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坐在黑暗中的人

◆ 马克·吐温

在美利坚合众国，圣诞节将在一个充满了希望、理想与欢乐的民族头上散布它的曙光。这种情形，也正是满足与幸福的表现。在某些地方也许会出现的那种爱吹毛求疵、爱发牢骚的人，一定找不到多少人来听他发表议论。大多数人一定会奇怪他有什么毛病，并且置之不理。

——纽约《论坛报》，漫谈圣诞节前夕。

下面的一段引自纽约《太阳报》：

这篇文章的目的，并非要描写那以政治为名在某些最出名的纽约东部贫民区造成的种种可怕的反人类的罪行。这些事情是在口头上都无法描写的，更不用说形诸笔墨了。但是，笔者的用意是要让新世界的这个美丽的都市的多少有点粗心大意的大多数公民，对于这座城市人烟最稠密，大家也最生疏的那个区域里，男人、女人和小孩子所受的蹂躏与摧残可以有一个概念。对于那些怀疑不信的人——或是打抱不平的人——我们还可以提出人名、日期与地点。这篇报道仅仅是根据记录与观察所作的事实陈述，写的时候绝无信口雌黄之处，也丝毫未加文饰。

假如读者们能够，请你们发挥一下想象力。纽约城某一区域完全被一个人所统治，未得他的准许，合法与不合法的生意买卖全部无法经营；在那地方，不合法的生意买卖受鼓励，合法的生意买卖倒受阻碍；在那地方，夏天夜里体面的居民们把门窗紧闭，坐在那热到一百度，能够闷死人的屋子里，却绝不到他们本来可以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的地方，到他们家里的门廊里，去等着从外面吹来一丝微风；在那地方，裸体的女人夜里在街上跳舞，失去了男人资格的男人，为了做警察不但不禁止，而且还加以鼓励的“生意”，象老鹰似的在黑暗中到处徘徊；在那地方，婴孩所受的教育从卖淫的知识开始，小女孩子所受的训练，也正是傅莱妮的艺术；在那地方，在美国家庭中养大的幽娴窈窕的美国姑娘，被从纽约州北部，马萨诸塞州、康涅狄克州和新泽西州的小市镇运来，实际上被当作囚犯，就如锁在铁窗后面一般，一直到变得完全不象女人模样；在那地方，小小的男孩子有人教他们给窑子里的女人拉客；在那地方，有个有组织的青年人团体，他们的惟一人生大事，就是把年轻的女孩子勾引坏了，然后再把她们送入娼寮；在那地方，得了大人的病的小孩子是医院和药房的主顾；在那地方，凶杀、奸淫、抢劫、偷窃之不受惩罚，已经成为必然，而不是一个例外——简言之，种种最可怕的罪恶所构成的红利，就是那班政客所得到的赚头。

圣诞节前夕的纽约《太阳报》上，登着下面这段来自中国的新闻。

在华外国教会美国委员会的可尊敬的艾明特先生，日前曾到各处去索取义和团造成的损失的赔款，如今已经旅行回来了。不论到何处，他都强迫中国人出钱。他说，所有他的本地基督教徒所受的损失，如今都已经获得了赔偿。他所管理的本地基督教徒原有700名，其中被杀害者有300名。他已经为每一位被害者索取赔款300两，并且强迫中国人对基督教徒所有被毁坏的财产都给予充分的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之十三倍的罚款。这样获得的钱，都将用于传播福音。

艾明特先生声称，比起天主教徒所获得的数目来，他所收集的赔款并不算太多，因为天主教徒是除了金钱以外还要求以人头抵人头。他们为每一位被害的天主教徒收集了赔款500两。在任邱地方，有680位天主教徒被杀害，因此，在华的欧洲天主教徒就要求750，000串钱和680颗人头。

在某次谈话中间，艾明特先生曾提起传道师们对中国人的态度。他说：

“我断然否认传道师们是睚眦必报的，他们并非多一半都曾经到处劫掠，或是自从被围攻以来曾经做出过任何不是环境所要求的事情的。我要批评批评美国人。美国人的软弱的手及不上德国人的披着铁甲的拳头。跟中国人打交道而用软弱的手段，难免被中国人利用。

“法国政府将退还法国兵所劫掠的物品的声明，此间人士觉得极其可笑。法国兵与德国兵比起来，更是把劫掠当作家常便饭的人。事实上，信仰天主教的文明人，打着法国国旗，带着新式枪械，今天正在劫掠直隶省的村庄。”

