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惺:蜀中名胜记序

钟惺

游蜀者，不必其入山水也。舟车所至，云烟朝暮，竹柏阴晴，凡高者皆可以为山，深者皆可以为水也。游蜀山水者，不必其山水之胜也。舟车所至，时有眺听，林泉众独，猿鸟悲愉，凡为山者皆可以高，为水者皆可以深也。一切高深，可以为山水，而山水反不能自为“胜”;一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水之胜反不能自为“名”。山水者，有待而“名胜”者也。曰“事”、曰“诗”、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而蜀为甚。吾友曹能始，仕蜀颇久，所著有《蜀中广记》，问其目：为《通释》、为《风俗》、为《方物》、为《著作》、为《仙释》、为《诗话》、为《画苑》、为《宦游》、为《边防》、为《名胜》诸种。予独爱其《名胜记》体例之奇。其书借郡邑为规，而纳山水其中;借山水为规，而纳事与诗文其中。择其柔嘉，撷其深秀，成一家言。林茂之，贫士也。好其书，刻之白门，予序焉。

譬之奕：郡邑，其局也;山水，局中之道也;事与诗文，道上子也。能始纵横取予，极穿插出没之变，则下子之人也。古今以文字为山水名胜者，非作则述。取能始之慧心，不难于作;其博识，亦不难于述。唯是以作者之才，为述者事;以述者之迹，寄作者之心。使古人事、词从吾心手，而事、词之出自古人者，其面目又不失焉。于是乎古人若不敢尽出其面目，以让能使，为述者地;能始有所不敢尽出其心手，以让古人，为著者地。理若相生，权实相驭，是为难耳。

要以吾与古人之精神，俱化为山水之精神，使山水与文字不作两事，好之者不作两人。入无所不取，取无所不得。则经纬开合，其中一往深心，真有出乎述作之外者矣。虽谓能始之记，以蜀名胜生，而仍以名胜乎蜀，可也。万历戊午嘉平月，景陵友弟钟惺撰。

《蜀中名胜记序》，这是钟惺为其朋友曹学佺(字能始)《蜀中名胜记》所作的序文。在序文中，钟惺对《蜀中名胜记》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书借郡邑为规，而纳山水其中;借山水为规，而纳事与诗文其中。择其柔嘉，撷其深秀，成一家言。”这个评价概括出了《蜀中名胜记》一书的特点，而这个特点是钟惺特别激赏的。

钟惺是到过四川的。在钟惺看来，四川的山水有极其独特的地方：一是表现为山高水深，“云烟朝暮，竹柏阴晴”，“林泉众独，猿鸟悲鸣”，游蜀中山水，不必寻求其胜，舟车所至，无处不有，所谓“凡为山者皆可以高，为水者皆可以深”。一句话，四川境内处处是山水，一进四川，便进入了欣赏山水的审美境界。作者认为，事、诗、文三者乃是“山水之眼”，山水若无其事可记，无诗、文以记，则为“无眼”之山水，不能彰明于天下，而在这方面，四川最为突出。既有名山胜水，又有人文构成的“山水之眼”。而最能体现这种自然与人文特征的，便是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它既“借郡邑为规，而纳山水其中”，又“借山水为规，而纳事与诗、文其中”，故而能自成一家之言。

钟惺所提出的以历史、传说、古迹、诗文为山水之眼的命题，是山水美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它说明人文景观、人的文学创作活动对自然景观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离开人文因素，空有山水景观不能成为理想的完美的景观。因为，山水作为自然景观，本身虽具有审美价值，然而这仅仅是自然美的表向。在青山绿水的自然美景中，如果再有事、诗、文的点缀，其自然景观便与人文景观共同构成了审美对象，人们在欣赏自然美的时候同时得到旅游文化的美感享受，从而进入一种丰富多彩的、涵融民族文化的审美境界。其次，山水之美属于自然美的范畴，美的自然须与审美主体即人类发生联系，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山水之中的事、诗、文，在某种意义说，已是自然的人化的结果，是经过艺术加工的美的自然，也就是说，这部分人文景观已进入艺术美的范畴了。黑格尔说：“艺术美高于自然”，马克思更认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山水胜地的事、诗、文，既是经人们的艺术创造所产生的艺术品，其鉴赏价值可以说高于山水本身。而这些艺术品大多出自具有鉴赏眼光的艺术家之手，并大多能从本质上去揭示此地或彼地山水的特点，刻划出山水之精神，点化出山水之“眼”。画龙贵在点睛，山水有了这些“眼”便有了灵魂，也就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不仅如此，甚至还可以指导人们去把握、欣赏山水之美，引起丰富的审美想象，使游览者入有所取，取有所得，更好地领略山水的神韵。总之，钟惺凭着其鉴赏经验，直觉地感悟到山水与名胜之间的某种联系，可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审美关系中的一些规律。

序文还谈到了撰写山水名胜著作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都与他的命题有关。这个命题不仅是钟惺总结四川山水特点的结晶，而且是一种普遍的规律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心理。今天风景区的保留文物、修整楼台亭阁，应该说也是这种审美心理的一种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