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估《学衡》》原文与赏析
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说，“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籀绎”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载道”，却也应该“达意”，而不幸诸公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看罢，诸公怎么说：
《弁言》云，“杂志迩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头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顶上的东西，所以“弁言”就是序，异于“杂志迩例”的宣言，并为一谈，太汗漫了。《评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说，“或操笔以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顾亭林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其此之谓乎。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原来做一篇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便有这样的大罪案。然而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的“言”了起来呢?照前文推论，那便是我的质问，却正是“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 了。
《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中说，“凡理想学说之发生。皆有其历史上之背影。决非悬空虚构。造乌托之邦。作无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并未做Pia of Uto，虽曰之乎者也，欲罢不能，但别寻古典，也非难事，又何必当中加楦呢。于古未闻“睹史之陀”，在今不云 “宁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谓 “有病之呻” 了。
《国学摭谭》 中说，“虽三皇寥廓而无极。五帝搢绅先生难言之。”人而能“寥廓”，已属奇闻，而第二句尤为费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搢绅先生皆难言之，抑是五帝之事，搢绅先生也难言之呢?推度情理，当从后说，然而太史公所谓“搢绅先生难言之”者，乃指“百家言黄帝”而并不指五帝，所以翻开《史记》，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纪》，又何尝“难言之”。难道太史公在汉朝，竟应该算是下等社会中人么?
《记白鹿洞谈虎》中说，“诸父老能健谈。谈多称虎。当其摹示抉噬之状。闻者鲜不色变。退而记之。亦资诙噱之类也。”姑不论其“能”“健”“谈”“称”，床上安床，“抉噬之状”，终于未记，而“变色”的事，但“资诙噱”，也可谓太远于事情。倘使但“资诙噱”，则先前的闻而色变者，简直是呆子了。记又云，“伥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刚做新鬼，便“膏虎牙”，实在可悯。那么，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这是古来未知的新发见。
《渔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无道杀伍奢。覆巢之下无完家。”这“无完家”虽比“无完卵”新奇，但未免颇有语病。假如“家”就是鸟巢，那便犯了复，而且“之下”二字没有着落，倘说是人家，则掉下来的鸟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鹏金翅鸟(出《说岳全传》)，断没有这样的大巢，能够压破彼等的房子。倘说是因为押韵，不得不然，那我敢说：这是“挂脚韵”。押韵至于如此，则翻开《诗韵合璧》的“六麻”来，写道“无完蛇”“无完瓜” “无完叉”，都无所不可的。
还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连题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务，并非漫游，所以古人作记，务与游不并举，地与游才相连。匡庐峨眉，山也，则曰纪游，采硫访碑，务也，则曰日记。虽说采集时侯，也兼游览，但这应该包举在主要的事务里，一列举便不“古”了。例如这记中也说起吃饭睡觉的事，而题目不可作《浙江采集植物游食眠记》。
以上不过随手拾来的事，毛举起来，更要费笔费墨费时费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诸公的说理，便没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将安托，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恐怕也不至于此的了。
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 “衡” 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析】 《估<学衡>》是鲁迅在反对封建复古派斗争中的一篇著名的杂文。《学衡》月刊，1922年1月创刊于南京，由吴宓主编。主要成员除吴宓外，还有梅光迪、胡先骕等。在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 “学衡”派。《学衡》创刊号上宣称其宗旨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实际上是宣传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反对和抵制新文化运动。但事情总是复杂的，《学衡》在介绍西方文学方面，也确实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在当时，他们的复古主义的主张，确有害于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因此，对《学衡》派的主张的批判就具有维护新文化运动成果的重要意义，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结论，不因历史的推移和对《学衡》的客观、全面的评价而改变。