天缘凑巧，所有这些好消息都是我们在圣诞节前夕得到的——恰好让我们可以带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好好地过圣诞节。我们的精神腾跃起来，我们还发现自己可以甚至于开开玩笑：银两我赢，人头你输。

我们的可尊敬的艾明特先生倒真是最适当不过的人选。我们所要求于我们在华的传道师的，不仅是得在他们的行为与人格方面代表我们的宗教的慈悲与温和，善良与仁爱，而且还得代表美国精神。最老的美国人就是波尼人，马凯勒姆的历史书里说：

一个白种义和团员杀死一个波尼人并且毁坏他的财产的时候，别的波尼人绝不会费尽心思，单去把他找出来，他们是要把所遇见的任何白人都杀死的；不但如此，他们还要让某一个白人村庄把死者的全部金钱价值，连同着被毁坏的财产的全部金钱价值，付给死者的后嗣；此外，他们还要让那个村庄出相当于那笔财产的价值的十三倍的赔款，作为传播波尼教的基金，因为他们认为，在使人心软化并赋以人性方面，波尼教是在一切别的宗教之上。他们的意见是，叫无辜的人替有罪的人受罚，也无非足很公道很正当的事情，而且，叫九十九个无辜的人遭殃，也胜于叫一个有罪的漏网。

那些敢作敢为的天主教徒既不但为每一位失去了的皈依者赚到了大钱，而且还达到了“以人头抵人头”的目的，那也就无怪我们的艾明特牧师要瞧着眼红了。但是他应当这样想一想来安慰自己：他们所勒索的金钱，是全部入自己的腰包的，他呢，没他们那么自私自利，只拿一颗人头三百两的赔款来孝敬自己，而将那个对被毁坏的财产赔十三倍的庞大数目全部拿来宣传福音。他的宽洪大量，已经获得了本国人民的赞许，而且还一定可以落个纪念碑呢。得到了这些报酬，就让他安分知足吧。我们全都因为他毅然替那些跟他一同传道的人辩护而重视他，加在那些人身上的那些夸张失实的罪名，本来已经让我们心里难受，没想他所提出的证据倒居然把它大大地减轻，让我们如今寻思起来心里可以没有任何明显的痛苦了，因为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即便在被围攻以前，传道师们也并不是“多一半”都在外面到处劫掠，“自从被围攻以来”，除非是受了“环境”的逼迫，他们的一举一功更是非常漂亮。我正在筹划那个纪念碑呢。捐款可以送交美国委员会，纪念碑的图样可以送给敝人。图样必须象征出一赔十三的寓意，以及勒索赔款的用意；图样中必须把680颗人头安排成装饰品，并且把它排列得足以产生一种赏心悦目的效果，因为那班天主教徒把事情办得很妙，颇有资格让人在这个纪念碑上向他们表示敬意。合适的格言也请大家来建议，假如发现了什么真能一语中的，让人觉得很满意的话。

艾明特先生，为了清算别人的罪行，从贫穷的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赔款，因此就让他们自己、他们的女人和他们的无辜的小孩子都势必慢慢地饿死，就为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并不能让我心里忐忑不安；虽说他的言行，总合起来看，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神明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毫无疑问，真是在这个时代或任何其它时代的历史中都无比无俦的。不过，我知道，一个俗人要是做出了那种事情并且用那种语言来替自己辩护，好坏可就该让我浑身乱颤了。再不然，要是我自己做出了那种事情并且说出了那种话——可是，这个想法就是荒唐透顶的，尽管某些不完全了解我的人认为我这人多么不敬天地。有时候，身居圣职的牧师倒偏要亵渎神明。这样一来，俗人可就没资格参加竞赛了；他是毫无胜算的。

艾明特先生已经很诚然地劝我们相信传道师们并不是“睚毗必报”的了。我们就以他们永远不会睚眦必报为祷，希望他们永远保持着那种几乎带点病态的又公正又温和的脾气，让他们的弟兄与拥护者可以永远象今天这么心满意足吧。

下面这段文章引自圣诞节前夕的纽约《论坛报》。这是该报特派到日本东京的记者的通讯。这种口吻听起来好像有点儿奇怪，并且有点儿厚皮厚脸，可是日本人还只是一个半开化的民族呢。一旦完全开化，他们就不会这么胡说八道了：

传道问题，当然是在这场讨论中占主要位置的。如今大家都认为最重要的是，西方列强必须认识到，这里的一般人都有这么一种感想：强大的西方组织对东方国家的宗教侵略，就等于海盗的侵袭，不但应当加以反对，而且还应当采取严厉的手段加以镇压。这里的人所感觉到的是，传道的组织使和平的国际关系时时刻刻都受到威胁。

