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的主要思想内容

《吕氏春秋》的编著不是要创立一种独家理论体系，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它最直接的目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为即将统一中国的强秦提供一部系统的施政纲领和政治理论依据。

《汉书·艺文志》将之列入杂家类，其特点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可见杂家擅长“兼”“合”，也就是为了实现“王者之治”，不囿于一家一派，对各种思想学说进行融合、会通。《吕氏春秋·执一》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而“执一”的目的在于“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吕氏春秋·不二》）。反映在思想上，对当时的秦国来说就是以富国强兵、征服六国为目标，有选择地运用各个学派中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使其各自发挥最大的效能。因此，“《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艺文志》列之杂家，良有以也”。

吕不韦根据政治实践的需要，有计划、有组织地编著《吕氏春秋》，他自己解释说：“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吕氏春秋·序意》）其会通百家之学的主导思想是“法天地”，就是统治者在处理自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时，只有遵循天地之理，天地人三者才能各当其位，即所谓“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吕氏春秋·圜道》）百家学说都属于“私”的范围，需要根据天地之理对之进行融合、会通，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平其私”，形成一个综合的思想系统，为君主统治服务，就像“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吕氏春秋·用众》）。

在形式上，《吕氏春秋》“杂”而不乱，结构整齐。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大部分。《十二纪》以一年四季十二个月划分，即：孟春纪、仲春纪、季春纪、孟夏纪、仲夏纪、季夏纪、孟秋纪、仲秋纪、季秋纪、孟冬纪、仲冬纪、季冬纪，每一纪下有5篇文章；《八览》即：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每一览下有8篇文章（有始览缺篇）；《六论》即：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每一论下有6篇文章。加上《序意》1篇，对编著该书的宗旨进行概括，全书共有160篇。三大部分，与《序意》所说“上揆之天”“中审之人”“下验之地”相合，可见全书编纂经过精心设计。

从思想上看，在众多篇章中，《吕氏春秋》对先秦时期儒、道、墨、法、阴阳、名、农等各家学说主张进行消化吸收，写出了关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治国等方面的论说，许维遹先生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夫《吕览》之为书，网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杂家之管键也”（《吕氏春秋集释自序》）。

《吕氏春秋》吸收儒家仁政爱民的主张，将其改造为施行德治赢取民心的学说。“夫以德得民心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吕氏春秋·顺民》）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其倡导德治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只有以德治国才能长治久安。“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吕氏春秋·上德》）《吕氏春秋》高扬德治的同时，又提倡举“义兵”“诛暴君而振苦民”的思想，主张通过“义战”建立君主国家，推行王道。这就与当时秦国所面临的现实情况紧密联系了起来。

《吕氏春秋》还吸收了儒家的许多重要观点，例如：“凡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吕氏春秋·处方》）这是维护等级宗法的说辞。“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吕氏春秋·贵公》）这是推行王道，天下为公的观点。儒家尊师重教，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吕氏春秋·劝学》《尊师》等篇赞同这种观点。儒家还主张通过制礼作乐，施行教化，《吕氏春秋》中《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明理》等篇专门讨论音乐，说明乐的由来和作用、如何用音乐进行教化等。

道家思想在《吕氏春秋》整部书中占有极大的比重。该书“法天地”的主导思想直接来自《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论述。战国末期黄老道家学说的特点是：“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与“杂家”《吕氏春秋》“兼”“合”的特点相通。该书中《不二》《执一》强调“执一”（即执道）、“齐万”，就是主张会通各种学说以为王者所用。

当然，道家思想最大的作用是为全书提供深刻的哲学理论依据。“道”高深玄远，无形无名，被看作天地万物的根本：“一也齐至贵，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吕氏春秋·圜道》）“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由此推天道以明人事，“故一也者制令，两也者从听。先圣择两法一，是以知万物之情。”（《吕氏春秋·大乐》）这里所说“一”是道是君，“两”是万物是臣，臣下服从君主就像万物由道主宰一样。“道”是可以被认识的，人们应该根据“道”的自然本性来行动，这就是“贵因”，“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吕氏春秋·贵因》）“因”就是因时因势而行事，具体来说就是：“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不制于物……若此则能顺其天，意气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吕氏春秋·审分览》）这是吸收老子“道法自然”而发展出来的思想。

然而，《吕氏春秋》并没有照抄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而是又借鉴了法家的学说，接近于黄老之学。比如，它所论的“因”针对君主而言就是一种统治术。“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吕氏春秋·任数》）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这就要求君主不暴露自己的意图和欲望，把具体事务交给臣下处理，自己“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吕氏春秋·知度》），既防止臣下讨好和钻空子，又暗中考察其办事能力，辨别忠奸，形成“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吕氏春秋·君守》）的局面。

为了加强君主专制权力，使秦国富强，《吕氏春秋》采用了申不害一派法家的主张，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吕不韦当上秦国丞相的庄襄王元年（前249），“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史记·秦本纪》），这就宣告了周天子的灭亡。《吕氏春秋·谨听》说：“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秦国自孝公以来的历代君主，能随着时代发展而进行变法，就是“贤主”。吕不韦执政时，周天子已绝，代之而起的“贤主”“天子”是确有所指的，那就是秦王嬴政。

法家学说为君主集权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持，因而为历代秦王所尊奉。《吕氏春秋》吸取法家思想，但同时又用儒家的仁政学说对商鞅、韩非一派法家主张的“严罚厚赏”进行调和。认为“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故善教者，不以赏罚而教成”（《吕氏春秋·义赏》），“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吕氏春秋·用民》）。可见，《吕氏春秋》从满足统一的政治需要出发，对当时重要学派的思想都下过一番融合、会通的功夫。

《吕氏春秋》不仅吸收诸子学说为己所用，而且还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比如：针对教育问题，提出“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吕氏春秋·尊师》）；在看待生命时，提出“达乎生死之分”（《吕氏春秋·知分》）；关于养生，则提出“全天”（《吕氏春秋·本生》）、“节性”（《吕氏春秋·重己》），这些都表现了道家的思想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此外，《吕氏春秋》还保存了墨家、阴阳五行家、名家、兵家、农家等学派的思想资料，虽然有的地方有所抵牾，但这是众人编书不可避免的。

《吕氏春秋》整部书的结构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骨架建立起来的，《十二纪》每纪第一篇都取自《礼记·月令》，将自然事物和人事活动按照五行法则、依照四时运行的次序进行分类说明。而且《八览》首览首篇为《有始览》，《六论》首论首篇为《开春论》。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编纂《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是阴阳五行学说。但无论说该书有儒家倾向，还是说以道家思想为主导，或者以阴阳五行家思想为主导，都不能掩盖其编纂时明显的政治意图以及编写过程中融合会通各个学派的特点。这表明，中国思想文化史发展到战国末期这个大动荡时期，不同学派之间互相吸收与互相融合的趋势逐渐明显，思想的综合与统一代替了百家争鸣、创立新学派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