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沾益出宣威入东川·郑珍

出衙更似居衙苦，愁事堪当异事征。

逢树便停村便宿，与牛同寝豕同兴。

昨宵蚤会今宵蚤，前路蝇迎后路蝇。

任诩东坡渡东海，东川若到看公能。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郑珍往云南探望在平夷县当县令的舅父黎恂。五月，诗人自沾益至宣威，入东川。这首诗就是这一段艰苦旅程的写照。首二句定下了全诗的基调。虽然诗人言“苦”、言“愁”，但出行之艰难，与在衙门内忍受恶浊风气之苦，相比也并无不同。因此，此行对诗人来说，其实是以形体之苦换了精神之苦，并不曾增添什么，他也经受得起；明乎此，诗人把“愁事”当作奇异之事来记录，在下几句又以游戏之笔、诙谐之调写出行所遇，也就不足怪了。诗的第二、三联转入“异事”具体内容的叙述。诗人当时的行程正处在乌蒙山脉之中，“肩舆冷瘦寻村远”、“万山无主夕阳荒”正是指那山中的荒僻。而人在这种恶劣自然环境中的愁苦遭遇，经过诗人精心选取的几个横断面的叙述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逢树便停”从侧面写出了路上树木的罕见、骄阳的威猛，旅程的耗人体力，逢“村便宿”见村落的稀少，而人所获得的居住条件与牛猪无二，这些还不够，人还要受到跳蚤、苍蝇等的侵扰。这几个侧面的描述，看似取事细琐，叙述口吻冷静，实则于细琐、冷静中，极写了旅程的困苦。试想，一个人在那样灼热的天气、那样人烟稀少的山中旅行，他不得不丧失作为文明人的高雅姿态，被迫屈尊俯就到与动物一样生存的状态，与牛豕同兴寐，而且还要倍受跳蚤苍蝇等的骚扰，人而落到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该是多么困苦尴尬。难怪作者要怀疑，达观如苏轼，如果到了这样的环境，还能像被谪放到当时称为“蛮地”的海南时那样，高歌“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作达观潇洒状么？

全诗善于通过细节来表现出旅途的愁苦，用语平易朴实而又含蓄不落粗俗，体现了郑珍诗歌创作中的平易诗风。但是，全诗虽然平白如话，但蕴含却并非不丰富。其一，借描写人的行为遭遇以反映环境荒陋恶劣，“逢树”两句就是从住、行中充分再现了环境的特征。其二，在纯粹叙述动物的动作中，表现出人不堪其扰的苦状。“昨宵”两句，表面上看，是纯粹写跳蚤、苍蝇的“会”、“迎”，而实际上却隐含着被它们骚扰的诗人受苦状，且于无可奈何的愁苦中含有几分诙谐，取得了写俗物而不粗俗的效果。其三，就是诗人用议论衬托的笔法，烘托东川的险恶。诗的最后两句，以议论感慨作结，以怀疑苏轼如果到东川后是否仍像被流放到海南时那样放达洒脱，进一步渲染了东川之旅的险恶。本诗的重叠用词也颇可注目，第二联“便停”、“便宿”、“同寝”、“同兴”用字虽看似重复，但并不让人感到累赘多余，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很好地把游历过程的歇息、住宿等活动过程以及所遭受的困苦充分地叙述出来，第三联的“昨宵蚤”、“今宵蚤”、“前路蝇”、“后路蝇”，还从时间和空间上提示了诗人所受的侵扰无时无所不在。另外，首联叠用了“衙”、“事”，尾联连用三“东”字，也显然是诗人故意安排的，目的在使全诗有游戏文字之味，而诗能有此味，关键仍在首联基调已定，故虽通篇言苦，读来却觉有趣可玩。缪钺先生说过，“郑珍的诗不大用典故与辞采，多是白描，有时大量的用口语白话，但是都经过提炼熔铸，使人读起来，感觉到清峭遒劲，生动有力。”(《读郑珍的〈巢经巢诗〉》，载《光明日报》1960年3月13日)，这些评价是非常适合于这一首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