我们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我们还是继续把我们的文明赐予那些坐在黑暗中的民族呢，还是让那些可怜的东西歇息一会儿为妙？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老年间的、高调大嗓儿的、一秉虔诚的作风勇往直前地干下去，让新世纪也卷进这场把戏，还是先平心静气，坐下来想一想呢？为了谨慎起见，是不是最好把我们的文明工具凑到一块儿，瞧瞧我们手上还有多少存货，还有多少玻璃珠和神学，多少机关枪和赞美歌集，多少贸易荷兰酒和进步开明的火炬（这火炬是有专利权的可以随机应变的东西，有时候，还可以用来焚烧村庄呢），并且把账结清，算出一个赢亏来，好让我们可以很聪明地决定还是把买卖做下去，还是把财产出手，用变价所得来开始一个新的文明计划呢？

把文明之福推广到我们的坐在黑暗中的兄弟，总的来看，向来都是个很赚钱的好买卖；要是经心在意地来经营，还可以再挤点油水呢——可是，据我的见解，并不会多到让我们犯得上冒大风险。坐在黑暗中的人，已经变得太稀少了——太稀少，也太象惊弓之鸟了。而且，如今剩下来的那点黑暗，其实也只是一种不见得怎么样的东西，对于我们的把戏来说，已经不够黑暗了。那些坐在黑暗中的人，多一半都已经由我们供给了太多的光明，已多得对他们未见有益，对我们也无利可图了。我们已经太不聪明了。

文明之福托辣斯，用聪明谨慎的手段来经营，是一个聚宝盆。比起世界上的人所玩的任何别的把戏来，这里面都有更多的钱，更多的领土，更多的宗主权，和更多的别种利益。但是，近年来基督教界把这种把戏玩得很不高明，据我的意见，结果必将吃亏。它太急于把在赌台上出现的每一个赌注都给赢来，因此就难‘免被那坐在黑暗中的人注意到——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而且还开始露出恐慌的神气。他们对文明之福已经怀疑起来了。不但如此，他们已经开始仔细琢磨它了。这可不妙。文明之福是无可訾议的，而且还是一项很好的商业资产；在一种朦胧的光线中，也不会有比这更好的了。在明暗正合适的光线中，再隔着相当的距离，把那些货物搁在有点儿瞧不清楚的地方，结果就向坐在黑暗中的先生们供给了这么一批可喜可爱的陈列品：

爱，法律与秩序，

正义，自由，

温和，平等，

基督教，正大光明的手段，

保护弱者，慈悲，

节制，教育，

……等等。

你瞧。这好不好？先生，这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呢。这能让任何地方的任何坐在黑暗中的傻瓜都来归顺你。可是，要是掺糠兑水，那可就不行了。我们还是以强调这一点为宜。这种货色显然是专为出口的。显然是。私底下说句心腹话，这可绝不是那一路的货。私底下说句心腹话，这也就是外面的一层包皮，花哨，好看，迷人，摆出了我们留给本国人享受的文明的特别花样，藏在那里面的，才是那位坐在黑暗中的主顾用鲜血、眼泪、土地与自由来换的那个实在东西。那个实在东西倒的确是文明，可是只是为了出口的。这两种货色有什么不一样吗？在某些地方，倒是有点儿不一样。

我们全都知道，我们的生意买卖已经渐渐地要垮了。原因也并不难找。这是因为我们的麦金利先生，还有英国的张伯伦先生，还有德国皇帝，还有俄国沙皇和法国人，把那个实在东西运输出口的时候把外面的那层包皮落下了。这对这种把戏是很不利的。这证明这些才学乍练的人对这种把戏还不够熟悉呢。

