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苗菁 【本书体例】

李元纲

李元纲，字国纪。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孝宗时的上庠生。著有《厚德录》。主要记载北宋朝野佚事，多以因果报应解释人的遭遇。有时也写神怪之事。

钱若水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数以胸臆决事不当，若水固争，不能得，辄曰：“当陪奉赎铜尔!”已而，果为朝廷及上司所驳，州官皆以赎论，知州愧谢。已而，复然。前后如此数矣。

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讼于州。州命录事参军鞫之。录事参军尝贷于富民，不获，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或为元谋，或从而加罪，皆应死。富人不胜榜楚，自诬服。具狱上，州官审覆无反异，皆以为得实。若水独疑之，留其狱，数日不决，录事诣若水厅事诟之：“若受富民钱，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谢曰：“今数人当死，岂可不少宿留，熟观其狱辞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屡趣之，不能，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狱者，密使人访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惊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于知州所。知州垂帘，引女奴父母问之曰：“汝今见汝女，识之乎?”对曰：“安有不识也?”因从帘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纵之。其人号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赐，则某族灭矣。”知州曰：“推官之赐，非我也。”其人趋诣若水厅事，若水闭门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与焉?”其人不得入，绕墙而哭。倾家资以饭僧，为若水祈富。

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数人，欲为之论奏其功，若水固辞曰：“若水但求狱事正，人不冤死耳。论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为若水功，当置录事于何地耶?”知州叹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录事诣若水，叩头愧谢。若水曰：“狱情难知，偶有过误，何谢也?”于是远近翕然称之。未几，太宗闻之，骤加进擢，自幕职半年中为知制诰，二年中为枢密副使。

(选自《厚德录》)

钱若水任同州推官时，同州知州性情急躁，几次凭主观臆想处理事情，很不符合实际，钱若水据理纠正，他不接受，钱若水总是说：“一定会用俸禄陪你交纳抵过的金钱的。”不多久，事情果然被朝廷和上司所驳斥，州里的官员都以交纳罚金论处，知州惭愧地向若水道歉。不久，知州还是照样如此。以前象这样的事情有好多次。

一次，一个富人家中的小女奴逃走，不知逃到那里，女奴的父母就告到州府中。知州就命录事参军审理这件事。录事参军曾经向这位富人借过钱，富人没借给他，他在审理中就断定富人父子几人共同杀死了女奴，然后将尸体抛到水里，所以就找不到尸体。他们中间有的是主谋，有的是帮凶，都应该处死。富人受不了拷打，自己冤屈地承认了。案子结束后，上报州官。州官复审，口供并没有相反或不一样的地方，大家都认为是确实的。钱若水却独自怀疑，将这个案子留下来，好几天没有判决，录事到若水办公的地方辱骂他说：“你是否接受了富人的钱财，想将他们从死罪中救出来?”若水笑着回答说：“现在这几个人一定该死的，难道不能稍微留几晚上，让我多瞧几遍他们交代的话吗?”将案子压了十天。知州几次催促他，他都不办，上下的人都对这事很奇怪。若水一天来见知州，他让人离去，对知州说：“我之所以要留下此案，是为了秘密派人寻找女奴。现在，已找到她了。”知州惊讶地说：“在哪里?”若水就秘密地将女奴送到知州那里。知州垂帘遮住女奴，将女奴的父母叫来，问他们说：“如果你们现在见到女儿，能认识她吗?”他们回答说：“怎么能不认识?”知州就让女奴从帘内出来，女奴的父母哭着说：“是我们的女儿。”知州就将富人父子带来，全都给他们除去刑具，无罪释放。富人父子哭着不肯离去，他们说：“假如不是您的恩赐，我们全家都完了。”知州说：“这是推官的恩赐，并不是我。”富人父子赶到若水办公的地方，若水闭门不见，并说：“这是知州自己寻求得到的，我那里参与了?”这些人进不去，就围绕着墙边走边哭。他们用尽家产来供养僧人，为若水求福。

知州因为若水曾为好几位冤死的人洗刷冤屈，想替他上奏请功。若水坚决地推辞，他说：“我只是为了让案情能够审理公正，人不被屈死罢了。请功求赏，这不是我的本心。而且，如果朝廷将此事看成是我的功劳，那么，将置录事参军于何种境地呢?”录事参军来见若水，惭愧地叩头致谢。若水说：“案情很难知晓，偶尔都会有过失和错误，有什么可感谢的?”于是，远近的人都对若水一致称颂。不久，宋太宗听到这事，对若水提拔得很快，半年中从幕僚的职位提升为知制诰，两年中提升为枢密副使。

本篇截取钱若水宦途生涯的一个侧面，显示出他断案公正、宽恕待人、坦荡无私的高尚品质，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封建时代“清官”的形象。

断狱公正，是对每个官吏的基本要求之一。但是，这却并不是每个官吏都能做到的。往往有两种情况，可使案情审理偏离公正，导致冤狱。一种是仅凭个人主观猜测、轻率判断的主观主义；一种是挟私报复、公报私仇的私欲主义。本篇就写了这两种类型人物，前者如知州，后者如录事参军。知州本来已“数以胸臆决事不当”而受到处分，自己也多次”愧谢”，但仍然是“已而复然”，在审理“女奴逃亡案”中不仅使录事参军诬陷得逞，而且在钱若水已有疑虑的情况下“屡趣之”，使案件几乎就成为冤狱。录事参军更因“贷于富民不获”，借机报复，故意置“富人全家”于死地，借助严刑拷打，迫使承认“共杀女奴”。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钱若水沉着冷静，在“皆以为得其实”的不利情况下，独留狱辞，置前有录事参军的诟骂，后有知州的“屡趣之”于不顾，坚持原则，毫不退让。同时，他又根据自己的判断，积极调查，终于找到了逃亡的女奴，使案情大白。将钱若水放在与知州及录事参军的对比中进行刻画，就更显得他这种实事求是、深思熟虑、细心求证办案方法的正确。

同时，钱若水又是宽恕待人的。虽然他不满意知州的主观武断，并屡次“固争”，但当案情大白，富人表示感谢时，他却将功劳归于知州：“知州自求得之，我何与焉。”录事参军是冤狱的直接制造者，并且还诟诬过他。但当知州“欲为之论奏其功”时，他坚决推辞，认为这会对录事参军不利。录事参军惭愧地叩头致谢，他却平静地说这只是偶有过失。因此，他这种宽恕待人的胸襟，赢得众人的交口称誉。

为什么钱若水能公正断狱、宽恕待人呢?作者最后通过他的言辞揭示了内在原因。他审理案件是为了“但求狱事正，人不冤死耳。”这是他唯一的目的，是他断狱的至高原则，正是在这种坦诚无私原则指引下，他对事不对人，并不想通过抬高自己，去贬低、压制别人；他并不想让人知恩图报，感恩戴德；他也不想借此邀功请赏，以此作为自己向上爬的台阶。通过钱若水的表白，使其所作所为被升华了。作为一个古人，他这种思想境界确实是高尚的，仍然值得后人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