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魏晋南北朝文论研究文献·《文心雕龙》·成书年代问题
《隋书·经籍志》著录《文心雕龙》曰：“梁兼东宫通事舍人刘勰撰。”《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等并同。但《文心雕龙》是否成书于梁代，清代以来的学者已多有怀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据《时序》篇中所言，此书实成于齐代，此本署梁通事舍人刘勰撰，亦后人追题也。”清人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考曰：“《文心雕龙》一书，自来皆题梁刘勰著，而其著于何年，则多弗深考。予谓勰虽梁人，而此之成则不在梁时而在南齐之末也。观于《时序》篇云：‘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云云。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其证一也。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其证二也。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颂美，绝无规过之词，其证三也。东昏上高宗之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以后。梁武帝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以前。其间首尾相距，将及四载。所谓今圣历方兴者，虽未尝明有所指，然以史传核之，当是指和帝而非指东昏也。”范文澜引述上文后，以为“刘氏此文，考彦和书成于齐和帝之世，其说甚确。”又考曰：“今假设永明五六年，彦和二十三四岁，始来居定林寺，佐僧祐搜罗典籍，校定经藏。《僧祐传》又云：‘初，祐集经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僧祐宣扬大教，未必能潜心著述，凡此造作，大抵皆出彦和手也。《释超辩传》：‘以齐永明十年终于山寺，沙门僧祐为造碑墓所，东莞刘勰制文。’永明十年，彦和年未及三十，正居寺定经藏时也。假定彦和自探研释典以至校定经藏撰成《三藏记》等书，费时十年，至齐明帝建武三四年，诸功已毕，乃感梦而撰《文心雕龙》，时约三十三四岁，正与《序志》篇齿在逾立之文合。《文心》体大思精，必非仓促而成，缔构草稿，杀青写定，如用三四年之功，则成书适在和帝之世、沈约贵盛时也。”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亦力主成书于齐末说。他又引郝懿行说：“按刘氏此书，盖成于萧齐之季，东昏之年。故其论文，盛夸当代，而不与铨评。著述之体，自其宜也。”杨明照称：“所言虽不如刘毓崧之文翔实确切，然亦不中不远矣。余如《明诗》《通变》《指瑕》《才略》四篇，所评皆至宋代而止，于齐世作者则未涉，亦其旁证。唯自《隋志》以下著录皆署曰梁，盖以其所终之世题之，此本古籍题署之常，无足怪者。”他又作《〈文心雕龙·时序〉“皇齐”解》(《文学遗产》1981年4期)，针对有些学者根据梁代萧子显著《南齐书》亦用“皇齐”二字称萧齐来推翻齐末成书说，并提出异议：萧子显是齐室成员，他用此二字亦在情理之中，而“刘勰既非宗室，也不是齐的世臣，入梁始得厕身仕途，这时著书还要尊称已被萧衍推翻了齐为‘皇齐’，试问有何必要?而且当文人动辄得咎之世，又值残暴猜忌之君萧衍，恐怕刘勰也不敢吧?”他又列举《南齐书·明帝纪》建武元年十月即位诏“皇齐受终建极”、《王慈传》上表“启皇齐之孝则”、王俭《褚渊碑文》“择皇齐之令典”、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皇齐把符于后”及《齐竟陵王题佛光文》“以皇齐之四年”等证据，认为这些“都是齐代君臣对当时王朝例行的尊称”。“自齐入梁的刘勰在其著作中对齐的称呼前后是不同的。他在齐末撰写《文心雕龙》时称齐为‘皇齐’，是对当时王朝例行的尊称。入梁以后，天监十六年左右撰写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叙述齐代事迹时，则只称为齐(文中凡两见)，并未冠有‘皇’(或‘大’)字，而于梁则称为‘大梁’(文中凡两见)，同样是对当时王朝例行的尊称。同一齐代也，刘勰称呼上的前后差异，正是写作年代不同的显著标志，也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学者的考辨，论据是充分的。