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宋清近代词发展》鉴赏

词，发轫于隋唐，经过五代滋养壮大，及至两宋臻于繁盛，且擅一代之胜，成为宋代文学的主要代表，同汉赋、唐诗和元曲并称。宋词成就巨大，《全宋词》、《全宋词补辑》二书，就收入词家一千四百余人，词作两万余首，其盛况不亚于唐诗。宋词比之于宋诗，作家、作品要少一些，题材范围也比宋诗为窄。然而，就其艺术来说，特色却更为显著。词的手法细腻，辞藻绚丽，音调谐婉，韵味深长。它特别擅长于男女爱悦和离情别绪的描写，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受人传诵的佳作。

宋词，即长短句歌词，原以大众文艺身分来源于民间。但当它发展至奢言闺情和大赏歌舞的时代，就成为少数上层人物专爱之物，养成了一种特殊的艺术个性和功能。王国维说：“词之为体，要渺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见《人间词话》)这种合乐应歌的艺术形式，正好迎合了统治者寄情声色、歌舞作乐的需求。于是，它就在宋代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滋生繁荣了起来，并经过若干发展阶段，趋于完善，逐步成为华夏文艺丛中一簇锦绣奇葩，享誉千秋。

宋词的发展阶段，大体可分为——

(一)由唐入宋的过渡阶段

这时主要作家有晏殊、张先、晏几道和欧阳修。他们一般都沿袭“花间”遗风填词。晏殊的《珠玉词》、欧阳修的《近体乐府》，在内容上，承袭传统题材，在艺术上，也无甚创新;而张先、晏几道的词作，在继承中略显宋人特色。他们的功绩，在于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二)变革繁荣阶段

柳永、苏轼和秦观、贺铸等人，就是这一阶段的主要词人。他们的多样风格的大量创作，使宋词呈现一派繁盛气象，生机蓬勃。

柳永，是宋词真正变革的首创者。他对宋词的发展起着奠基的作用，其功不可没。他的身份和欧、晏不同。柳永是一个被仁宗帝批了“且去填词”而与仕进无缘的落魄文人。他的那种流落江湖、流连坊曲、熟悉下层群众的经历，使之成为题材创新、词体变革的主要人物。他精通音律，能变旧曲为新声。他的《乐章集》收入100多种词调，绝大部分是新创的。他还把小令发展为长调慢词，使词不仅长于抒情，也能写景、叙事，大大丰富了词作内容。在题材上，打破了“专言闺情”的束缚，多写失意飘零的行役羁旅生涯;在他的“俚词”中，运用民众语言反映下层人民生活，深得大众喜爱，人们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可见其社会基础之广。

苏轼的功绩，在于为宋词的发展开拓了新路。其主要贡献是：①进一步扩大题材范围，让词也同诗文一样，充分表达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情感。词至此，已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语);②用诗文笔法来填词，不死扣过分严格的音律;③改变了词只作为合乐歌辞的存在形式，而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新诗体;④以自己大量词作，以及追随者作品，使宋代词坛开出了以“豪迈”为特征的新的词风门派，让宋词向多极方向发展。

秦观和贺铸的词，也为宋词增姿添色。秦观原是苏门弟子，却另辟蹊径，卓然自立，词风“俊逸精妙”(王灼语)。他的词善于以凄迷景色和委婉语调来表达感伤情绪，往往引起怀才不遇的文士的共鸣。因此，素来被认为他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对后来的周邦彦、李清照等人都有很大的影响。

贺铸的词在题材、风格方面，都曾作过不少革新尝试。他写思妇的《捣练子》和贾妇的《生杏子》等词，其词风与唐代张籍乐府相近，所作慢词《小梅花》，引入李贺、卢仝歌行成分;此外，又用边塞诗的激越曲调来谱写《六州歌头》，表现自己报国无门的愤懑情绪。他的这些探索，也受到后人的肯定和仿效。

(三)深化成熟阶段

在北宋徽宗时期设置了特为朝廷审音定乐的专门机构，叫“大晟府”。周邦彦就是“大晟词人”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宋词集大成者，使词这个新兴诗体更臻成熟。周词《清真居士集》，大都反映羁旅客游生活和男女之情，也有怀古伤今和写景咏物兴感等作品。周词在表现手法上，善于化用前人诗语人词，又通过回忆、想象、联想等手段，从各个角度表现自己要表达的事物和感情。因此，周词一直受到欢迎。他还在音律上创造了“自度曲”，词韵清蔚，并重视词调的整理和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范，成了南宋姜夔、吴文英等格律派的先声。

(四)孕育蜕变阶段

宋词，在北宋末期达到了成熟的峰巅，至南宋前期仍保持其发展锐势，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孕育了词体蜕化的胚芽。到南宋后期，其芽越来越显露了，及至张炎之时，就出现了“回天乏力”之状，宋词终究走到了尽头，逐步蜕变为“曲”。宋朝以后，作为一种文体的“词”(即长短句歌辞)，并未完全消失，且作词者代不乏人。到了清代，似有中兴之势，但它还是退出了宋词那种辉煌时代。

