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豕代耕》和《卖柑者言》是元末明初两位文学大家宋濂与刘基的名作，其在表现形式与主题思想上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位元末明初的作家不约而同地留下了这样的笔墨呢？
一、 异曲同工：不同文人笔下的惊人相似
这两篇寓言均从描写怪事入手，一为商於子牵豕耕地，一为卖柑者所藏之柑能“涉寒暑不溃”，奇人奇事，引人注目。鉴于此二人之所作所为均与常理相悖，故有“仗义执言”者出面“主持公道”。当“宁毋先生”与“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商於子“以豕代耕”和卖柑者“炫外以惑愚瞽”的做法时，二人的反应却令问者瞠目结舌——商於子“怒而弗应”，待宁毋先生引出《诗经》方才作答，卖柑者深谙世故的一“笑”更是让人胆战心惊。待到二人“辩解”完毕，整个故事已发生了彻底的反转：自以为清醒的人实则被蒙在鼓里，看似行为出格的人才是真正的醒世者。只不过对于污浊黑暗的社会现状，商於子采取了“楚狂人”式的抗辩，卖柑者则选择了更加符合其市民角色的做法——随从大流罢了。
明知“服田必以牛”，可为何商於子只能“以豕代耕”？文首已经做了解释——“家贫”，可进一步追问为何“商於子家贫无犊以耕”之时，宋濂的真正用心之处才跃然纸上：正是因为牧民者在选拔人才时“不以贤”才令“天下受祸”，而“无犊以耕”就是“天下受害”最为直接、最为具体的表现。天下“无犊以耕”者又何止商於子一人？天下人所受之祸又何止“无犊以耕”这一种？卖柑者所言同样令人警醒，“吾业是有年矣，吾赖是以食吾躯，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近乎直白的语气几乎每句话都包含着更深层次的意味：“吾业是有年矣”，从事欺诈行业“有年矣”，且今仍可从之，则世道浑浊亦“有年矣”；“吾赖是以食吾躯”，则普天之下有多少与他一样的平民百姓皆“赖”此种手段“食躯”；“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如此“为欺”之举在当时已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事实，在这样的社会中，欺人者完全不必内疚，被欺者亦不必争执、难过——恐怕被欺者转过头便成了欺人者，再去欺骗其他的人，正如卖柑者所言：“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在《卖柑者言》中，刘基将这善恶不辨、黑白颠倒的世道刻画得十分生动细致，但“卖柑者”并未就此住口，反而一发不可收拾，索性将一池墨水泼向整个官场：
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
在刘基笔下，看似“玉质而金色”的官场无非是另一个徒有其表实则腐烂透顶的“柑”而已。为何“欺”字得以大行其道？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机器上的每一个零件都已残损锈蚀。班固在《白虎通·三教》中说：“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柑者事小，国者事大，卖柑者不过骗人钱财，可为官者却会令“天下受害”。在这样一个“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社会里，那些庙堂之上佩虎符、坐皋比、峨大冠、拖长绅之人尚且“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又怎能去过分要求一个小小的卖柑者做到“名副其实”呢？
在结尾处，两则寓言同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宁毋先生回头和弟子们说的“是盖有激者也”里大抵含着几分秉持中庸之道的“古贤人”对“楚狂人”无可奈何的意味；《卖柑者言》中“予”的反应也不算激烈，只是“退而思其言”，以一句与“是盖有激者也”相仿的“岂其愤世疾邪者耶”做结。值得一提的是“予”的态度，方才还在厉声责难卖柑者“甚矣哉，为欺也”的“予”在听完卖柑者言之后竟变得“默默无以应”，这里的“无”并非有千言万语如鲠在喉，而是一种因对现实情状深感无可奈何而产生的无言以对的巨大悲凉。这是“予”的无奈，是刘基的无奈，更是包括刘基、宋濂在内的生活在元末明初时期所有有抱负、有良知的汉族文人的无奈。
二、 异口同辞：“仕”与“学”之间的共同选择