《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说，虽不能说是定论，但若没有更有力的证据，一时是难以推翻的。不过对于“齐末”的理解也有异议。刘毓崧认为是指和帝时，这是根据《梁书·刘勰传》中“约时贵盛”一句来立论的，因为在东昏时沈约还未“贵盛”。牟通《〈时序篇〉末段发微》(《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也认为“今圣历方兴”是指和帝登位，“海岳降神”是歌颂萧衍等佐命大臣，从而进一步论定《时序》篇作于齐和帝中兴年间。对这些解说，陈思苓《〈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补证》(《文学评论丛刊》第30辑)提出异议，认为《文心》当成书于东昏侯即位初期。因为东昏初期，政治清明，重视典礼。《时序》中“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与“经礼典章，跨周烁汉”云云都可以“与东昏初即位史实相应”。再说沈约，在东昏朝他虽非齐明帝托孤的“六贵”之一，但齐明帝的托孤遗诏却是尚书令徐孝嗣使沈约撰定的，可见他在东昏时代地位确实相当重要。东昏初，他“迁左卫将军，寻加通直散骑常侍”。从《沈隐侯集》中可以看出，沈约在东昏时，政治上受到相当的重视，为朝廷撰制诏书，迄永元二年十月。萧懿被东昏所杀以后，沈约集中再没有为东昏撰写的诏书。根据这些材料推断，“刘勰成书以永元元年春最近情实”。总之，《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尽管具体理解有细微差异，但成于齐末说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被视为定谳。
不过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清代阮元《四六丛话后序》：“孝穆振采于江南，子山迁声于河北，昭明勒选，六代范此规模，彦和著书，千古传此科律。”骆鸿凯《文选学·纂集》：“《雕龙》论文之言，又若为《文选》印证。”又引清代李义钧《缙山书院文话》：“舍人为昭明所爱接，崇尚文艺，故有《雕龙》之作。”这些论述，似都把《文心雕龙》与《文选》联系起来，以为作于同时，这当然不妥。因《文选》成于梁代中期，而《文心雕龙》则必成于沈约逝世之天监十二年之前，这是毫无疑义的。如果仅以上述诸说证明《文心雕龙》成书于梁代，当然不会使人信服。但是近来，施助、广信、叶晨晖、夏志厚、周绍恒等人先后撰文，用很多材料论证了《文心雕龙》成书于梁初。他们的观点应当给予重视。施助、广信的《关于〈文心雕龙〉的著述和成书年代的探讨》发表在《文学评论丛刊》第3辑上，主要论据是：第一，从史籍的记载来看，《隋书·经籍志》小注曰“梁兼东宫通事舍人刘勰撰”，未注“亡”字，说明《文心雕龙》在隋唐时代正在流传，而流传的版本也必定是题“梁刘勰”，而不是题“齐刘勰”。否则，《隋志》便不会这样著录。第二，从刘勰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著书条件等方面来看，刘勰在齐末正于定林寺整理佛经，在此之际撰著《文心雕龙》是不合情理的。若在“起家奉朝请”之后，刘勰在崇尚佛教，但又不得不借助于儒教的梁王朝的官邸里，踏上仕途之后，弘化历来被统治阶级视为正统的儒教，则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再说当时的社会环境也需要这样一部“商榷古今”的集大成之作。萧统在天监五年“始出居东宫”，“讨论篇籍”的风气极盛，客观上需要总结。当时刘勰已做了为萧统掌管奏章和参谒一类的近侍官，来到了藏书3万卷、名才并集的东宫。也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和著书条件，才使刘勰有可能写出包罗群籍、详辨文体、笼罩群言、针砭时弊的《文心雕龙》来;而在此前的定林寺，不仅地点偏，且藏书也不会很多。第三，再从《文心雕龙》中“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这段话来看，皇齐确实是对齐王朝的美称。但是，齐梁王室同族，齐梁文学并盛。诸如沈约、江淹、何逊等著名文学家都横跨齐、梁二世，刘勰历经齐世，其给予称颂是可以理解的。再说，“皇”字也未必只能冠于当代。屈原《离骚》开篇：“帝高阳之苗裔分，朕皇考曰伯庸。”皇考是对先父的美称。梁武帝大同十一年诏“皇王在昔，泽风未远”。皇王是说黄帝时代的事。可见只一“皇”字并不能说明问题。