这些失着也太奇怪太笨拙了，让人在一旁观察着是心里很难受的。张伯伦从那么不充分那么荒唐的材料中制造出一场战争简直让那坐包厢的观众感到悲伤，坐顶层楼座的哈哈大笑，他还苦苦地要劝自己相信，这并非纯粹是私自去打家劫舍，而是可以说是不定在什么地方有那么个很模糊很渺茫的可尊敬之点的——只要他能找着那个地方；而且，慢慢地，在拖着英国国旗在淤泥中跑了一趟之后，他还可以把它再刷洗于净，让它重新在那高高的苍穹之下闪闪发光，就象一千年来它始终是在那里闪闪发光，为世人所尊敬，一直到他用他那不忠实的手把它抓住的时候那样。这是很不高明的手段——太不高明了。因为这拆穿了西洋镜，让那些坐在黑暗中的人瞧见了好坏实在东西，于是他们就说：“怎么着！基督教徒跟基督教徒作对？而且还只是为了钱？”难道说这就是个慷慨、宽容、仁爱、温和、慈悲、保护弱者的例子，这种很奇怪的、过于耀武扬威的一只大象突然袭击一窝田鼠的举动，所借的因由，还就是那些田鼠曾经傲慢无礼对它吱吱地叫了一声——象张伯伦先生所说那样，做出了一种“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政府能够把它轻轻放过，不想报仇雪恨的举动？”对一个重大的事件这都并没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借口，难道说对一件小事情这就是个好借口吗？——因为新近俄国就曾经冲撞了那只大象三回，可是还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并没受丝毫惩罚。难道说这就是文明与进步吗？难道说这比咱们原来有的东西强吗？这种掳掠烧杀，在特兰斯瓦尔地区制造荒原的行为——难道说这就算是对我们的黑暗的情况有所改善了吗？莫不是所谓文明也许会有两种——一种留给本国人享受，一种供给异教徒市场吗？

于是那些坐在黑暗中的人心里就狐疑不安，并且摇起头来；再一看从一个英国兵士细述自己的功绩的信里摘出来的这一段，他们心里可就又得狐疑不安了：

我们猛冲到那座小山上和那些濠沟里，于是波耳人就明白自己已经是囊中之物了；所以他们就丢下他们的枪，双膝跪倒，举起了两手，交叉着十指，求我们格外开恩。我们也果然对他们格外开恩——用的是那把长调羹。

这把长调羹原来就是刺刀。请看当时伦敦的《鲁意德周刊》，就在那一期上面，还就在那一栏里——那个周刊就包含着一些完全不自觉的讽刺，用惊骇与愤激的口气来责备波耳人的残暴不仁！

其次，让咱们受重大的损害的是，德国皇帝还没把它学会就玩起这种把戏来。他在山东的一次暴动里丧失了两位传道师，在他的账单上，他居然敲起竹杠来。中国得为每一个传道师出十万元的赔款，割让面积十二英里，居民数百万，价值两千万元的土地，而且还得立一个纪念碑，盖一座基督教堂，其实呢，没这些贵重的纪念物，中国人民也是准保不会忘记那班传道师的。这都是很不高明的手段。很不高明，因为这是绝不会，绝不能骗过那些坐在黑暗中的人的，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什么时候。他知道这是敲竹杠。他知道一位传道师也跟任何别的人一样；他的价值也就相当于填补他的空缺所需要的代价，绝不会比这更高。他是有用处的，可是一位医生也有用处，一位警官也有用处，一位编辑也有用处；可是一位公正的皇帝绝不会为这种人大开其战时的黑市价格的。一位勤恳，聪明，可是无名的传道师，和一位勤恳，聪明，可是无名的乡下编辑，都是很有价值的，这我们也都知道；可是他们的价值并不就跟大地相等。我们很重视这样的一位编辑，我们眼睁睁地瞧着他没了心里也很难受；可是，他没了的时候，要是让人家用十二英里的土地、一所教堂、和一笔巨款来赔偿损失，那我们可就要认为太过分了。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他是个中国编辑，得赔偿损失的是我们的话。对一位编辑或是一位传道师，这个数目是并不相宜的；在店里搁旧了的国王，还用不了这些钱就可以买来呢。这是德国皇帝方面的很不高明的手段。诚然，这让他得到了这笔财产，可是这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中国的受低毁的爱国志士义和团员的愤怒的起义。对德国，对进步与文明之福的其他传播者，所造成的结果都是很劳民伤财的。

