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诗《饮马长城窟行》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 “便嫁莫留住!善侍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 “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 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诗的开首两句紧扣题目，直接从古题中翻出泉水过于寒冷，连马骨都被伤毁(人之被伤，自可想见)的意思来，可谓善用古题了。《乐府诗集》解题引 《广题》曰： “长城南有溪坂，上有土窟，窟中泉流，汉时将士征塞北，皆饮马此水也。”据此，“长城窟”为长城南溪坂上之泉眼，其地荒寒，泉水自亦极冷。饮马者为谁呢?寻绎诗意，以既指已往的“将士”，又指时下的服役者为好。往者已备尝艰辛痛苦了，后来者都难免同样的遭遇。诗歌首二句不仅是借古题引出主人公，并点明其身分，也有起兴的作用。它以一种绵亘于古今各代人之间的历史感唤起读者关于筑长城备胡、驻长城戍边、在长城一线服役的万千回忆，以战马、戍卒、饮骑、服役的鲜明形象，把积淀在北方民族心灵深处的那一项古老而又残酷的历史负担勾引出来，造成一种悲壮、荒寒、残酷和令人悲悯的气氛，为全诗悲剧性内容的展示提供了历史的和现实的背景，创造了情调凄苦的艺术境界。它使读者在未领略主要情节之前就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可以在最佳的感情状态下感知和理解全诗的故事。

从第三句起到篇末描叙了一个故事：修长城的戍卒向主管的官员请求退役，官吏不许。戍卒悲愤不已，眼见回归无望，难免边地作鬼，就写信给家乡的妻子要她速速改嫁。妻子不从，复信辩驳。丈夫再寄一信，重申原意，并说明委曲。妻子在第二封复信中剖白心迹，愿与丈夫同患难，不求“自全”。原诗第三句“往谓长城吏”的主语，当是下边的“太原卒”。“慎莫稽留”是千万不要阻留的意思，表现出戍卒对无休止的兵徭役负担再也不能忍受的心情。“官作”二句，“程”，可解作“课程”(如《汉书·景十三王传》“杵舂不中程辄掠”句，颜师古注“程”曰： “作之课也”)，萧涤非先生释： “课程”就是时限、期限。(见《汉魏六朝文学史》)这两句是长城吏叫戍卒赶快干活，不得怠慢。是拒绝太原卒请求，语气强横无情，豪无商量的余地。“男儿”两句是太原卒的诉说，是他不满情绪的发泄。“格斗”意为“击斗”，同今语之“战斗”，宁可痛痛快快战死，也不愿再筑长城了。“长城何连连”以下五句是作者的描叙，绵延数千里的长城何时才能修完?服役者何时才能回归?边城多有被驱逼出来的壮丁，内地的家室便多有寡居之妻，而服役者牺牲在外的也绝非少数。于是太原卒看透了自己不幸的结局，他给妻室写信叫她速速嫁人，再莫空等。他叮嘱妻子改适以后好好侍奉新翁父、新婆母，只要她不忘原夫就心满意足了。他的语言和心理是非常矛盾的：出妻并不想休弃，思妻却明告发妻嫁人; 说她无情弃绝他又依依不舍，说他情深他又不让妻子“留住”。这似乎不近人情，却又极富人情味;好像昏惑，却又十分理智。这畸形的生活、扭曲的感情完全是不幸的遭遇、残酷的现实逼出来的。它们迸溅着血泪，饱含着辛酸; 浸透了无可奈何的悲伤，也蕴蓄着对不公平人世的诅咒和控诉。妻子的复信来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气愤的斥责： “你讲得多少粗野不近情理，多么刺痛人心呀!”这一句言少意多，貌似申斥，实则相亲;看似无情，实则情深; 声似愤恨，实为酸嘶。一句即可传达出那位妻子气恼、怨恨又忠于丈夫的心情。同时见出她刚强而又明理的性格，表现了作者在语言提炼和材料剪裁两个方面的功力。“身在祸难中”以下是夫妻间另一轮信件里的对答。前六句是丈夫的解释，后四句则是妻子的誓言。戍卒说，他要妻子改嫁是由于自己不能幸免于难，不愿叫她苦守空等。他已把自己的命运和长城下万千具支撑累积的尸骸联系起来，预测到自己可悲的结局。大别之际，他把一条惨痛的人生教训告诉了妻子： 从今以后，她生了男儿，千万不要养育成人，因为男儿长大以后，不过是做修长城的牺牲和填沟壑的材料; 生了女儿，倒应该珍爱，她们虽然力弱，也不能撑持门户，但毕竟可以同亲人相守啊! 诗歌用极富有典型性的事例生动地表现了苦役负担的可怕，造成了不凡的艺术感染力量。妻子是善良而忠贞的，尽管她已饱尝了离别的痛苦，尽管夫死寡居的厄运已经紧紧攫住了她，给她的生活罩上更为昏黑恐怖的阴影，但她不肯与丈夫离异。既然“结发事君”，把命运和丈夫连在一起，她就宁肯忍受同“边地苦”连结的一切苦难，而不愿“自全”。这“自全”，既指不顾丈夫艰危辛苦的独乐，也指丈夫蒙难以后的苟存人世。显然，这位妻子是做好以死殉夫的准备。他们“字字血、声声泪”的往还书信，形象地反映了汉末乱世的民间疾苦，表现了军阀混战以及由此导致的胡人内迁、异族入侵酿成的社会灾难，具有颇为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

本诗有高古浑朴的风格。《诗人玉屑》讲风调，说“高古为难”，并引《李希声诗话》曰： “古人作诗，正以风调高古为主，虽意远语疏，皆为佳作。”论建安文学，则引《诗眼》曰： “建安诗，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律遒壮。”“意远语疏”，当是语不细密而情意深远。“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即具有说服力感染力，但词语并不华丽; 风格质直朴素却不显得俚俗鄙野。这些特点，《饮马长城窟行》都是具备的。例如太原卒妻给丈夫的第一封答书，诗歌仅出“今君出语一何鄙”七个字，虽仅短短一句，但万语千言尽在其中。

本诗另一特点是通篇以对答展示情节而无造作的痕迹。全篇二十八句，只有八句是作者的叙述。其余二十句，要么是太原卒与长城吏的对答，要么是太原卒与妻子信中的对答。诗的情节内容的展示，人物感情性格的表现，悲剧气氛的渲染，对人物不幸遭遇的隐隐同情等，主要靠对答语完成和显示。人物语言又一如口语，自然生动，毫无做作之态。作者的插叙语也朴实无华，只寥寥数句穿插于其间，非必需不着一字。此外没有抒情语，评议语，甚至没有提示语。思想态度完全流注在人物对答之中，确实较好地吸收和继承了汉代民间叙事体乐府诗的精髓。因而沈德潜称许道：“无问答之痕而神理井然，可与汉乐府竞爽矣。”(见《古诗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