗性，她在精神上的力量。而喜儿最终没有自杀，自然有张二婶和其他人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是喜儿的性格和生活道路尚未完成。父亲临死留下了“哪里走?哪里逃?哪里有我的路一条”?——老一辈的穷苦农民在他们的时代没有找到答案屈死了，而新一代的穷苦农民，行将沐浴东方的曙色，他们会通过执着的奋斗走上翻身解放的光明大道。

喜儿终于没有走父亲的道路。 “我就是再没有能耐，也不像我爹似的了。杀鸡鸡还能蹬打他几下子哪。哪怕有一天再把刀架在我脖子上吧，我也要一口咬他一个血印”。这就是她同父亲不同的选择，离开了奴隶的性格，开始用自己的奋斗去回答父亲留下的那个问题。含泪忍受磨难已不再属于喜儿了，她调整着自己的力量，走向坚强，走向抗争! “你们黄家没有好人!你们辈辈代代男男女女没有一个是好人，你们偷人养汉!”一个“低头过日月”的佃户女儿敢于抬起头，敢于正气凛然怒斥黄世仁了。最后，她拚力逃出了黄家的虎狼窝，强烈的求生欲望与刻骨的阶级仇恨紧紧地被扭结在一起，复仇的烈焰燃烧着她——“我向前走，不回头”，“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 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

逃出黄家的虎狼窝，喜儿走进了天然的虎狼窝，整整三年“不见太阳不见人，吃生吃冷吃供献，不像鬼来不像人”的非人处境，使喜儿成为传奇式的复仇女神。她明白面前非人的生活折磨的源头，更不忘自己反抗和报仇的意志。“我就是山上的大树，野地的火!”一旦在奶奶庙发现仇人，就怒火中烧，直扑过去。

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这本是我国文学艺术作品中许多受尽磨难的反抗妇女形象很有特色的精神性格，她们的命运深深地震撼着世代读者和观众的心灵。《白毛女》的作者继承这一民族传统，又将自己的女主人公安置在“将死方生”的时代背景下。喜儿即便在山洞中生活了三年，一个姣好的农家少女变成非人非鬼的白毛女，她的心中却始终燃烧着赵大叔曾给她讲的“红军还会回来的”希望之火。歌剧所表现的是： 光凭喜儿个人的反抗，并不能改变自己的悲剧命运，也无法推翻黄世仁之流的反动统治。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才能把被“逼成鬼的喜儿”变成人。喜儿身上凝集着民族传统反抗邪恶的生活理想，同时也掩映着新的时代的光彩。她是一个悲剧形象，同时也是一个喜剧形象，她从悲剧走向喜剧，表现了历史的严正的逻辑力量。

一个无依无靠的农家少女，在饱受了人间的摧残之后，在虎狼成群的荒山野岭间顽强地支撑着生命，竟达三年之久;正是这种非人的折磨用其极其残酷的方式铸塑了她的生存意志，以及无法摧折的复仇信念;后又经由新时代生活的力量，使她最终报了仇，雪了恨，并且获得了辉煌的生命意义。《白毛女》用着传奇式的构架描叙着这位女主人公，尤其她在山洞中的三年生活，带着浓重的浪漫主义的气息。磅礴的生存欲念，扑不灭浇不息的复仇理想给这种浪漫主义的气息输入了异常悲壮的特征。民族的传奇和民族新生活的诗情，使喜儿的形象既奇特，又洋溢着比实际生活更典型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