德国皇帝所要求的赔偿已经照付了，可是这是很不高明的手段，因为这对中国的坐在黑暗中的人绝不会不产生一种很坏的影响。他们要仔细琢磨这个事件了，并且很可能要说：“文明是很优雅很美丽的，因为它向来就有这种名声；可是我们要得起文明吗？有些有钱的中国人，说不定他倒许要得起文明；可是这个捐税不是向他们征收的；这是向山东农民征收的；得出这笔巨款的是山东农民，而他们的工钱才四分钱一天。这种文明是比我们的强，比我们的神圣、高尚、伟大吗？这不是贪得无厌吗？这不是勒索钱财吗？难道说德国会为了两个传道师跟美国要二十万元的赔款，并且在她面前摇晃那披着铁甲的拳头，并且派遣军舰，派遣军队，并且说：‘快去占领价值两千万元的十二英里的土地，算是额外赔款；再让那些农民给那些传道师立一个纪念碑，并且盖一座极奢华的基督教教堂来纪念他们，’难道德国会这样吗？难道说在这以后德国会再对她的兵士们说：‘在美国要长驱直入，并且肆行杀戮，绝不开活命之恩；让德国人的脸在那儿就跟匈奴人的脸当初在我们这儿那样，变成一种千年的恐怖；在那个伟大的共和国要长驱直入，并且杀，杀，杀，在它的心腹之地给我们的受触犯的宗教开辟出一条道路来，’难道说德国会这样吗？难道说德国会对美国，对英国，对法国，对俄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吗？还是摹仿那大象突然袭击田鼠的举动，光对中国，光对那软弱无能的人们这样呢？我们是不是最好别投资于这种文明呢？这种文明因为拿破仑拿走了威尼斯的铜马就管他叫海盗，可是倒把我们的古代天文仪器从我们的城墙上偷走，并且象普通的土匪那样到处劫掠。而且这种文明还袭击那些被它吓得魂飞魄散的村庄，每天都打海底电报把结果报告给国内的喜气洋洋的报刊：‘中国方面的损失是，被杀死了450人，我们这方面的是，军官一名和兵士二名受伤。明天将再去惩治邻近的那个村庄，根据报告，该地已有屠杀之事发生。’我们要得起文明吗？”

而且慢慢地美国也来了，咱们那位玩把戏的能手，偏偏把它玩得很不高明——就跟张伯伦先生当初在南非洲一样。这种行为是一种错误；而且，在一位当初在古巴把它玩得那么巧妙的能手，这还是一个完全让人想不到的错误。在古巴，他玩的是那老一套的美国把戏，而且还很得手，让别人没法儿赢他。那位能手瞧着古巴深思地说：“这是一个受压迫的，没有朋友的小小的民族，情愿为自由而战斗；我们俩搭伙，并且拿七千万同情者的力量与合众国全国的资源作赌注：来吧！”要想让他摊牌，只有全欧洲联合起来才行；可是欧洲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联合不起来的。在古巴，他完全是遵从我们的伟大传统，让我们为他很得意，为他这种手段在欧洲大陆所引起的极端不满也很得意。为一种高尚的灵感所鼓动，他有意无意地抛出那句鼓舞人心的话；用武力来并吞将构成“侵略的罪行”；就凭他所发出的这个呼声，他也就算是又放了“全世界都听得见的一枪。”除了他的某一件行为以外，他的任何行为也不会比这句很漂亮的话在人心中留下更长久的记忆——而那件行为就是，不出十二个月，他就忘了这句话，而且跟着也就忘了这句话所包含的光荣的福音。

因为，不多一时，菲律宾的引诱就来了。这种引诱是很有力量的；太有力量了，因此就让他犯了那个很糟心的错误；他玩起那个欧洲把戏，那个张伯伦的把戏来了。他所犯的那个错误，那个惟一的让人痛心的错误，那个无法挽回的错误，是件很可惜的事情，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这正是应当再玩那个美国把戏的地点与时间也用不着出什么代价。不但如此，而且还可以赢来很丰富的彩头呢；又丰富，——又永久，简直是不可毁坏的；简直是可以永远传给美国国旗的追随者的一笔财产。不是土地，不是金钱，不是统治权——不是这个，而是比这种废物价值要高许多倍的东西：我们所享受到的，是眼瞧着一个人人都是久受折磨与迫害的奴隶的民族靠我们的力量而一旦解放；找们的后代儿孙所享受到的，这是件万古留芳的功业的宝贵的记忆。这场把戏我们是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的。要是按照美国规则来玩，杜威就该一歼灭西班牙舰队就坐船离开马尼拉——可是得先在岸土立个标志，保证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不会受菲律宾人的损害，并且还警告列强，要是干涉那些被解放了的爱国志上的行动，就难免被认为是对合众国有敌意的行为。即便是为了什么不仁不义的事情，欧洲列强也是联合不起来的，立那么一个标志，才绝不会受到谁的干涉呢。

杜威本来可以到别处去办他的事情，留下那胜任愉快的菲律宾军队，让他把那个人数有限的西班牙驻军饿得不能不撤回本国，并且让菲律宾公民建立他们所喜欢的那种政府，并且按照菲律宾人对公道与正义的观念来处置那些托钵僧和他们的来路不明的财产——这些观念后来经过考验，证明是跟在欧洲或美洲流行的无论哪一种都一样高尚的。