根据以上三方面论证，作者得出结论：“《文心雕龙》的著述和成书年代不早于梁天监五年，不晚于天监十二年，是可以肯定的。其间着手著述于昭明太子出居东宫的天监五年，或者说刘勰兼任东宫通事舍人的时候可能性最大。”此文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秀川《关于〈文心雕龙〉著述和成书年代》、牟通《〈时序篇〉末段发微》(并见《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杨明照《〈文心雕龙·时序〉“皇齐”解》、韩玉生《〈文心雕龙〉究竟成书于什么年代》(《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5辑)、王楚玉《〈文心雕龙〉成于梁初说商兑》(《重庆师院学报》1981年2期)等文针对施助、广信文章提出的论据逐一驳难，仍维持成书于齐末的说法。
叶晨晖的系列论文《〈文心雕龙〉成书的时代问题》(《山西大学学报》1979年3期)《〈文心雕龙·时序〉“海岳降神”句试释》(《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5辑)《〈时序篇〉末段齐帝庙号蠡测》(同上书第7辑)等仍对齐末说提出挑战：第一，“海岳降神”句，黄叔琳、范文澜、杨明照等无注，牟世金引《诗经》“唯岳降神”以为指天降辅佐的贤臣。叶晨晖据《典论·自叙》、鲍照《河清颂》等文，认为“海岳”非“唯岳”，而是魏晋后出现的一个词汇，是指青州、徐州地区而言的。齐、梁皇室的祖籍即徐州东海郡所属之兰陵县。因此，“海岳降神”的神，很可能即指齐梁开国君主，因为前文已有“皇齐驭宝”说到萧道成，故此句当指萧衍，这是《文心雕龙》作于梁武帝代齐后的佐证。第二，《时序》中“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这里所说的“太祖、高祖、文帝、中宗”何指，历来争执不一。范文澜注以为“太祖”指萧道成，“高祖”当是“世祖”之误，指萧赜，文帝指萧长懋，中宗，不详。“案明帝号高宗，岂‘中’为‘高’之误欤”?这就是说，最后一位论及齐明帝，故主张齐末说者以为成书于明帝死后之东昏侯与齐和帝之永元、中兴年间。叶晨晖则以为“太祖”与“高祖”实际并指萧道成，赞美他文武全才。“文帝”与“中宗”并指萧长懋。这两个人，“都是一句称其庙号，一句称其帝号，两两成对亦有可能”。这样，作于齐末说的基地便不存在了。第三，至于“皇齐驭宝”中“皇齐”二字，是主张齐末说的关键证据。但成于梁代的《南齐书·高帝纪》中“史臣曰”一段有“皇齐所以集太命也”之句，史臣是作者萧子显自称，时为梁代吏部尚书，而《南齐书》之撰又曾经过奏请批准，具有官方色彩。萧子显身为梁代大臣却用“皇齐”来称呼前代，我们当然不能仅据此二字就将成书于梁代的《南齐书》定为齐代的著作。对《文心雕龙》亦应作如是观。为什么时已梁代还要尊称齐代?这可能是萧衍为了争取齐代皇族支持拥护梁政权采取的一种策略。齐梁皇室同姓同宗，所以萧衍屡曰“情同一家”。又说革代是“为卿兄弟报仇”，推许“齐业之初，是甘苦同尝”。为了表示梁代对齐代的尊崇，从而争取齐代贵族的支持，允许在著作中称齐为“皇齐”也并不难于理解。第四，如果上述诸论可以成立，那么《时序》一篇相反到成为说明《文心雕龙》成书于梁代的最重要佐证。当刘勰叙述齐代“中宗以上哲兴运”后，接以“今圣历方兴，文思见被”云云，以往改朝换代都要改历，改历也就成为改朝换代的另一说法。如《梁书·武帝纪》载武帝受禅后告天的辞里就有“齐氏以历运斯既，否终则亨，钦若不应，以命于衍”句，禅让礼毕后诏书有“齐代以代终有征，历数云改”云云，可见，《时序》中说的“圣历方兴”应当是指改历而言，同一朝代内的新皇帝登基嗣位是不应该这样说的。
嗣后，夏志厚《〈文心雕龙〉成书年代与刘勰思想渊源新考》(《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1辑)又从作于梁代的沈约《郊居赋》中发现该文称齐王齐代为“龙颜”、“皇邑”，从而说明《文心雕龙》作于梁代初年，称齐为“皇齐”不足为怪。作于齐末说反倒可怪，因为在乱世，刘勰不可能“突然萌生弃佛入世的想念，匆匆忙忙地负书干约”。更重要的证据还在于，《时序》中有“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范文澜注引《易上系》“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后曰：“大易，疑当做大衍。”刘勰何以改“大衍”为“大易”?夏文考《文心雕龙》中提到的名衍的学人共三人，即先秦邹衍、东汉冯衍、晋代王衍，无一例外，刘勰都避免使用“衍”字。