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塞·黎萨尔(Jose Rizal，1861—1896)十九世纪末叶菲律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1861年6月4日，何塞·黎萨尔诞生于菲律宾内湖省卡兰巴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弗兰西斯科·黎萨尔·麦尔卡托拥有地产和一幢两层石砌楼房，并向天主教修道会租借土地，经营甘蔗种植园和蔗糖生意。

黎萨尔生活和活动的年代，正是菲律宾人民和西班牙殖民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菲律宾民族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时期。1872年1月，卡维特(即甲米地)菲律宾兵工厂工人、士兵和农民举行起义，反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惨遭血腥镇压。甚至同这次起义无关的戈梅斯、布尔哥斯和萨莫拉三位爱国神甫也被处决，许多资产阶级人士被逮捕和流放。在黎萨尔的少年时代，他的母亲受诬被捕，在狱中受尽折磨和屈辱达两年之久。有一次，因他的父亲与修道士发生纠纷，修道会突然把他父亲所租土地的地租提高一倍，致使黎萨尔的家庭经济发生困难。黎萨尔本人有一次夜间走路，因天黑看不清楚，没有向民团军官敬礼，挨了一顿揍。民族压迫、家庭不幸和个人遭遇，在黎萨尔年幼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伤痕，引起了他对西班牙殖民者的愤恨。

1874至1881年，黎萨尔先后在马尼拉私立学校和圣托马斯大学学习。1882年5月，黎萨尔赴西班牙留学。他在马德里大学攻读医学、哲学和文学。同时，他又在圣菲尔南多学院学习绘画和雕刻，还学习法语、英语、德语。1885年黎萨尔大学毕业后，取得哲学和文学博士、医学博士学位。

黎萨尔早在中学时代就已开始参加社会文化活动。18岁时，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篇《献给菲律宾青年》，诗中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第二年，他又写了一部讽刺剧，嘲笑了西班牙修道士的伪善，揭露了殖民官吏的暴虐无道。1882年6月，黎萨尔在马尼拉《他加禄日报》上发表《热爱祖国》一文，抒发自己满腔的爱国主义激情。他写道：“热爱祖国的心情，滋长在人人的心坎深处，任何人也不能动摇它，它是永恒的，不能磨灭的，神圣不可侵犯的。”

从大学时代起，黎萨尔积极投身于菲律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在西班牙留学时期，黎萨尔经常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具有共和主义和反修道会色彩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主张在菲律宾实行改革。他提出的改革要求包括：恢复西班牙国会中的菲律宾代表权;在菲律宾实行出版自由;在菲律宾学校中讲授西班牙语。黎萨尔还经常著文反驳西班牙反动分子对菲律宾人民的各种诬蔑和辱骂。

1887年，黎萨尔在欧洲写成了政治小说《不许犯我》。这部小说以黎萨尔本人的生活经历为素材，主人翁伊瓦腊实际上是黎萨尔本人的自我画象或化身。黎萨尔在《不许犯我》中揭露和抨击了西班牙殖民者和天主教修道会的黑暗神权统治，描述了在殖民奴役下菲律宾人民的苦难和悲惨生活;同时他通过各种人物之口，呼吁西班牙殖民当局实行必要的改革。这些改革要求包括：给菲律宾人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限制军队和教会的权力，保障个人自由和人身安全;实行出版自由;恢复西班牙国会中的菲律宾代表权;等等。黎萨尔通过伊瓦腊之口特别强调这样的观点：“我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的国家繁荣幸福，这是要由西班牙母国和本国同胞的共同努力来实现的;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两者之间，就以这种万世不易的联系永远团结在一起。因此，我所要求的，只能在政府经过多年苦干，进行了具体改革之后才能实现。”伊瓦腊还说：“这些组织(指殖民制度)固然有它们的弊病，但是在目前这个时候还是非有不可的。它们就是所谓必要的‘恶’。”可见，《不许犯我》是一部改良主义小说，集中反映了这个时期黎萨尔的政治观点。