没想我们倒玩起张伯伦的把戏来，并且失去了给我们的好历史再添上一个古巴和一件光荣的事迹的机会。

我们越检查这个错误，就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这对我们的生意买卖是要有坏影响的。那个坐在黑暗中的人八成儿准得说：“这可有点儿太稀奇啦——太稀奇，很难解释。美国必是有两个：一个解放那当俘虏的人，一个把以前当俘虏的人新获得的自由从他手里抢走，并且毫无根据就找碴儿跟他打架；然后再杀死他，并且夺去他的土地。”

事实上，那个坐在黑暗中的人也果然就说这一类的话；为了我们的生意买卖，我们必须劝他用另一种比较健康的眼光来看这个菲律宾问题。我们必须替他安排他的意见。我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因为张伯伦先生就曾经包办英国对南非洲问题的意见，并且把事情办得非常巧妙，非常成功。他把事实——一部分事实——摆出来，并且告诉那些轻信的人这些事实的意义是什么。他用统计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而且这也的确是个好方法。。他用的这个公式：“二乘二等于十四，九减二还剩三十五。”数目字是很有效力的；数目字是会说服那出类拔萃的人的。

你瞧，我的计划比张伯伦先生的还要大胆，虽说显然是抄他的旧文章。让我们比张伯伦先生再坦白一点儿；让我们用大无畏的精神把全部事实都摆出来，哪样儿也别躲避，然后再按照张伯伦先生的公式把它解释一番。这种有胆量的诚实的态度，一定会让那坐在黑暗中的人大吃一惊，并且眼花缭乱，还没能慢慢地恢复过来，没能把问题看清楚，就马上把我们的解释吞下去。让我们对他说：

“事情很简单。在五月一日，杜威把西班牙舰队歼灭了。这么一来，就把那个群岛留在它的正当的、合法的所有者菲律宾民族手里了。他们的军队人数有30000之多，要把那个人数有限的西班牙驻军打跑或是饿跑，是很胜任愉快的；然后菲律宾人民就可以照自己的意思来组织一个政府。我们的传统要求杜威如今就把那个警告人的标志立起来，并且马上走开。可是那位玩把戏的能手碰巧想起的是另一个计划——那个欧洲人的计划。他按照这个计划行事。所用的手段是派遣一个军队——明着是来帮助本地的爱国志士，让他们的大胆争取独立的长期斗争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实际上可是为了夺取他们的土地，把它占为己有。也就是说，为了进步与文明的利益。这个计划逐步发展下去，而且也很令人满意。我们跟实心眼儿的菲律宾人成立了一个军事联盟，他们从陆地方面把马尼拉包围起来，靠他们的宝贵的帮助，这个驻有8000至10000人的西班牙军队的地方就被我们占领了——这是我们在当时绝不能独力完成的事情。我们所以得到他们的帮助是全靠——全靠心灵机巧。我们知道，他们是为独立而战斗，而且已经干了两年了。我们知道，他们以为我们也是为了他们那个有价值的事业而战斗——就象我们当初曾经帮助古巴人为古巴的独立而战斗那样——而我们还让他们继续这么想。一直到马尼拉已经为我们所有，我们可以用不着他们帮忙的时候为止。于是我们就把牌摊出来了。他们当然很诧异——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又诧异，又失望；又失望，又痛心。在他们看来，这好像是非美国的作风；不能表现美国的特点；不合我们的由来已久的传统。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只是当着众人玩那个美国把戏——背地里玩的把戏正是那欧洲人的。事情办得很干净利落，非常干净利落，结果可就让他们目瞪口呆了。他们不能了解这个，因为我们向来都是用那么亲善——甚至于还那么亲爱——的态度来对待那些脑筋简单的爱国志士！我们——不是别人，还就是我们自己——曾经把他们的领袖，他们的英雄，他们的希望，他们的华盛顿——阿基纳尔多——从亡命之地带回来；礼而宾之，让他坐着军舰，在美国国旗的神圣的保护下回到菲律宾；把他带回来，把他归还他的人民，为了这个，还得到了他们用很动人的滔滔不绝的语言所表示的感谢。是的，我们曾经对他们那么亲善，并且用那么些法子来鼓励他们！我们曾经借给他们枪炮和子弹；跟他们商议事情；跟他们尽宾主来往之礼；把我们的病号和伤号置于他们的仁爱的照料之下；把我们的西班牙囚徒交托给他们这些仁慈忠厚的人；跟他们并肩作战，去抵抗那个“共同的敌人”（这是我们自己的说法）；赞美他们的胆量，赞美他们的英勇，赞美他们的慈悲，赞美他们的高尚的、可尊敬的行为；借用他们的壕沟，借用本是他们从西班牙人手里夺过来的坚固阵地；对他们表示宠爱，对他们说瞎话——正式声明我们派遣海陆军来是为了让他们得到自由，并且推翻那个可恨的西班牙政府——愚弄他们，利用他们，一直到我们再也用不着他们的时候；然后再嘲笑那只已经被咂干了的桔子，把它一扔。它们保留着从他们手里骗过来的阵地，慢慢地，我们又把一支军队向前移动，跟那些爱国志士的阵地互相侵越——这是个很聪明的主意，因为我们需要纠纷，而这里一定会引起纠纷来的。有一个菲律宾兵士，正要从那片谁也没权利禁止他穿行的地上经过，就被我们的哨兵开枪打死。那些被惹恼的爱国志士，马上就用武力来表示他们的愤慨，因为阿基纳尔多当时正在别处，也没等请示他的意见。阿基纳尔多并不赞成这个；可是那也毫无用处。为了进步与文明的利益，我们所想要的东西正是那个群岛，而且还得没那些争取独立的爱国志士来碍手绊脚；因此，战争也就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抓住了我们的机会。这是把张伯伦先生的情形又重复了一遍——至少在动机和用意方面是这样；而且我们还把这个把戏玩得跟他自己一样巧妙。