在这个时期，有成就的词人很多。他们对北宋形成的各种词风(主要是豪放与婉约两种，当然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或者另一种词风)各有继承与发展。比如，南渡后词坛上著名词人张元干和稍后的张孝祥和大词人辛弃疾等，都是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的继承者，特别是辛弃疾，更把这派词作推向了高峰，世称“辛词”。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他与诗坛巨擘陆游同时，雄踞词坛，两相辉映。弃疾一生为国为民大声疾呼，慷慨悲歌，但统治者使他空怀“光复宏愿”，抑郁而亡。他至今存词600多首，见于《稼轩长短句》，或《辛稼轩诗文钞存》，其词代表了南宋词坛的最高成就。他的词内容充实，词风多样，而以豪放为主，词境雄奇阔大，词情奔放洋溢，笔力遒劲雄浑。但辛词有些作品用典过繁，议论连篇，语势狂放，招来后人诟病。这或许也为词体最后蜕变埋下了诱因。

同时代的还有陈亮、刘过和南宋后期的刘克庄、刘辰翁等人。有的是稼轩的追随者、崇拜者;有的则被认为与辛词“同调”，慷慨悲歌，豪言多多，既继承了辛词的优良风格，也扩大了辛词的某些弊病。他们是南宋中叶以后的一个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大家都用词记写交游，发泄感慨，且有共同的思想倾向，进一步使词散文化、议论化。

由北宋柳永首倡，经过周邦彦的发展，形成了宋词的婉约派词风，到了南宋词坛，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展，其声望有越来越高趋势。其中著名词人，就有两宋之际的李清照，南宋的史达祖、姜夔、吴文英，以及宋元之交的周密、张炎和王沂孙等等。南宋婉约词风的主要代表是姜夔与吴文英。他们共同将词的艺术水平推进到更高程度。

李清照，是一位诗词兼胜的杰出女作家。她的词作烙上了南北两个时代的印记。前期的词，多写自己的闺情和悠闲生活，明丽清新;后期则常作身世和家国之叹，流露着对中原的怀念，凄清哀怨。在词风上，她虽然基本上沿着婉约道路发展，但在后期的风格，却兼有豪放派之长，在宋代词坛上，卓然自立，完成了宋词自北而南的过渡。

别号白石道人的姜夔，由于长于音律，填词十分讲究形式，重视韵律与词藻之美，且能自制曲谱，为词增加了体式。他上承周邦彦而发展为以音律为特征的格律派。王国维曾给予很高评价：“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还有更高的评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词中之圣也”(戈载语)。这些评论，似有些溢美之嫌。但从其遗存的成果来看，是很值得珍视的。现存唐宋词谱，其唱腔曲调，均已失佚，只有在姜夔的词与乐谱合集《白石道人歌曲》中，可见到自度曲的自注旁谱和琴曲《古怨》中的自注指法。

在南宋词坛上，跟着姜白石脚印走的还有史达祖和吴文英。史词，奇秀清逸，近似白石词风，因此常以“姜史”并称。但从思想内容和艺术上看，史不及姜夔。至于晚生姜白石数十年的吴文英，却是南宋后期的一位重要词人，有集子《梦窗词》传世。词作在思想内容上，其价值可能不高，但在词的技艺上颇有成就。在论词标准上，他曾提出四点要求，即：“音律欲其协”，“下字欲其雅”、“用字不可太露”和“发意不可太高”等。但是，吴词过分强调“雅”和“协”，却带来了消极恶果：堆迭词藻，用意晦涩。后人张炎评他的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此语或有过火之处，但这对宋词的最后式微却起着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

在婉约道路上跋涉的还有南宋末期的一些词人，主要的有：周密、张炎和王沂孙等等。他们均为浙江人，过从较密，在宋亡之后，仍在结社唱和。周密能词能诗，还会书画，词风在姜、吴之间，也写过一些亡国之叹作品，著有《草窗词》、《武林八事》和《云烟过眼录》等。王沂孙有《碧山乐府》词集，其词多咏物之作，间寓有身世之感，但意旨隐晦。

这里值得注意的词人兼词论家张炎。他有词集《山中白云》和词论《词源》等著作传世。他的词作，早期多反映公子王孙等上层人物优游生活，宋亡后多追怀往昔之作。清人刘熙载评他的词“清远蕴藉，凄怜缠绵”，自成一家。他的词论作品，对于音律、技巧和风格等，均有论述，不无可用之言。他对清初浙西派词人有过不小的影响。这对当时宋末词坛虽有救弊补偏的作用，但已无法挽回宋词走向衰落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