尽管如此，这部小说引起了西班牙殖民当局和反动修道会的惊恐和仇视。圣托马斯大学审查委员会在审查报告中宣称，《不许犯我》是“异端的，不虔诚的，毁谤教会的，不爱国的和危害公共治安的，有害于西班牙政府及其在菲律宾的政策。”因此，西班牙殖民当局把《不许犯我》列为禁书，严禁输入菲律宾。西班牙殖民者对黎萨尔在菲律宾的亲属横加迫害，例如剥夺黎萨尔父亲租借的土地，焚烧他的房屋，迫使他全家流落街头，无家可归。

1889年2月，黎萨尔、洛佩斯·哈埃纳、马塞洛·德尔·比拉尔等人，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同年11月移址马德里)创办《团结报》，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在《团结报》创刊初期，黎萨尔经常为它撰写文章。黎萨尔的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争取菲律宾成为西班牙的一个省;恢复菲律宾在西班牙国会中的代表权;在菲律宾以民治政府代替军政府;争取菲律宾人享有与西班牙人平等的权利;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教会世俗化;驱逐修道士。显然，上述思想仍然没有超出改良主义的范畴。

1890年中期，黎萨尔的思想发生很大的波动，他一度消沉、沮丧，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他认真地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探索今后前进的方向。黎萨尔对西班牙政府不理睬菲律宾人士的改革要求甚感失望，对在西班牙继续进行宣传、呼吁、请愿产生了幻灭之感。由于西班牙殖民者更加横暴地统治菲律宾人民，菲律宾人民生活更加恶化，他们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之中。这个事态发展显然对黎萨尔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引起了他的思想矛盾和斗争。而西班牙殖民者对黎萨尔家族变本加厉的迫害，更使黎萨尔怒火中烧，加深了他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愤恨。于是，黎萨尔产生了“寻找其它的道路”的想法。

1891年9月黎萨尔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小说《起义者》。黎萨尔自己说。这第二部小说比《不许犯我》更加重要。黎萨尔把这部小说献给1872年2月在巴贡巴扬广场殉难的戈梅斯、布尔哥斯和萨莫拉三位爱国神甫。他在《献辞》中称他们三人是“烈士”、“罪恶制度的牺牲者”，谴责西班牙殖民者双手沾满了鲜血。这无疑是向西班牙殖民者挑战!《起义者》的主人翁席蒙(伊瓦腊在国外流亡13年之后，改名席蒙，以珠宝商的身份返回菲律宾)，与伊瓦腊不同，他不主张改良，而诉诸密谋、恐怖、炸药、暴动和起义，也就是说，席蒙企图同殖民政府与修道会决一死战。席蒙联络了一些人，三次密谋起义，连续失败了。在最后一次起义中，席蒙被殖民者追捕，服毒自杀了。在书的末尾，黎萨尔却安排了席蒙在临死前向佛罗伦提诺老神甫忏悔的场面，通过老神甫之口，重述了他的改良主义说教：“仇恨只能造成穷凶极恶的家伙和罪大恶极的犯人!只有爱才能够创造奇迹，只有美德才能拯救世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的自由一定要靠刀剑来取得，因为在现代生活中，刀剑的作用已经微不足道了……。”

由此可见，黎萨尔所要寻找的“其它的道路”，他所提出的“革命方案”，不是宣传、发动和组织千百万人民群众，坚持长期的斗争，去推翻殖民统治，而是依靠少数人去冒险和拚命，幻想在一夜之间取得革命成功。甚至连这样的道路和方案，最后他也加以否定，作出了“刀剑的作用已经微不足道了”的结论。所以，在本质上这个时期黎萨尔的思想仍然没有跳出改良主义的框框。

1892年6月，黎萨尔返回菲律宾。同年7月3日，黎萨尔在马尼拉建立菲律宾联盟。这个联盟的宗旨是：一、把整个群岛统一成为强大的民族共同体;二、在一切需要的情况下相互保护;三、反对暴力和不公正的行为;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五、研究和实行改革。上述纲领表明，菲律宾联盟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尽管如此，西班牙殖民当局依然认为黎萨尔的这种活动是危险的。 7月7日，西班牙总督下令逮捕黎萨尔，把他流放到棉兰老岛的达比丹。在达比丹流放期间，黎萨尔曾向监督他的西班牙军官概述他的改革纲领：争取菲律宾在西班牙国会的代表权;取消修道士的特权;修道会世俗化;改革行政和司法制度;发展初级教育，结束修道士对教育的干涉;政府职位的半数让给菲律宾人;在各省建立艺术和商业学校;宗教和言论自由。