鲁迅这篇文章，即是针对《学衡》所进行的批判。事情的起因，则是1922年2月4日 《晨报副刊》第三版刊出式芬 (周作人) 的 《<评尝试集>匡谬》一文。该文列举学衡派干将胡先骕攻击新文化运动的《评尝试集》中四个论点，逐个加以批驳。鲁迅以此作为着笔点，进一步对《学衡》派的主张加以批判。在鲁迅看来，《学衡》自称为量学的“秤”，而本身的秤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是值不得与他们较准的，“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因此，鲁迅所选择的批判《学衡》的角度，就不再是式芬式的理论辩驳，而是戳穿其主张与作文实践之间的深刻矛盾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
鲁迅首先提出 《学衡》的“弁言”，作为批评的标的。“弁言”，即 《学衡》宗旨的集中表述。《弁言》中说： “籀绎之作必趋雅言以崇文”，鲁迅加以引申说：“ ‘籀绎’如此，述作可知”也“必趋雅言以崇文” 了;“即使不能载道’，却也应该 ‘达意’”。这就把《学衡》中人扣住，使之不得不承认这一前提。之后，笔锋一转，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指出：“而不幸诸公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 ‘衡’ 人。”然后即举数例分析嘲讽。先仍挑出《弁言》中的不通之处，加以分析评点。《弁言》以古奥的文言写道，“杂志迩例弁以宣言”，鲁迅即从《弁言》的“弁”的古义入手，指出“弁”者，“周人戴在头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因而 “弁言”即是 “序言”，这就和“杂志迩例”的宣言有异。而《学衡》在其《弁言》中却将二者混为一谈，从而露出自己的不通来，确实 “何以 ‘衡’ 人”! 再举《评提倡新文化者》中指责新文化运动提倡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然后诘问，既如此，那“诸公又何以也 ‘突而弁兮’的言了起来呢?”这就引其矛以自攻，“照前文推论”，梅光迪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正好扣在了自己的头上。所谓“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的谩骂，正好落在了自己的身上。以后连举《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国学摭谭》、《记白鹿洞谈虎》、《渔丈人行》、《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诸文中的语病和自相矛盾之处，证明了《学衡》中人自己的不通。既然自己尚且不通，又有何资格去“衡”量别人! 事实俱在，《学衡》即无可辩驳解脱!其主张，也就犹如釜底抽薪而无所依托，为人所讪笑了。
文章的讽刺批判是十分辛辣的，行文中，又表现出极端的鄙弃与嘲弄。开篇以批评式芬下笔，说“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这当然不是真正批评式芬，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指桑骂槐。然后以极鄙弃的语气说： “夫所谓 《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 ‘聚宝之门’ 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 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学衡》欲为量学之秤，气魄不谓不大，但在鲁迅眼中，其“称星”尚且未准，何以衡文，对他们的议论的斤量，也不值认真称量，只值一估，这是何等的鄙弃!在指出《学衡》第一期几篇文章的不通之外后，鲁迅尖刻而又辛辣地讥刺说：“以上不过随手拾来的事，毛举起来，更要费笔费墨费时费力，犯不上，中止了。”随手拾来，不通之处已不在少数，其不通尤可知。“因此诸公的说理，便没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将安托”，可谓义正辞严，不留丝毫情面。然后挖苦说：“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恐怕也不至于此的了。”指自称“学贯中西”的《学衡》派连中学生且不如，岂止不如，连处在穷乡僻壤的中学生也赶不上。这种嘲讽，语虽尖刻，倒也正有力地揭穿了他们“学贯中西”的假面具，使之不能再去贩卖其复古主义主张以毒害读者。然而鲁迅的嘲讽并不止此。他接下去写道： “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最后说：“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正话反说，嘲弄挖苦《学衡》派中人不知羞耻居然到了如此地步，不仅敢于把随手拾之、不通皆是的文字公诸于众，而且堂而皇之地要充“国粹”的知己，“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极不自量，也厚颜至极!
行文中，还多采用仿拟的手法，来突出《学衡》派文章中的荒谬点。如“聚宝之门”，“英吉之利”、“睹史之陀”、“宁古之塔”、“有病之呻”等。均仿萧纯锦《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中“乌托之邦”、“无病之呻”等句式，突出其错谬无知，同时也加以评点，读来使人忍俊不禁。概而言之，《估 (学衡)》一文，从《学衡》一期所刊数篇文章中摘出“未通”者数例，指出其或自相矛盾，或生造词语，或不合韵律，于理未通，于情不合，漏洞百出之处，手挥口斥，嬉笑嘲讽，使《学衡》阻碍新文化运动的图谋在鲁迅的冷嘲热讽中化为乌有，文章也由此显示出强烈的战斗性和独特的风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