这说明，《时序》中改“大衍”为“大易”，这“绝不是刘勰一时大意的偶然疏忽，而是故意避‘衍’就‘易’的”，“很明显，这是在避梁武帝萧衍的讳。这就足以证明，《文心雕龙》必成书于梁，如果成书齐末，即令当时萧衍已位居梁公、梁王，也决无如此小心翼翼地为之避讳的可能”。《梁书》本传载其“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萧宏三年进号中军将军，六年夏迁骠骑将军，因此刘勰被引为记室，当在三年后六年前，由此断知“《文心雕龙》成书肯定在天监六年萧宏去中军职务前无疑”。为证实这一结论，夏文又从刘勰的著书动机、立论原则和撰述内容这三个方面予以阐释。就著书动机而言，这在《序志》《程器》等篇中表露得最为明显，那就是为求闻达。天监初年，萧衍屡下诏书以延揽天下才士，这正与急欲入仕求宦的刘勰的心情不谋而合，无疑为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绝好的机会。刘勰在依傍佛门十余年之后，突然抛出一部杂采诸家而以儒道为其正宗的洋洋巨著，如果联系天监三四年间梁武帝发动的一场复兴儒学运动的时代背景，如开馆立学、宣传五经以力图扭转“儒教论歇”的局面，那么，这个长期令学术界感到困惑的疑问便不难得到解释了。由此而断定，其立论原则也必然以儒学为宗，“即尊圣贤、崇经典、斥浮荡、倡变革，条条都可以在梁初的实际政务中找到他们的思想根源。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它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刘勰是在梁初时流的襄挟下撰写《文心雕龙》的”。至于他为什么选择论文的途径入手，亦可以从现实背景中找到原因：“由于梁初已立五经馆，置五经博士，且广增生员，招揽寒门俊生，在论说经典的领域内必定竞争者甚众。这就使刘勰不得不转求他途。所谓‘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其实有它另外一深意在内。这不仅是比‘马郑诸儒’等历史人物而言，也是因现实状况而发的感慨。加以萧衍爱好文学，广招文士，文学地位又一次大为提高，这就决定了刘勰以儒道为宗，而由论文入手来博取声誉的举动。”
此外，周绍恒《〈文心雕龙〉成书年代新证》(《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在上述诸说基础上又补充两点新证，用以说明成书于梁代：第一，《文心雕龙》几次称齐代为“近代”，如《指瑕》：“宋来才英，未之或解，旧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辞人，率多猜忌。”这里依次承举“晋末”、“宋来”、“近代”，说明“近代”是指齐。“刘勰只有在梁代写《文心雕龙》才会称齐代为近代。所以阮氏父子认为《总术》篇‘今之常言’是指‘梁时恒言’，是很有道理的”。第二，《文心雕龙》成书于《宋书》之后，因为“刘勰在写《文心雕龙》之前是看过沈约《宋书》100卷的，其根据是《文心雕龙》的某些观点、表达方法等，很明显是借鉴了沈约《宋书》的”。而《宋书》最后写定并传世是在梁代，作者举出四证：一是《宋书·自序》明载永明六年仅成本纪、列传等，“所撰诸志，须成续上”，说明当时未完;二是《乐志》中“后人衍其声”的“衍”字改作“演”，邹衍改作邹羡，是避梁武帝讳;三是《乐志》中“《鞞舞》，即今之《鞞扇舞》也”。今即指梁。《乐府诗集》卷五三：“《古今乐录》曰：鞞舞，梁谓之《鞞扇舞》。”四是《宋略总论》：“齐兴后数十年，宋之新史，既行于世也。”此指沈约《宋书》在齐兴数十年后行世。数十年，至少在20年以上。齐共23年，可见《宋书》在梁代才最后写定并行于世的。至于《南齐书·陆厥传》所载厥与沈约书，说明陆厥只看到列传，因为他是王晏少傅主簿，有机会看到沈约上奏的70卷本纪列传。《文心雕龙》既成于《宋书》写定并传世之后，则必成于梁代无疑。至于具体时间断限，周文推测说：“如果刘勰从‘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到撰成《文心雕龙》50篇，最少也要二三年时间的话，那么《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最早也只能是梁天监三年(504)。又据《梁书·刘勰传》，书成后刘勰欲取定于沈约，因此《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当是在刘勰出任中军临川王宏记室的天监三年至沈约卒的天监十二年闰三月，即公元504至513年3月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