我们向坐在黑暗中的人坦白地陈述事实，到了这地方，就应当把文明之福稍加吹嘘——为了变变口味，也为了让他可以神清气爽——然后再把我们的故事接着讲下去：

“我们和那些爱国志士既然已经占领马尼拉，西班牙对群岛的所有权与宗主权就算是完事大吉了——一笔勾销了——一律肃清了——再也没有留下这两种权的一点踪迹了。就在这时候，我们倒想出了个幽默透顶的主意，要把这两个幽灵从西班牙人手里买来！（对坐在黑暗中的人承认这个是毫无危险的，因为他和任何别的不疯不傻的人都绝不会相信）。花两千万元去买这两个鬼魂的时候，我们还跟人家约定了替人家照看托钵僧和他们所积累的财富。我觉得，我们还同意传播麻疯病和天花呢，不过关于这一点还有疑问。可是这是无关重要的事情；为托钵僧所苦的人才绝不怕别的病症呢。

“我们的条约既然被批准了，马尼拉既然被征服了，那两个鬼魂既然也弄到手了，我们也就再也用不着阿基纳尔多和群岛的所有者了。我们强迫人家跟我们作战，自从那时候起，我们也始终都在那些树林和沼泽之间搜寻美国的客人与联盟者。”

故事讲到这里，就不妨稍微夸一夸我们的武功和我们在战场上的英雄事迹，好让我们所做的事情看起来可以跟英国在南非洲所做的一样漂亮；但是我相信最好还是不要过分强调这一点。我们必须谨慎小心。当然，我们必须把那些战事电报念给那人听，为的是保持我们那种坦白的态度，但是我们可以给它们罩上一种幽默的气氛，那么一来，也就可以稍稍冲淡一下它们那种可怕的雄辩的力量，以及那种未免不大谨慎地表示出来的为杀人流血而喜跃欢呼的态度了。在对他念下面那些1900年11月18日的电报的大字标题以前，不妨私底下预先练习练习，好给它们适当地加上一种轻松愉快的味道：

“政府已厌倦长期拖延的战争！”

“对菲律宾叛徒真正的战争即将来临！”

“绝不刀下留情！”

“吉钦纳的计划已被采用！”

吉钦纳是知道怎样去对付那些为自己的家乡与自由而战斗的讨厌东西的，我们必须表示我们只是摹仿吉钦纳，完全不牵涉到民族利益的问题，只是想让自己被世界各民族所构成的那个大家庭所赞美，因为，在这个大家庭的威仪严肃的行列中，我们那位玩把戏的能手已经给我们买来了一个后排的位置。

当然，我们万不可大着胆子不去理会我们的麦克阿瑟将军的报告——哦，他们为什么要老把那些让人难为情的东西登出来呢？——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快快地带过去，人家听了怎么样，那就碰运气吧：

最近十个月，我们的损失是战死的268人，受伤的750人；菲律宾方面的损失是，战死的三千二百二十七人，受伤的694人。

我们必准备着把那个坐在黑暗中的人给抓住，因为他准得一听我们的这个口供就晕过去，嘴里还说：“我的老天爷！那些‘黑人’不杀害他们的受伤的敌人，美国人倒不放过一个！”

