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的内容·金元骈文·金代骈文·金代中期骈文
从金世宗大定时期开始到金章宗明昌、泰和时期，金朝很少有战事，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尤其儒学颇盛于时，科举也走上正轨;文学创作也相对繁荣起来了。杨奂在评论此时的文学创作时指出：“金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学校自京师达于郡国，专事经术教育，故士大夫之学少华而多实。”(《还山遗稿》卷上)金人元好问也在《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中说：“大定已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这两个人的评论应该说比较切合于大定时期的文学创作实际。此期之文，尤其是骈文确实对金初一些作家追求工丽华美之风有所矫革，表现出追求雅正的趋向，为文少华而多实;但到金代中后期，即章宗明昌以后，特别是承安末年到大安、崇庆这一段时间，随着金代上层贵族阶层生活上的日益奢靡，文风反倒更为绮靡华丽了。所以金代中期的骈文总体上是雅正与华靡并存，前段以雅正为主，而后段则以华靡为主。
大定明昌时期雅正之风的代表人物首先应该说是世宗完颜雍，史称“小尧舜”，他以皇帝身份躬节俭、崇孝悌、倡导淳雅之风(见《金史·世宗纪》)在骈文创作上也一改金初崇尚华丽之习，出之以雅正。如其《答宋孝宗书》以达意为主，以实用为本。虽然文体是骈偶形式，以双行行文，但措词浑朴，雅有其质，总体风格上颇富雅正之态，是纯粹的经世之文。由于他的示范作用，大定期间的骈文出现尚雅求正的倾向，如李石之文不尚浮华，而是力求华实相扶，文质相宜，行文上也在骈偶之中融入散行文字，如其《加上世宗尊号第二表》主体部分讲究俪偶，也不乏整齐之态;但在词藻上则雅而不丽，典而不巧，大有雅正之风。同时在双行对句之中又适时地加进散行文字，以疏通文气，又使文章在雅正的同时兼有疏逸畅达之态。
李石之外，金代大定时期的骈文作者王寂、党怀英等人之作没有停留在一般化的雅正之态上，而是自铸其词，形成金代骈文的自家特色，真正形成华实相扶，文质并重，又充满北方文士特有的刚健清爽之气。
《四库提要·拙轩集提要》中说：“寂文清刻镵露，有戛戛独造之风，在大定、明昌间卓然不愧为作者。”“而文章体格亦足与《滹南》《滏水》相抗行。”总体上王寂之骈文以清雅朗畅为主要特征，有时虽很典丽工巧，但也因其以气命词，大都无晦涩靡丽之累。其《梦赐带笏上表称谢觉而思之得其五六因补其遗忘云》一文充溢着作者的身世之感，尤其是在官场倾轧、角斗之中的切身体验。内容充实，情见乎词，同时又颇重形式之美，对偶精工，藻采纷呈，又典雅富丽。虽然形式上十分精美，但却没有造成浮华繁缛之弊。原因一是前面所说的以情为文，一是作者注意到行文的腾挪变化，虽然通篇双行，无句不对，可是又加强了句式的长短变化，四字对，五字对，六字对，七字对，八字对;单句对，隔句对，自由灵活，卷舒开合，因此便形成清丽朗畅之风。
党怀英为诗为文都不囿于一家一派。元好问《中州集》小传又说党怀英“文似欧公，不为尖新奇险之语;诗似陶、谢，奄有魏晋”。赵秉文在《竹溪先生文集引》中所论与元好问大致相同，但更具体一些：“亡宋百余年间，惟欧阳公之文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使人读之者，亹亹不厌，盖非务奇之为尚，而其势不得不然之为尚也。故翰林学士承旨党公，天资既高，辅以博学。文章冲粹，如其为人。当明昌间，以高文大册，主盟一世。自公之未第时已以文名天下。然公自谓入馆阁后，接诸公游，始知为文法，以欧阳公之文为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欧阳公之文也。晚年五言古体，寄兴高妙，有陶谢之风，此又非可与夸多斗靡者道也。”党怀英之散体文确实似欧公处颇多，从容闲雅，纡徐委婉;骈文有时也带有这种特征，因事遣辞，以达意为本。但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即其文虽从容安雅，平和委备，不过词色并不像欧公文章那样素淡，总体上色泽要浓丽一些。他和欧公的相似点主要在于文气的纡徐委婉，而不在于词色的浓淡。就从一些应用文字来看，党怀英之作在词色上虽比其他人浅淡，但与欧公相比则要更浓一些。如其《请照公和尚开堂疏》在气态上从容不迫，平和安雅，确实有欧公骈文的闲逸之致，但词语上可以看出雕润之功，词色上也并不那么素淡，还是有些色泽的：“阳春白雪，久妙音;明月清风，独游胜境。”这样的词句岂是不雕润词采者所能为?
明昌及其以后华靡文风的代表首先是章宗皇帝本人。他在金代帝王中最以诗文著称，其作品的主体风格则是以绮丽为主，其诗中《聚骨扇》《软金杯》《宫中》都是绮靡之作。由于皇帝带头追求绮丽华靡，于是乎“朝野习尚，遂成风会”(《廿二史札记》)。他的骈体文自然也和他的其他文学作品一样，呈现出华靡之态。如他在即位之前写的《立原王为皇太孙表》，词采华茂，精雕细刻;在对偶、用典、藻饰等几方面都非常讲究。如“瑶牒宝章，奉徽仪而增惕;龙楼鸡戟，抚蕞质以奚胜”等句不仅对偶工致，而且词采也很精美。在遣词和行文上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华丽轻绮的风习。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当时的不少种文体都呈现出追求绮丽工致的倾向。如一位无名氏所作的《泰宁宫钟款》便染上这种习气，注重形式华美：“窃以将崇至道，敢忘神宇之修;欲振真风，须假鲸音之作。故鸠哲匠，用铸洪钟。縻金索以高悬，建宝楼而迭击。庶使群迷，闻至音而开觉;抑令滞魄，仗余韵以超升。伏愿集此善缘，仰增圣算。时和岁稔，国泰民安。普暨一切有情，莫不均蒙福利。”(《金石萃编》)看得出来，尽管百八十字，还是精雕细琢，务求其工，务求其巧，不但是非对不发，而且有语必丽，尚美倾向特别突出。相形之下，内容则显得不够充实。不止是当时的一些文士追慕这种风气，就连朝廷的应用文字也展示出这一趋向。如章宗明昌二年朝中发布的《孔元措袭封衍圣公诰》就是如此：“圣谟之大，仪范百王;德祚所传，垂光千祀。盖立道以经世，宜承家之有人。文宣王五十一代孙孔元措，秀阜衍祥，清洙流润;芝兰异禀，蔚为宗党之英;诗礼旧闻，蚤服父兄之训。语年虽妙，论德已成。肆疏世爵之封，仍焕章身之数。非独增华于尔族，固将振耀于斯文。勉嗣前修，用光新命。”看得出来，本文有明显的求丽求工的倾向，全以双行行文，无一句不对，雕润之迹甚明，确实表现出华靡的特征，给人一种文过其质的感觉。
其实，金代中期骈文这种雅正与华靡之风在各个时期还互有消长。大体上是前半期雅正之风较盛，而后半期则是绮丽之风较强，以至于在文坛上占有显要的位置，因此便引起一些文章家的反对，并且采取一些特殊的方式加以变革，以便使文风重归于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