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二]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二·十四]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十三·二十三]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十五·二十二]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十六·一]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鉴赏〕 和而不同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思想。《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说，君子(相处)和谐却不苟同，小人则反是，只是苟同却不和谐。“和”与“同”，这是两种对立的处世原则和行为品德，由此而形成两种不同的“关系状态”，即“和而不同”，“同而不和”。很显然，孔子是提倡“和”而反对“同”的。我们要深解其义，不能孤立地就“和”论“和”，也不能就“同”论“同”，而是要将两者对应起来，考察“和同之辨”，这样才能明白“和”、“同”之意，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要弄清楚孔子为什么要尚“和”而去“同”，提倡“和而不同”，又怎样才能实现“和而不同”。为此，就必须考察“和同之辨”的由来。
“和同之辨”或曰“和同之异”是先秦思想史上的一对重要范畴和一个重要论题。在孔子之前明确论及“和同之辨”的史实就有两起。一是在西周末年。周幽王专制昏庸，排斥异己而只亲近阿谀奉承之人。太史史伯从哲学的高度称这种行为是“去和而取同”，认为周“殆于必弊者也”。这是因为“去和而取同”违反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客观规律。接着他解释说：“以它平它之谓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就是不同事物的协调、平衡、相辅相成，达到多样性的和谐统一，正因为如此，事物才能生生不已，世界才有万物并茂。“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就叫“和实生物”；“同”则反是，务求“专同”而排斥其他，否定事物的多样性，这样，犹如“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就不能产生更多的、新的事物，这就叫“同则不继”。周幽王“去和而取同”，搞专制主义，“欲无弊，得乎？”(见《国语·郑语》)
又一史实是在史伯以后的二百多年，齐相晏婴与齐侯关于“和同之异”的一段对话。齐侯问晏婴：“唯据(嬖臣梁丘据)与我和夫？”晏婴说，据与公只是“同”，“焉得为和”！齐侯又问：“和与同异乎？”晏婴回答道：“和”如烹饪，厨师把各种调料恰当地配置调和起来，这样才能烹出美味的菜肴，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君通过听取臣的不同意见，或确立或否定自己的意见，这就叫君臣之“和”，“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而今据与公的关系则相反，“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这是“同”而不是“和”，“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明确表示对“同”这种君臣关系的否定(见《左传·昭公二十年》)。
由上述史实可见，“和”、“同”作为一对哲学范畴，“和”是对不同事物之间协调、平衡、相辅相成关系的概括，也就是指事物多样性的和谐统一。“同”则是对事物多样性的否定，即所谓“绝对的同一”。十分可贵的是，古代哲人从客观辩证法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和”、“同”的本质，这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并据此应用于社会政治、伦理关系，对君臣政治关系和人际伦理关系的“和”、“同”现象进行价值评价，提倡“取和而去同”，反对“去和而取同”。这就是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及尚“和”去“同”价值取向的历史背景及理论根据。就是说，“和而不同”的提出，是对“和同之辩”思想史的总结和概括，并将“取和而去同”作为一种伦理原则运用于一般的人际关系，提倡“周而不比”，反对“比而不周”(《为政》)，强调“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认为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团结，反对为了私利而相互勾结，搞党同伐异。引申开来就是要心胸开阔、宽容大度、平等待人、谦虚平和、倾听不同的意见，切不可盛气凌人、唯我独尊、排斥和打击持不同意见的人、搞专制主义。更不可做“乡愿”那样的人。孔子最厌恶“乡愿”，称之是“德之贼”。这种人——如孟子所说——言行不一，是非不分，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阉然而媚于世也者”(《孟子·尽心下》)，貌似“和”而实为“同”。
孔子还把“和”与“礼”统一起来，进而将“和而不同”提升为一种理想的社会伦理结构，即所谓“有序和谐”，成就了“和”以及“礼”的重大发展。
孔子关于“和”与“礼”统一的思想，见于学生有子的一段论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明确地把“和”与“礼”结合起来。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孔子所尊奉的“礼”是“周礼”，其基本特征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即所谓“礼别异”。“礼”的作用在于“节之”，节制各等级身份及其行为，使行为符合礼的规定，既不“过”，也不“不及”，即所谓“中节”，从而使各个不同的等级各安其位，和谐相处——“和而不同”，社会关系达到有序和谐，这就是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这里，也体现了孔子的“中庸”思想。
可见，孔子关于“和而不同”的思想，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之精髓，包含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