我们必须让他苏醒过来，并且好好地哄哄他，把他当个病人来看护，还劝他相信天意的安排胜于一切，吹毛求疵是于我们不相宜的。然而，为了让他知道我们只是学人家的榜样，并非开山祖师，我们还必须把一个当兵的美国小伙子从菲律宾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里的下面这一段念给他听——这封信是登在衣阿华州狄寇拉市的《舆论报》上的，所描写的正是一个光荣的战役的结束：

“我们绝不留一个活着的。有一个受了伤，我们就要用刺刀把他戳个透明。”

如今既然已经把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摆在那坐在黑暗中的人面前，我们就应当再让他苏醒过来，并且把这些事实解释一番。我们应当对他说：

“这些事实看起来好像很可疑，实际上可并不然。瞎话倒是说过不少；可都是为了一个好目的而说的。我们做过阴险毒辣的事情；不错，可只是为了让真正的善可以从表面上的邪恶中产生出来。诚然，我们压服了一个受了骗的、信任人的民族；我们曾经对信赖我们的软弱无力的人和没有朋友的人倒起戈来，我们剿灭了一个公正、聪明、治理得很好的共和国；我们从一个并没东西可卖的敌人手里买来了一个幻影；我们剥夺了一个实心眼儿的朋友的土地与自由；我们曾经请我们的清清白白的年轻人扛起一支名誉扫地的步枪，在一面向来都让土匪一见就胆战心寒，绝不会跟随前往的旗帜之下做土匪所做的事情；我们玷污了美国的荣誉，并且当着全世界的人把她的脸抹黑了；可是，每一桩事情都是为了那最好的目的而做的。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的每一个独立国的头脑，和那个国家的每一个立法团体——包括我们的国会和五十个州议会的百分之九十的议员，都不但是教会的成员，而且还是那文明之福托辣斯的成员。这个囊括全球的积累着无限经过训练的道德、高尚的原则与正义的宝库，绝做不出一件不正直的事情，不公道的事情，不大方的事情，不清白的事情。它是心里有准儿的。别让你自己心里不踏实；它是绝不会出毛病的！”

到这会儿一定可以把那人说得口服心服。你就瞧着吧。这一定可以让那个生意兴旺起来。不但如此，这还一定可以让那位玩把戏的能手被选举出来，去补咱们这个民族的三位一体的神明之中的那个空缺：世世代代，这三位神明都要坐在他们那高高的宝座上，就在人民的眼前，每一位都带着他们职务的标志：华盛顿的是，解放者的刀剑；林肯的是，奴隶的折断了的锁链；那位能手的也是这些锁链，不过已经重新修好了。

这一定可以给那个生意一个漂漂亮亮的新的开始。你就瞧着吧。

如今，一切事情都很顺利；一切事情都正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个群岛，我们也永远不会再放弃它。不但如此，我们还有种种理由可以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一下子摆脱我们的国会跟古巴订立的条约，并且给她个更好的东西来代替旧的条约。古巴是个很富饶的国家，我们已经有许多人都渐渐地明白这个条约是个软心肠的错误了。但是，要想做点有益处的重整旗鼓的工作，以便让我们振作起来，让我们觉得舒服，并且让那说闲话的人扫兴，如今——别耽误工夫——也正是最好的时候。我们有一桩瞒不了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暗地里，我们对我们的军服，已经有点儿不放心了。这是一个我们引以自豪的东西；这是跟荣誉发生过关系的；这是跟伟大与高尚的事迹很相熟的；我们爱它，我们尊敬它；所以如今它被派到那儿去干的事情就让我们心里不踏实。还有我们的国旗——又是一个我们引以自豪的东西，我们的最最引以自豪的东西！我们向来都那么崇拜它；在遥远的国土看见了它——在殊方异域出人意外地瞥见它正在空中招展，表示它对我们的欢迎和祝福——我们还曾经止住呼吸，摘下头上的帽子，因为想到他对我们的意义和它所代表的伟大理想，一时之间简直都说不出话来。说真的，对这些东西，我们必须想个什么办法才好；这也很容易办。我们不妨来个特别的——我们的各州就这么办：我们可以就要我们平时的那面国旗，可是得把那些白道儿染黑，把那些星星换成头盖骨和交叉的大腿骨。

而且我们也不需要派到那儿去的那个非军事的委员会。

既然没有什么权力，它就得给自己创造些权力，而这种工作并不是让随便哪个人做都可以有成效的；所需要的是一位专家我们倒不妨把克娄客先生派去。我们并不需要它所代表的是合众国，而需要它所代表的只是这场把戏。

靠了上面所建议的那些改良的办法，进步与文明在那个国家就可以突飞猛涨，那么一来，也就一定可以让那些坐在黑暗中的人上当，我们呢，也可以在老地方把生意买卖重新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