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学概念·诗品无异人品

古代诗学概念。意谓诗即人格的体现，学古人诗当首先求其性情神气。语出杨维桢《赵氏诗录序》：“评诗之品无异人品也，人有面目骨體(骼)，有情性神气，诗之好丑高下亦然。”杨维桢认为《三百篇》、汉魏以至李杜诗，“其情性不野，神气不群，故其骨骼不庳，面目不鄙，而齐、梁、晚唐、季宋之诗，其面目日鄙，骨骼日庳，其情性神气可知已”。杨维桢论诗有明显的复古倾向，他倡导师古，然又不满意于当时某些人专效古之文辞体格，于是提出“诗品无异人品”的观点，强调汉魏盛唐诗体格高乃其人格高之故，因此学古人诗首先当学古之情性神气，“古者人有士君子之行，其学诚也尚已，故其出言如云水出文、草木出华实也。后之人执笔呻吟、模朱拟白以为诗，尚为有诗也哉? 故摹拟愈偪，而去古愈远”。其门人吴复就此加以解释道：“君子(指杨维桢)论诗先性情而后体格，老杜以五言为律体、七言为古风，而论者谓有《三百篇》之馀旨，盖以性情而得之也。”(《铁崖先生古乐府序》)以诗品与人品相比拟的观点由来已久，《吕氏春秋·音初》云：“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扬子法言·问神》云：“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白居易《读张籍乐府》云：“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这些观点显然对杨维桢“诗品无异人品”之说有影响。但是杨维桢论诗“先性情而后体格”，并非不重视体格，既然“诗品无异人品”，诗格高是人格高的体现，那么诗品、诗格还是非常重要的，学古人诗便不可不学其高古之体格。故他于《赵氏诗录序》又写道：“骨骼未得而谓得其情性，妄矣;情性未得而谓得其神气，益妄矣。”可见杨维桢是诗品与人品的统一论者，既求人品、人格之高，又求诗品、诗格之高，颇有辩证艺术因素，而与理学家重道轻文，认为有德者必有言的观点有别。