若论明初文学，宋濂与刘基是绕不过去的两个人物，二人生逢元末明初，“皆起東南，负重名”。《明史》赞曰：“学术醇深，文章古茂，同为一代宗工。”《以豕代耕》和《卖柑者言》两篇寓言言近旨远，通过“以小见大”之法，仅用寥寥数语便生动形象地勾勒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虽同样以文章扬名于世，宋、刘二人的文风却多有不同：宋濂素来以其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的散文作品为人称道，其早期寓言相对受关注较少；刘基则一向把“力主讽喻”的诗文理论奉为圭臬，在其作品中始终践行不渝。“基雄迈有奇气，而濂自命儒者”，《明史》对二人才气文风的概括可谓精当，这与他们各自的家庭环境、人生经历、个人性格有着密切关联。
刘基少时敏而多才，“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因其曾祖刘濠有“焚屋救人”的义举，其师郑复初曾言于其父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门矣。”“乐善好施，见义勇为”的家族基因影响和塑造了刘基的性格，“其气刚正”可谓对其至为允当之评断。元统元年（1333），二十三岁的刘基一举考中进士，不久正式踏入仕途。徐一夔在《郁离子序》中简要概括了刘基在这一时期的经历：
年二十，已登进士第，有志于尊主庇民。当是时，其君不以天下繁念虑，官不择人，例以常格处之，噤不能有为。已而南北绎骚，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阃方务治兵，辟公参赞，而公锐欲以功业自见，累建大议，皆匡时之长策。而当国者乐因循而悦苟且，抑而不行。公遂弃官去，屏居青田山中，发愤著书。
在仕元生涯中，为官“有廉直声”“有志于尊主庇民”的刘基成了官场的另类，虽“慨然有澄清之志”，却因“当国者乐因循而悦苟且，抑而不行”。数度起落之后，刘基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统治阶层有了清醒认识，最终对元朝政府失去了期待和信心，归隐家乡埋头著书，其寓言体散文集《郁离子》便完成于这一时期。功业未遂、壮志难酬，亲身经历国家逐渐没落、分崩离析，“雄迈有奇气”的刘基难免愤懑不已，其文笔之锐利辛辣，批评之透彻犀利自然可想而知：《千里马》讽刺了统治阶层对于人才的地域歧视；《有狸取鸡》则充分暴露了当时追名逐利、“至死弗肯舍”的社会风气；《狙公》一则更是充分揭露了“以术使民而无道揆”统治者的贪婪嘴脸。
与“亲力亲为”过元朝政府的“牧民者”、亲眼见识过污浊不堪官场的刘基不同，宋濂自幼生长在诗书礼乐之家，其五世祖以上一连七世都是巨儒，因而他“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从出生起，宋濂的生命便打上了儒家文化的底色，良好的家风对宋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至正九年（1349），元顺帝召宋濂做翰林编修，可曾经热衷于从政、数度参加科考的宋濂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表面来看，宋濂辞官就是为尽人子孝道，但实际上，其辞官之举却“别有幽怀”“另有打算”。以其辞官之后隐居龙门山时所作《龙门子凝道记》之题辞为证，此文开篇便言：“濂学道三十年，世不我知。不能见其一割之用。颠毛种种，而老将至矣！于是入小龙门山著书……藏之石室，百世之下。庶几有好之者。”透过这里的叙述，本因奉养父母而辞不应诏的宋濂竟成了因统治阶层识人不明而郁不得志的隐逸之士。宋濂在此处并非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纵观其《龙门子》一书，类似的抱怨几乎随处可见：“匹夫忧之”，“闲居而有忧色”，“学之积年，而莫有用之者”，“学而无用，忧愤不已”。非但所为之文，这一时期宋濂所作之诗也反复抒发着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南风一披拂，流光欲生辉。玩之百忧忘，浊醪聊自持。”“志士惜坠景，达人伤失波。宁不动灵襟，潸然下涕多。”
在抱怨的同时，宋濂亦无时无刻不在表达着自己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和对出仕的强烈渴望：“欲安斯民也”“非仕不可也”“人之生也，必以三代之士自期，必以三代之事自任。”一句“未有用我者尔，苟用我，我岂不能平治天下乎！”的强烈感叹和一句“我所愿学禹稷者也，我岂遂忘斯世哉？”的强烈反问更将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壮志雄心表达得淋漓尽致。显而易见，宋濂此般怀才不遇的情绪并非一时之忧悒，确为酝酿已久之情感的自然流露。本是自弃翰林编修于不顾而甘为“操觚兀坐”的山野闲人，偏偏又反复抱怨“世不我知”而不能见用于世，为何宋濂前后言行不一，故作自相矛盾之语呢？随游龙门山弟子的话或可释此疑惑：
先生志之所存，非小子所敢知。虽然，窃与闻焉：天下有道，出辅明君，以兴一王之，使三代礼乐，复见当今，先生志也。