1892年7月，菲律宾资产阶级激进派波尼法秀深感黎萨尔的菲律宾联盟不足以实现菲律宾独立，于是另建一个秘密团体“最崇高的、最受尊敬的菲律宾儿女协会”，简称卡提普南。这个革命组织主张通过暴力手段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取得民族独立。1896年6月末，卡提普南派瓦连瑞拉博士到达必丹秘密访问黎萨尔，向他报告卡提普南的革命计划，并建议他逃出达必丹，亲自领导这场革命。黎萨尔以缺乏武器和时机尚未成熟为理由，拒绝了卡提普南的建议。从此，为了逃避这场革命，黎萨尔极力要求西班牙殖民当局准许他离开菲律宾。1896年8月，经西班牙总督批准，黎萨尔离开达必丹到马尼拉。次月3日，黎萨尔乘轮船离开马尼拉前往西班牙。轮船抵新加坡时，同行的菲律宾人士彼德罗·罗哈斯等离船逃亡。临走时，罗哈斯等劝黎萨尔一起逃亡，被黎萨尔拒绝。黎萨尔回答说：“西班牙人必定立刻认为我参加了起义。不，我不能成为一个逃亡者。”9月28日，轮船驶离苏伊士后不久，根据西班牙总督的命令，黎萨尔在船上被捕，并被押回菲律宾。1896年11月3日，黎萨尔抵达马尼拉，被囚禁于圣地亚哥堡。同年12月26日，黎萨尔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被扣上“叛乱”罪名，宣判死刑。12月30日，黎萨尔在马尼拉巴贡巴扬广场被处决。

黎萨尔在牺牲前半个月，即1896年12月15日，曾经在圣地亚哥堡监狱里写了一份当时没有公开发表的《告菲律宾人民书》。在这份文件中，黎萨尔竭力表白他与卡提普南领导的革命无关，声称当他知道有人正在酝酿这场革命时，他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它。黎萨尔重申他的“教育救国论”等等说教，谴责卡提普南发动1896年革命是“绝对荒谬的”、“野蛮的”、“背着我而搞的阴谋”、“败坏了我们菲律宾人的名誉”、“刑事犯的手段”、“必须带来巨大的灾难”等等。用词之恶毒，令人吃惊。他最后号召菲律宾人民放下武器，停止战斗。从这个文件的内容来看，它反映了作为菲律宾民族资产阶级早期代表人物的黎萨尔具有十分突出的阶级局限性。但应该指出，黎萨尔临终前还写了一首题为《永别了》的绝命诗，诗云：“朝霞绚烂正漫天、我洒碧血更尽染;莫道黑夜难为明，且看皎日当空悬。”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灵魂，他慷慨地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贡献给祖国，坚信在菲律宾的土地上光明终将驱逐黑暗势力，菲律宾民族最后必将获得自由。

黎萨尔不是一个孤立的人物，他是十九世纪菲律宾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产儿。新兴的菲律宾民族资产阶级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非常软弱的，它的两面性十分突出，这种阶级属性支配了黎萨尔一生的思想和活动。他幻想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在菲律宾实行必要的改革;他虽然主张限制修道会的权力，但不是反对以修道会为总代表的封建制度本身。他不懂得只有依靠人民大众，通过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争取菲律宾民族的自由解放。尽管如此，黎萨尔揭露和抨击西班牙殖民主义和天主教修道会的活动，尤其是他写的两本政治小说，对促进菲律宾的民族觉醒起了很大的作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黎萨尔是菲律宾一位真诚的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他为了自己祖国的自由事业战斗了一生，最后英勇就义，赢得了菲律宾各阶层人民的崇敬和爱戴。为了纪念菲律宾近代历史上的这位重要人物，菲律宾政府把黎萨尔的诞生地称为黎萨尔省，把他殉难的巴贡巴扬广场命名为黎萨尔广场，树立黎萨尔铜象和纪念碑，并把黎萨尔殉难的日子定为“黎萨尔日”，1961年黎萨尔诞生100周年纪念时还出版了《黎萨尔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