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战国末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出身于韩国贵族。他与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曾多次建议韩王变法图强，未被采纳。著《孤愤》、《五蠹》、《说难》等十余万言，传到秦国，秦始皇极为赞赏。后他出使秦国，不久为李斯、姚贾陷害，被迫自杀于狱中。他的著作，现存《韩非子》一书，是研究他的思想基本材料。

韩非以法家思想为基础，吸收道、儒、墨各家思想，主张严刑厚赏，强调“不务德而务法”，“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定法》)。认为制法应该“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难三》)，法的施行要“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他以法为核心建立法、术、势相结合的完备的法治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法家思想。在哲学上继承了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道者，万物之始”(《主道》)。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起源和本质，“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指出“道”是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理”则是具体事物运动的特殊规律，“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同上)。肯定宇宙万物是不断变化的，“道”、“理”也要随之而变化。他反对卜筮和占星的迷信鬼神思想，认为“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亡征》)就是说，迷信鬼神的活动，是亡国的表现。在发展观上，提出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是相反相成的。说“凡物不并盛，阴阳是也。”(《解老》)“时有虚满、事有利害，物有生死。”(《观行》)“阴阳”是我国古代一对哲学范畴，他用“阴阳”来表述事物的矛盾，认为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不并盛”)的，对立两个方面，有主有次，但又相互制约的。“虚满”、“利害”、“生死”都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在他看来，“天地不能常侈常费，而况于人乎?故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张，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解老》)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充满着矛盾，万物的盛衰，万事的弛张，国家的文武，官治的赏罚，都是相反相成的、相互联系的。同时还提出事物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他在解释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时指出，“福本生于祸”，“祸本生于福”，看到了祸转化为福，福转化为祸，并强调祸福转化的条件，说“入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同上)。认为福转化为祸，是由“骄心”“邪僻”产生的。还主张“不相容之事，不两也”(《五蠹》)。指出对立面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显学》)但他的矛盾思想也是不彻底的。在认识论上，还提出“参验”的认识方法，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臣》)要以“功用”的实际效果来验证言行活动，“所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六反》)“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显学》)在社会历史观上，反对“是古非今”，提出进化的历史观。说“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五蠹》)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把历史的发展变化分为“上古”、“中世”和“当今”三个阶段，“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同上)提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同上)意思是说，“圣人”不因循旧制度，不墨守成规，分析当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措施。在批判复古主义思想时指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同上)从理论上论证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这是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贡献。但他没有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为历史的演变、社会的治乱，都取决于君主，这是英雄史观。还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利害关系，“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外储说左上》)。实行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主张以武力统一天下，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他的思想奠定了秦王朝统一中国的理论基础，对中国历史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