此一段话看似是随游之人口中之语，实乃宋濂夫子自道之言。在有着“不仕不义”的儒家传统文化氛围里，“长往山林而不返”显然是不值得提倡的不得已之举，“出辅明君，以兴一王之，使三代礼乐，复见当今”才是包括宋濂在内的儒士们“心之所向”的最高价值追求，但这一价值追求有其得以实践的先决条件，即“天下有道”。换言之，在身为儒士的宋濂看来，只有在“天下有道”之时“出辅明君”，其普及礼乐教化的才能方有施展的可能性。可彼时的社会现实又如何呢？
呜呼，德泽弗加于时，欲垂空言以诏来世，古志士之深悲也。
虽然未曾出仕，但宋濂已经对当时的形势做出了判断——“德泽弗加于时”，故而其宁可辞官不就，放弃自己对现实的直接诉求、放弃自己念念不忘的礼乐教化，避世山中，“垂空言以诏来世”，亦决不肯做“双足见刖”的卞氏。在其隐居山林的十余年里，其著作《燕书》《龙门子凝道记》中多借助寓言这一形式来描绘末世景象、抒发愤世之语：《尊卢沙》讥讽了那些“大言无当”、贻误国事之人；《束氏狸狌》批判了那些“但饥辄嗥”、养尊处优的贵族官吏；《人虎说》中一句“呜呼！世之人虎，岂独民也哉！”更是向“独夫民贼”亮出了匕首！显而易见，辞官不就的宋濂在隐居山林之时并没能做到“心如止水”“独善其身”，儒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让他不得不在这腐朽衰败的社会里“以笔为枪”，一吐为快。
由此可见，无论是曾慨然出仕、最终愤而辞官的刘基也好，还是辟而不就、选择隐居山林的宋濂也罢，元朝末年，徘徊在儒家传统政治理想——“仕”与“学”两种典型之间的文人们最终在黑暗现实中形成了一种“进亦忧，退亦忧”的文人性格，“子何不以尤我者尤牧民者耶？”“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一句反问，一句感叹，语气不同，却共同揭示着元末社会民不聊生、秩序混乱的真实状态。
三、 异途同归：从文学创作走向政治实践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贫富分化、财政困难，民族矛盾日益紧张，寓言或许因羼杂了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而有夸大社会问题之嫌疑，但亲身所见所感则大可信以为真。《龙门子凝道記·悯世枢》中有这样一则记载：
龙门子出游大陵之阿，见遗胔焉，乌鸢群而啄之。龙门子泫然流涕曰：汝独非父母之子耶？先王之时鸟兽得以遂其生，胎不至夭，卵不至殡，况汝人耶。汉非先王时比也，亦杀人者死尔。汝以良民被俘而见戮，其果杀人也耶？何为使汝至于此极也！掩骼埋胔之令，孰行之？忍不为汝一凄恻耶？呜呼，汝独非父母之子耶？命从者掩之而还，愀然不乐者数日。
《采苓符》一篇更是对元朝末世有着几乎全景式的翔实描述：
今剑矟交横，白骨不葬，高如丘陵。一遇天阴，鬼夜哭相闻……宫室化为灰烬，生民流亡，伥伥无所依。以墟莽为楼馆，以橡芋为台垒，以崖广为床帏，以沼池为垒洗，以明月为灯烛，求生匄死，两无其谋。……田野荒芜，五谷不生。猫虥成行，白昼出郊，行人鲜少，腥风秽洒……
一言以蔽之，“斯民遑遑于涂炭之中”，此时的元朝已是一艘不堪颠簸的将沉之船。宋濂、刘基等文人名为避世山中，实乃伺机而动，“复不轻于自进，必待上之人致敬”矣。
公元1360年，“因李善长荐”，宋、刘二人与章溢、叶琛等人“并征至应天”，投入朱元璋麾下，刘基“佐军中谋议”，宋濂亦“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明初文坛的双子星最终得以汇聚。集萃天下英才的朱元璋脱颖而出，以风卷残云之威、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击溃其他起义势力。公元1368年8月，徐达、常遇春攻克北京，元顺帝仓皇北逃，国祚仅九十八年的元朝统治宣告结束。这煌煌功业的背后，少不了的是刘基等人的“运筹帷幄之中”。明开国之后，号称“文臣之首”的宋濂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为明初的礼制裁定、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刘基更是因其功勋卓著而被封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诚意伯。在职期间，宋、刘二人屡陈善策、直言进谏，其切实可行的提议多为朱元璋所采纳，为大明王朝如日方升奠下了坚实基础——彼时只能在寓言中抒发愤懑的“英雄们”终有用武之地。可以说，包括宋濂、刘基在内的文人集团为朱元璋的治国方略打上了“德治”的底色，为明初恢复社会生产、落实赋税劳役征收、整顿贪官污吏等一系列促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与他们早年对民间疾苦细致入微的体察密不可分。日后种种，都可以从他们早年的寓言中窥见一斑。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